论诗人余光中的母性回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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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诗歌的乡土意识余光中对“母亲”的热爱与地域文化的冲突凝结为作品之魂,热衷于“对脚下这块土地历史”进行追寻。
一、初识乡土余光中自从把自己的笔伸回海峡对面的大陆之后所创作的许多留恋故土的乡愁诗,才是他赢得盛名的主要基础,其诗歌风格的变化可以说也是整个台湾诗坛50多年来风格走向的一个缩影。
读者对他的认识和解读,也多从其乡愁诗开始。
乡愁诗已经成为余光中通往世界华人心中的一枚“邮票”,其中他对“土地”的记忆与“地图”的书写秉承了中国传统依恋故土的诗歌艺术表现。
余光中的诗歌以土地记忆为内核,以地理意象的乡愁式咏叹来实现对土地记忆的地理归依,从而对抗现有地理秩序与空间的区域矛盾,这也是诗人寻求历史与文化认同的主要通道。
他的诗作解构了正在进行的时间,让历史叙事陌生化;也解构了原有的地理秩序,让地名排列陌生化;更解构了自我的意识形态,让身份认同陌生化。
通过色彩斑斓的诗歌写作,我们可以感知那种内在的乡土意识上的两难处境,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与身份的迷失,并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
二、内化的乡土意识核心所谓土地,指的就是一群人居住的地方。
这群人久居一地,使得人们依托于环境的特性而发展出乡土意识,从而具有人的“现代性”的意义并塑造出共同的生活经验,这块土地从此变得不可替代。
余光中曾自己写道:“走出那一块大大陆,走破几双浪子的鞋子,异乡异国,走来走去,绕多少空空洞洞的圈子?再回头,那一块大大陆可记得从前那小小孩”。
对诗人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休养生息之所,更是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不可缺失的特质,具有心理治疗的超凡能力土地也与社会相互建构,相互依存,并互为因果,就如同今天在城市的上空在家家户户阳台花盆里生长、开放的花花草草。
那花盆可以说就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与表征,人们总想拽住一些生命中本能的东西。
人对土地的本能眷恋与现代城市的水泥森林产生激烈冲突,时刻进行着一种乡土意识突围的表演。
而对大多数华人而言,共通的生活经验与传统文化,依据原始的地理景观而形成,落地生根,这就必然有一个彼此认同的核心,那就是乡愁的地理情结,这点独一无二,它链接着土地与文化,也是诗人联系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主要基质。
诗意的民族记忆——解读余光中诗歌中的古典情结【开题报告】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诗意的民族记忆——解读余光中诗歌中的古典情结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一)国内外研究动态:迄今为止,评价、研究余光中的文章已逾千篇,洋洋洒洒。
这些研究,涵盖了绝大层面,大至家国情怀,小到联句迭字,一路缤纷络绎,锦绣有章。
这些研究,大抵有几个方向:1、诗歌传统与现代的研究。
作为一位生长在大陆、成名于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歌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依恋之情。
早年的诗歌由于师承“五·四”新诗和欧美浪漫诗派的传统,渗入了许多西洋诗歌的元素,使语言中散发出浓烈的西洋气息。
以《莲的联想》为转折点,诗人进入他创作的新古典主义时期。
这些研究有的针对余光中对某个具体古代诗人的传承与创新。
徐学通过余光中《从象牙塔到白玉楼》系统分析余光中对李贺的评说借鉴和改造。
黄维樑写到余光中提出反传统不如利用传统,在以唐诗为主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创作了丰富杰出的现代诗,同时他认为“余光中对屈原是推崇的”。
杨景龙指出余光中的祖国情绪主要来自屈原赋,他的纵逸才气主要来自李白诗,而他的语言风格则主要来自姜夔词。
更多文章是从整体上研究余诗歌中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蒋玉斌从诗歌创作技巧这一层面上分析余诗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物化”的情绪、“消融”的文法、“和谐”的音韵。
黄永林指出余光中诗歌在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情结”和“乡愁母题”特征,在艺术上将西方现代诗艺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相融合。
魏云认为余光中趋融会古典而有所得失,为思索新诗古今症结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徐珂认为余光中成熟的新古典主义诗学是以传统和现代的互动关系为核心,把现代诗从一个单纯的为学概念发展成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范畴。
梁欣荣则探讨了余诗在当今现代诗面临的格律的消失和主题的扩大两大困扰的背景下并没有谋杀传统诗歌的美,毁坏文化的传承。
2、余光中乡国情怀诗研究。
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余光中是20世纪中国诗文双绝的杰出作家,他以璀璨的五彩笔挖掘历史,透视时代。
余光中的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当代诗歌40多年来的最高成就和发展主流,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尤其是在文化内涵方面,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上去领略和透视中西文化,并将两种文化思想在创作中融会在一起,从而使诗作既有盛唐的芬芳,又有现代的气息。
同时,杰出的诗歌散文、评论以及翻译作品都直接地反映出其个人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传统文化的濡染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
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
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
”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 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 三是古典诗词。
余光中觉得“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
”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
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
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
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
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余光中写散文的特点余光中写散文的特点余光中以诗歌创作为主,复以散文及评论扬名。
其诗作多发抒诗人的悲悯情怀,对土地的关爱,对环保的指涉,以及对一切现代人事物的透视解析与捕捉。
作者自传统出发走向现代,复又深入传统。
小编为你整理了余光中写散文的特点,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帮助。
一、中国意识他从故乡来,仍带著故乡的记忆;他曾涵泳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读过强调中国美的作品,加深他对故乡的美感;他从旧大陆漂到台湾,成长,又飘到新大陆的异域去。
以至於经常会流露出对中国缠绵的情感,有时是直接的颂扬,有时却对其他文化表现出相对的非正面叙述来烘托出明显的中国意识。
二、感觉性而散文虽由文字构成,余光中不希望作品仅能够单纯由眼睛看到字,然后在脑海中构出图像,而希望透过人类本有的感官,具体的随著文字的描绘感生出似乎是真实在读者身边发生的感觉性,以《听听那冷雨》为例,各种感官似乎完全的在感受著外在的变化,细心地带领我们去感觉那微妙又精准的意象。
三、幽默感比喻和比拟在余先生的作品中也透露出不同凡响的新潮,富於变化,节奏感强,富於动态特徵,完全的颠覆传统静态比拟,也不满足於单纯的明喻,更欣赏用隐喻,其中我们举〈我的四个假想敌〉中,树上的果子和路人内神通外鬼来看,显然一般状况下对家中的女性跟树木之间的比喻,就是那莫名背了黑锅的红杏,可是先生跳脱出来,用树上的果子形容余家有女初长成已创新意,又摆脱果子的静态刻板印象,把它们描绘得活蹦乱跳,内神通外鬼,也因此展现余光中作品中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特色——幽默感,那是一种让人会心一笑的娱弄笔法,不同於一般默剧的滑稽。
一种中国意识的表现。
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七十年代中期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那是很强烈的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
所酿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八十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也在一段时间经常被称做台湾诗坛回头浪子。
漂泊与归属:论离散译者余光中的“中国情结”作者:汪世蓉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5年第9期汪世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64)摘要:我国台湾作家余光中一生具有多次离散经历。
离散者永恒的“他者”身份必然导致其身陷不同文化族群差异、语言定位等矛盾之中,这种多元文化的身份认同课题与故国家园的情感归属必然成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
文章从“离散”视角来观察余光中译作中流露出的对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反思和审视,着重探讨离散经历对其“四度空间”之一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通过对其翻译思想和策略的具体分析,文章发现余光中译作中无处不在的“中国情结”正是漂泊者自我书写的精神归属。
关键词:离散译者;精神归属;翻译策略;中国情结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9-0145-04收稿日期:2015-06-18作者简介:汪世蓉(1974-),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英对比与翻译、文化翻译、二语习得。
“离散”(diaspora)这个术语最初是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漂泊在故国家园之外,却对原乡保持割不断的思念和联系。
由于这种政治和文化特征,离散后来成为后殖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频繁出现于文学、文化批评研究论丛中[1]。
近年来,离散因其蕴含的跨民族、跨语言、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内涵,开始进入跨文化翻译研究的领域,并逐渐引起了业内学者的兴趣和重视。
研究议题包括离散文学的翻译、离散译者、翻译作为跨学科的离散属性等[2]。
拥有“四度空间”(诗、散文、评论和翻译)的我国台湾学者余光中一生多次漂泊离散,这些经历无疑在他的各种作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余光中一生中复杂的漂泊经历对其翻译动机、理念和策略都有那些深刻的影响呢?他的翻译活动又是如何帮助漂泊者追寻到精神归属?本文将结合后殖民理论中的“离散”、“改写”等视角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一、余光中的离散经历与其文化身份认同从离散的视角来看,“原乡”既可以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中的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离散者对原乡的一种集体记忆,是其在跨文化、跨民族关联中为自己文化身份定位所需要依属的地方。
文化认同与原乡归依作者:李正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年第09期摘要: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其不断迁徙的成长历程中,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乡愁诗,这些诗歌饱含着作者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同时也具有浓郁的原乡情结和回归意识,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关键词:余光中文化认同原乡归一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在台湾的乡愁诗人中,余光中显得最为耀眼和典型。
他的成长历程非常坎坷,从小就和母亲逃难至台湾,对故国亲情的守望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埋下了乡愁的种子,而当他移居他乡,原有的母体文化与本地的文化发生冲突时,诗人在这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和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价值。
他的诗歌体现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
如在《我之固体化》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
/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
/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
”当诗人置身于文化碰撞之中时,这种“拒绝融化”的宣言和以“冷”和“坚硬”为特征的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捍卫,让读者感觉到强烈的民族意识。
优秀的诗人总是善于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虽然余光中在21岁时就离开了大陆母体,但他的诗歌作品却一直和本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
无论是在台湾、香港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他的诗歌总忘不了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发掘素材,并打上鲜明的民族印记。
他在《白玉苦瓜·自序》中说:“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枝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陆,去蘸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
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
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
”[1]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在《白玉苦瓜》中这样写道:“一只苦瓜,不是涩苦/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在这里,诗人凭借敏锐的艺术目光,截取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白玉苦瓜”这一意象,将真实厚重的历史感和爱国的情愫注入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白玉苦瓜”中,从而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饱满的民族意识。
余光中身边的女人都爱他说起余光中,大家多少知道他的事情吧。
下面一起来看看!咪咪的眼睛的《联合文学》杂志,开辟过《阅读女人》专栏。
编者说:“文章的感性,如同女人的慧黠和多情”。
这对诗人余光中来说,他写作时阅读了大量的女人,并得到女人的滋润,正如傅孟丽所说: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
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宠爱,影响他至巨。
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
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
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余光中阅读得最多最仔细的女人,是他初恋的情人后成为永远的新娘的范我存。
范我存是余光中的远房表妹,为常州人。
两人初次见面时,余光中对这位江南表妹的印象是像一朵瘦弱的水仙,楚楚可怜讨人喜欢,气质高雅而有魅力。
那年余光中只有17岁,范我存14岁,再加一层远亲关系,余光中当时不敢有非分之想。
范家不太欣赏余光中的书呆子气,余家认为这位表妹体质欠佳(患有肺病)。
后来,他们都长大了,对情窦初开的大三学生及因肺病休学在家闲居的高中女生来说,两人的接触难免在交会时互放出爱慕的光亮。
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一谈起文学、绘画、音乐,兴致勃勃以至忘了吃饭。
他们还成双成对出入电影院。
余光中每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在见报前范我存是第一位欣赏者。
这位表妹多才多艺,对西洋现代画特别是梵谷的作品,有丰富的知识,这填补了余光中艺术生活的空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
1965年,余光中在国外写的一篇游记中,这样描述这位皮肤白皙、五官清丽的表妹:一朵瘦瘦的水仙,袅娜飘逸,羞涩而闪烁,苍白而瘦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而范我存对这位理平头、穿麻布制服,看起来有点道貌岸然又有点害羞的表哥,其印象是才华出众,年纪轻轻就在文坛崭露头角。
她感到这位表哥内涵丰富,说起话来有幽默感,和他一起生活,一定有情趣和稳妥可靠。
他们因战乱在四川分别生活过七年,以至交流时,为了增强亲切感,均用流利的四川方言交谈。
诗国的游子—论余光中诗歌的原乡性诗国的游子—论余光中诗歌的原乡性摘要:乡愁诗虽然仅仅只是余光中诗写内容的一部分,但影响广泛深刻,使余光中先生成为台湾乡愁诗人的典型代表。
先生的这类诗歌中既包含对祖国家乡的深切思念;也包含对中华民族的归依认同;更包含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挚爱归宿。
本文尝试从地理乡愁情结、历史乡愁情结和文化乡愁情结等三个方面,梳理其乡愁诗中所呈现的纵横交错、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乡愁意蕴和美感。
台湾新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走过了与大陆颇有差别的一段曲折的路。
大体是从西化到回归传统, 后又走向了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的多元化格局。
诗的游子余光中的诗最初师法“五四”以来的新月派等,尔后进一步学习了英国的浪漫派,求学美国期间又热衷于现代派诗的实验,总之是做过一段诗的游子。
从早年的创作道路看,他似乎逐渐疏离了民族传统,到了60年代,诗集《莲的联想》的问世,才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迹象。
在地理空间上来说,他幼时便跟随母亲到处流亡,从大陆迁往了台湾,而后又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海外求学经历,这使他离开故土越走越远。
然而他现在又回到了台湾,重回了大陆,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这不仅代表是台湾新诗的整体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诗坛三十多年来的大致走向。
在这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民族的摆荡中,余光中的乡愁诗尤其显得深沉而富有韵味力量。
乡愁文化是我国千年以来就有的文化。
乡愁诗便是传承这一文化的不朽载体,千百年来名篇名句不断。
离开祖国大陆定居台湾的人们,情系祖国,怀念祖国大陆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渴望回到那个曾经的故乡,渴望在那片炙热的土地上洒下一腔思乡的热血,因而乡愁诗的创作也成为台湾诗歌中的重要题材。
在那个两岸隔离的年代,台湾文坛涌现了很多乡愁诗人,但是无论从诗作数量还是影响的广度,余光中都可堪称之最。
余光中作为台湾乡愁诗人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歌中既包含对祖国家乡的深切思念;也包含对中华民族的归依认同;更包含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挚爱归宿。
分析余光中写人的艺术小说家的余光中有着独特的写人艺术,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只要他的笔一点,那些灵魂就会从历史的烟云中复活过来。
余光中不是小说家,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曾作《食花的怪客》和《焚鹤人》两篇,向小说投石问路,但他自己认为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身份非常可疑。
但是余光中认为:任何文体,皆因新作品的不断出现和新手法的不断试验,而不断修正其定义,初无一成不变的条文可循。
的确,余光中的很多作品都打破了文类之间的藩篱,尤其是他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一点也不比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逊色。
余光中笔下的人物如果按时代划分,大约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人物;另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如果按其身份,可能难以划分,因为不仅有诗人、作家、画家,还有摄影家,更有与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物。
在《左手的谬斯》中,就有一半的篇幅为作者心仪的人物塑像。
其中有诗人、作家,还有画家。
其实,余光中写人的篇什并不限于《左手的谬斯》一集,其他如《望乡的牧神》《隔水呼渡》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青铜一梦》等集子中均有人物形象。
余光中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出现在他的游记中,尤其是历史人物。
这也是余光中写人,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
因为游记不仅要展现山川风物、关梁厄塞,更应该涉及其地理、文化、历史的变迁。
历史其实就是人物的活动史,当人物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了,他需要作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唤醒历史的记忆,而且作者游历的地方往往又都与这些人物关系紧密。
所以他的游记除了描绘途中所见之美景,更旁及所历之关梁厄塞、风土人情、有关的历史人物。
这就使他的游记无论是凭吊古迹,还是吟赏烟霞,都兼具感性和知性之美,内容丰厚,蕴藉深沉。
收入《青青边愁》中的《不朽,是一堆顽石?》作于1976年10月,是作者参观了西敏寺之后的一篇追记。
这是一座帝王与布衣、俗众与僧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的古寺,但作者却将笔墨挥洒在诗人之苑。
文中提及的诗人有四十多位,但为了表达不朽之主题,文章对主次和疏密做了极好的处理。
余光中诗歌的大陆情结余光中诗歌的大陆情结乡愁是余光中诗歌创作中的基本主题,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坚守。
作为深爱祖国母亲的华夏子孙,余光中的灵魂深处有着与生俱来解不开的中国情结。
纵观他的全部诗作,可以发现一个始终贯穿他不同时期诗作的情结——“乡愁”。
正如他在作品《黄河一掬》中说:“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不可磨灭。
”从余光中作品中乡愁母题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往日祖国生活的怀念,对祖国故土的深挚的眷恋。
这种感情根植于他21岁以前在祖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烙在他记忆的底片上的乡愁情结,给他乡愁母题创作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余光中21岁离开大陆去台湾,期间曾在美国、香港漂泊多年,然而对台湾本土的依恋,对中国母体的萦怀乃至对五千年的文明的崇拜,始终笼罩着他的文学和人生之途。
他虽身居台岛,但是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大陆。
不平常的经历和阅历以及他的渊博学识和杰出的艺术才华,决定了他必然选择用自己的创作来抚慰离开祖国带来的精神上的伤痛。
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对母体文化的挚爱、坚守与呵护,是余光中乡愁题材作品的深层内涵。
余光中认为“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然长在”(《听听那冷雨》)。
正是这磁石般的向心力,将余光中与祖国民族文化紧紧地吸附在一起。
文化传统不像故乡那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承载物,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意象,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渗透在民族的血液中,流淌在历史的长河里,无声无息却发挥着无比浓重的力量。
所以余光中虽然身居孤岛,但是他的乡愁诗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渗透着浓浓的古典诗意。
首先,余光中的乡愁诗从内在情感上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民族感。
正如诗人在《〈白玉苦瓜〉序》中所说:“写诗要有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还要有纵横交错的现实感。
”[4]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忧患意识的传统。
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宋诗词,其中充满悲情的怀乡诗歌不下千万。
余光中诗歌的原乡性乡愁诗虽然仅仅只是余光中诗写内容的一部分,但影响广泛深刻,使余光中先生成为台湾乡愁诗人的典型代表。
台湾新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走过了与大陆颇有差别的一段曲折的路。
大体是从西化到回归传统, 后又走向了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的多元化格局。
诗的游子余光中的诗最初师法五四以来的新月派等,尔后进一步学习了英国的浪漫派,求学美国期间又热衷于现代派诗的实验,总之是做过一段诗的游子。
从早年的创作道路看,他似乎逐渐疏离了民族传统,到了60年代,诗集《莲的联想》的问世,才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迹象。
在地理空间上来说,他幼时便跟随母亲到处流亡,从大陆迁往了台湾,而后又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海外求学经历,这使他离开故土越走越远。
然而他现在又回到了台湾,重回了大陆,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这不仅代表是台湾新诗的整体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诗坛三十多年来的大致走向。
在这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民族的摆荡中,余光中的乡愁诗尤其显得深沉而富有韵味力量。
乡愁文化是我国千年以来就有的文化。
乡愁诗便是传承这一文化的不朽载体,千百年来名篇名句不断。
离开祖国大陆定居台湾的人们,情系祖国,怀念祖国大陆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渴望回到那个曾经的故乡,渴望在那片炙热的土地上洒下一腔思乡的热血,因而乡愁诗的创作也成为台湾诗歌中的重要题材。
在那个两岸隔离的年代,台湾文坛涌现了很多乡愁诗人,但是无论从诗作数量还是影响的广度,余光中都可堪称之最。
余光中作为台湾乡愁诗人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歌中既包含对祖国家乡的深切思念;也包含对中华民族的归依认同;更包含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挚爱归宿。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他的作品总能得到广泛的阅读和传承,他情意和文采俱佳,擅长运用简单而精准的意向来映射深入骨髓的情感,作品中既带着中国传统古典主义的韵律色彩,又有现代诗歌宽阔辽远的空间维度。
余光中的乡愁诗选用意象往往简单而质朴。
融无限大爱与简单而质朴的意象里,让人顿感亲切、温暖。
细细品读他不同时期的乡愁诗,其中展现出来的多维空间耐人寻味,他不限于抒发个人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更多体现了多种情愫和意识交织的艺术境界,有对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独特文化感受,对中华民族的归一认同和传统艺术境界升华的文化回归,对祖国家乡深切思念的爱国情怀,对民族文化传统挚爱归宿的民族情结,多重维度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纵观之下构成了一曲壮丽磅礴的民族史诗。
余光中小传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2年毕业。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
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
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
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
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
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著有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多妻主义者”,他说写诗、写散文、写评论、翻译是他生命的四度空间,而这条线是用华文穿起的。
余光中近年来已被台湾艺文界尊称为“诗翁”,他创作的诗歌超过一千余首。
但提起余光中,许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他的名篇《乡愁》。
的确,在诗人超过一个甲子的创作生涯中,最流行,最多人懂,传遍华人世界的作品是《乡愁》,人们甚至因而称余光中为“乡愁诗人”已谱成20多种歌曲《乡愁》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诗人说,至今他的所有诗作中,最流行的始终是这首。
【文献综述】余光中诗歌研究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余光中诗歌研究余光中无疑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标志性的诗人。
他追求过现代意识洗礼的“古典”和有着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在传统和现代中找到了最佳位置。
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一个重要文学家之所以诞生,一定不断往前开创,写出属于自己的感觉,但这感觉不是凭空而来的,伟大的作家背后一定有一个雄浑的传统在支持他。
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他一定不会与传统决绝、告别,而是与传统紧紧连在一起。
”[1]这在余光中的创造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台湾现代中主义文学中,他是第一个去回探中国古典的诗人。
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余光中的研究是不胜枚举的,特别在诗歌领域取得成绩是斐然的。
余光中的诗歌成就主要体现在《舟子的悲歌》、《莲的联想》、《蓝色的羽毛》、《隔水观音》、《紫荆赋》等十余种诗集中。
学术界对其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1、诗歌传统与现代的研究。
作为一位生长在大陆、成名于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歌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依恋之情。
早年的诗歌由于师承“五·四”新诗和欧美浪漫诗派的传统,渗入了许多西洋诗歌的元素,使语言中散发出浓烈的西洋气息。
以《莲的联想》为转折点,诗人进入他创作的新古典主义时期。
余光中本人在《从一首唐诗说起》和《从古典诗到现代诗》这两篇论评中,都不忌重复地写上这么一段:“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
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
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
” [2]“不成熟的看法,会认为‘古典’是和‘现代’截然相反的。
实上,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复而且富有弹性。
”[3]研究中有的针对余光中对某个具体古代诗人的传承与创新。
徐学通过余光中《从象牙塔到白玉楼》系统分析余光中对李贺的评说借鉴和改造。
“李贺诗歌中的神奇想象和铿锵节奏,早就让青年余光中流连忘返。
妥徽文学ANHUIWENXUE从走向西方到回归中国-余光中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贡献冉彬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摘要:余光中为中国新诗现代化作出的贡献有:第一,以体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且符合中华民族传 统审美心理的诗歌意象入诗;第二,关注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和内心的焦虑与渴望;第三,在中西交融基 础上,建设现代汉语诗歌文本;第四,将西方象征艺术与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熔为一炉。
关键词院西化回归新诗现代化在中国现代派新诗发展史上,大陆先后出现的可圈可点的人物有院20世纪20年代中期象征派诗歌代 表人物李金发,30年代现代派诗歌领袖戴望舒及《汉 园集》三诗人,40年代“中国新诗派”代表人物穆旦, 50年代以后现代派诗歌在大陆发展断流,直到80年 代初出现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其血脉才被 重新接起。
在大陆现代诗断流的时候,台湾却同时涌现三个 现代派诗社,其中“蓝星”诗社的代表人物余光中,无 论诗歌数量还是影响大小,堪称首屈一指。
_、西化时期的诗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台湾处于由落后的农业 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阶段,伴随着政治和经济 走向西化和依靠美援,台湾知识界也出现精神上的“西 化”,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被源源不断引进台湾,特别是 在髙校和知识界,掀起了两股热潮院野留学热”和“萨特 热”。
一时间,知识界以西方的工业文明、文化、知识为 最进步、最优秀;文化界、学术界以欧美派为进步;文 学艺术也以现代派为最尖端。
50年代中期台湾诗坛 先后出现的三个现代派诗社的诗人们,都对西方现代 艺术共同追慕。
纪弦在《现代派的信条》中指出,现代 诗派是扬弃了自波德莱儿以降一切新兴诗派的精神 与要素的诗派,“横的移植”是台湾现代诗的“基本出发点冶。
1952年余光中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标 志着台湾现代诗正式登上台湾诗坛。
与当时许多台湾 知识分子一样,余光中渴望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拘 囿,学习西方现代艺术。
他无日不读英诗,阅读兴趣由 19世纪转人20世纪的浩司漫(A .E.Houseman )、弗 洛斯特(R.Frost )、欧文(W.Owen )和女诗人荻瑾荪 (E.Dickinson )等。
余光中诗歌的回归意识的开题报告
题目:余光中诗歌的回归意识
一、研究背景
余光中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回归,其创作风格深受宋词和古诗词的影响,具有浓郁的文化氛
围和艺术感染力。
二、研究意义
余光中诗歌的回归意识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文化价值。
通过对余光中诗歌回归意识的深入研究,可以更
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所在,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当代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余光中诗歌的回归意识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从余光中诗歌的典型作品中选取相关文本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其表现的回归意识,并从其作品中总结出其回归意识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
其次,对余光中的诗歌创作
思想、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等多方面进行探讨。
四、预期成果
本研究将探讨余光中诗歌的回归意识,主要表现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等多个方面,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预期成果包括:深刻理解余光中回归传统文
化的思想与实践,探讨余光中回归意识对当代文化的启示和借鉴,推动当代文化建设
前行。
余光中诗歌的乡国情怀余光中诗歌的乡国情怀余光中他的诗歌就是他的灵魂,他用美妙的文字寄托他的乡国情怀。
从文化学心理学角度看,安土重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于是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乡心态要更强烈。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凡是人们喜好的记忆表象更多地保存在大脑皮层中,长时间积留下来的多为美好的回忆。
人成为异乡游子时,往往因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等原因,感到孤独无依,心理上往往寻求安全、温暖、依托。
此时,故乡的景物,亲朋故旧便以一种温情的回忆占据心头,这就是诗人所“离群托诗以怨”的动机了。
余光中写乡愁,也是基于这种心理根源的。
“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
这便使寻根念祖、返本思归的羁旅母题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的传统。
古诗有云:独在异乡为异客。
但是对于“众在台湾”、特别是跟大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们来说,有家不能归的境遇强化了他们对乡国的渴望,也许海峡越是清浅,旅人越是要苦闷――跨越为何如此之难?在台湾文坛,余光中堪称是吟唱思乡之曲的高手。
在众多的诗文里,他以一行行自胸中淌出的文字,演绎着浓浓的乡愁;又以一缕缕从体内抽出的丝线,缝缀着密密的亲情。
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长城谣》中的塞外关山;从古长城的汉家陵阙、灞桥涸柳到淮扬二十四桥明月夜,说不尽的乡情、乡恋、乡思、乡愁。
这种空间上的隔阂引诱着作家的追忆,借助诗句神游大地。
诗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又特能引发出他的乡愁。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渔港的江南。
江南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使诗人日夜萦怀。
然而,现实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
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春天,遂想起》)对江南的乡愁、乡情、乡音、乡景的呼唤动人心旌。
比较余光中和洛夫乡愁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第一篇:比较余光中和洛夫乡愁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比较余光中和洛夫乡愁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余光中是台湾当代诗坛的大将,在中国当代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从题材与内容来看,乡愁诗是余光中创作的母题。
诗人的诗作中数量最多,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乡愁诗,他的乡愁诗在百首以上,乡愁诗是他诗作中最为闪光的珠宝。
洛夫也是台湾当代著名的诗人,与余光中被世界华文诗坛誉为双子星座,洛夫也写了不少乡愁诗,其中洛夫的《边界望乡》和余光中的《乡愁》是他们情感分量最重的诗篇之一,诚然他们的创作特点各有千秋,本文就其乡愁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两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从艺术特色方面看,余光中注重新颖奇特比喻点染余光中的许多诗歌中运用了新颖贴切的比喻,例如《我之固体化》:“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们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
”在此诗中余氏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把自己形容为冰块。
《乡愁》中诗人把“乡愁”比喻成“船票”,“邮票”,“坟墓”,“海峡”。
《当我死时》中诗人把祖国比作一张“最纵容最宽阔的床”,希望自己死时能“坦然睡去”二、原型意象吸纳与新意象挖掘意象是构成诗歌的生命,余光中乡愁诗作的意象不仅追求独创新奇、丰盈力度,而且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民族神韵。
尤其重视原型意象的吸纳与经营,如月亮、鸟类、莲等意象都是中国特有的原型意象。
《当我死时》、《敲打乐》、《望边》、《布谷》等诗都选用了鹧鸪、布谷等意象,这类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反复出现,具有一种民族认同感、一种永恒的生命活力。
另外余光中的诗中还注重新的意象的开发,例如《乡愁》这首诗中运用了“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比喻性意象。
三、“陌生化”语言浸润余光中在其乡愁诗中,非常注重语言的锤炼与打磨,陌生化语言的呈现,形成“张力”,产生语言美的艺术效果。
首先是对日常语言的“背离”,具体体现在语言间反常、突兀的组接,如《对李白》中:“你曾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今黄河反从你的句中来”两句,自然不合通常的汉语语法,而“轰动匡庐的大瀑布……可是你倾倒的小酒壶?”更是反常而奇谲了,然而它神奇的想象所产生的活力却令人遐想联翩。
论诗人余光中的母性回归意识
作者:姜群姿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9期
摘要:余光中诗歌中母亲意象频繁出现,许多作品中透露出思乡怀乡的回归意识,本文拟在分析这二者的基础上,寻找其共通之处。
关键词:母性;回归意识;余光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001-01
一、母性意识
余光中常说自己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
自幼年起,余光中就受到阳刚和阴柔两种截然不同气质的熏陶和冲击,在幼年余光中的心里,永春是黑白肃穆的,没有江南的色彩缤纷;永春只有阳刚严肃的男性宗亲长辈,江南才有俊逸轻盈的姑姨姐妹,所以这种母性意识是潜伏在少年余光中生活中的。
就文学艺术创造主体的心理成长而言,丰润的“母性哺育”在最初的心灵成长期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文学家在童年时期都有一位优秀的成熟女性引导,这是中外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
而少年余光中在不幸之中也的确万幸,从逃难到寻亲,举目无亲之际,母亲始终占据其心灵一角。
在余光中的诗歌中,母亲这一意象大量出现,就足见他对母亲的感情之深、之重。
母亲不仅把母性的关怀给了他,还在心灵与灵魂上引导着他。
在《母与子》中,他说:小时候,在多风的甲板上/母亲指着东方对我说/风浪的那一头就是台湾……切断从前风浪过海峡/和母亲一起东望的童年。
这首诗不仅提到了抗战次年,作者随同母亲过台湾海峡去四川会合父亲的场景,也暗含了母亲对少年余光中精神上的启迪。
也正因为如此,母亲的早逝给余光中极大的打击,他的那些悼念母亲的作品写得痛彻心扉。
《招魂的短笛》中,四次招魂,魂兮归来,告诉母亲东方、南方、北方和异国皆不可留。
“当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作者流着泪,回忆起与母亲共同走过的岁月,希望死去母亲的魂灵永远守护在自己的身边。
而组诗《母难日》读来就更让人肝肠寸断“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第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第二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二、回归,回乡
如果说大陆作家对彼岸有着拯救与统一的愿望,那么像余光中这样的台湾家更多的是倾诉刻骨铭心的漂泊与皈依感,这样一种情感在余光中笔下被概括为“中国结”或“中国情结”。
而余光中文学意义的凸现,恰恰是与两岸分离所形成的地理与人文障碍联系在一起的。
诗人在《中国结》中苦吟道:“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答是摇头/梗在喉头跟在心头/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我要的只是放松/却不知该怎么下手,线太多,太乱了/该怎么去寻找线头。
”诗中所说的“梗在喉头跟在心头”的感觉是余光中乡愁诗文中最基本的情感状态。
这根“中国结”的线头在近而又远的中国大陆,即余光中诗文中的“旧大陆”。
新大陆不可久留,旧大陆不能归是诗人的真正痛苦所在。
而这种“中国结”常表现为诗文中的地理意向,尤为明显的是诗人的“江河意识”,在大量的作品中,诗人喜欢提“黄河和长江”。
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另一方面,也与诗人自小在长江边长大的自身经历有关。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唱歌……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A 型到B 型/哭也听见/笑也听见。
”(《民歌》);另外,也表现在诗人对“人文中国”的怀恋,也正是在营造“人文中国”的宏大意象中,余光中塑造并且提升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灵魂。
三、母性回归意识的统一
余光中曾将自己的生命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
说旧大陆是他的母亲,新大陆是他的情人,岛屿是他的妻。
余光中后期作品也的确印证了这一比喻,这时期在走过了长期的迷茫之后,诗人的母性意识与回归意识趋向统一。
母亲成为乡愁与怀乡这些抽象名词在诗作中的具体化,乡愁不能说,母亲来传达“母亲指着东方对我说/风浪的那一头就是台湾/”;乡愁化为乳汁,“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惯饮的嘴唇都说那母乳/那滔滔的浪涛是最甘,也最苦……”乡愁被缝进中国结“墙上有一串典雅的中国结/是她用触目的红丝带/一针一针委婉地钩成……”抽象与具体,把作者的一腔热忱和浓浓情丝巧妙的编织进作品中,含蓄委婉中不难看出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
1972年1月21日,余光中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年了,在厦门街的旧居内,仅用二十分钟余光中便写出了《乡愁》。
二十分钟对于时间的长河来说只是一瞬,但它凝聚了余光中一生的情感体验和一个民族一个世纪的血泪沧桑。
在诗中,他对母亲的纪念扩大到一个民族的几年,乡愁是对整个中国的眷念,《乡愁》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思乡曲。
参考文献:
[1]余光中.余光中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