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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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背景介绍南海争端是指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地区的领土、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争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南海争端日益凸显。
我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存在较大分歧。
为了解决南海争端,各方纷纷寻求国际法的适用,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案例概述本案涉及我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有关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议。
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本案作出最终裁决,认定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不构成有效的主权依据,同时否定了我国对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
我国政府对此裁决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该裁决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
三、案例中涉及的国际法法律知识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是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文件,于1982年通过,1994年正式生效。
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
(1)领海与毗连区根据《公约》第3条,领海是指沿海国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的一带海域,其宽度不得超过12海里。
毗连区是指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沿海国对其具有特定权利,包括海关、财政、卫生和移民等方面的管制权。
(2)专属经济区根据《公约》第57条,专属经济区是指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沿海国对其具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包括对自然资源、航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活动的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的宽度不得超过200海里。
(3)大陆架根据《公约》第76条,大陆架是指沿海国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及其上覆水域。
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2. 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规约是国际法院(又称海牙国际法庭)的基本法律文件,于1945年6月26日通过,1948年生效。
我国是国际法院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1)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根据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分为两类:一是对人管辖权,即对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管辖权;二是对事管辖权,即对国际争端的管辖权。
诺特鲍姆案弗里得立希·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
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他有时出差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度假,还曾经去探望他的自1931年起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的兄弟;但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o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有: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Home corporation)。
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
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
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
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
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
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
国际法案例(一)蒂诺科特许权仲裁案(英国与哥斯达黎加)事实1917年,通过政变掌握政权的哥斯达黎加原科斯塔·里克政府国防部长弗雷德里克·蒂诺科当选为总统,并制定了新宪法。
1919年,蒂诺科政府被推翻,原科斯塔·里克政府又重新执政。
蒂诺科在执政期间,曾以哥斯达黎加的名义同英国的一家国有公司签订了授予该公司在哥斯达黎加的土地上勘探和开采石油的特许权协议,并印行了钞票,其中一部分掌握在该公司的手中。
1922年科斯塔·里克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蒂诺科政府所缔结的一切契约无效。
对此,英国政府代表该公司向哥斯达黎加政府提出抗议。
英国政府指出,蒂诺科政府是授予英国公司特许权时哥斯达黎加的唯一政府,该政府的行为应该是有效的。
哥斯达黎加则争辩说,蒂诺科政权并不是一个政府,且英国由于没有承诺蒂诺科政权已构成了禁止反证,使其不能主张蒂诺科有权授予英国臣民以权利。
1922年1月12日,英国和哥斯达黎加达成仲裁协议,将案件提交给美国前总统威廉·H·塔夫脱独任仲裁。
“温勃登号”案(英国等诉意大利)事实“温勃登号”是一艘英国船,由法国租用,1921年3月21日,在为波兰但泽的海军基地运送军需品的途中,请求通过德国的基尔海峡。
德国运河交通总监拒绝了该船通过的决定,因为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380条规定,基尔运河及其入口保持自由,并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与德国处于和平状态下的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开放。
但德国方面回答说,该条不能阻止德国中立法对该运河的适用。
这些中立法禁止将运送到波兰或俄国的军用物资过境。
耽搁了11天后,“温勃登号”收到法国方面的指示放弃通过基尔运河,经丹麦海峡继续航行,这样“温勃登号”在途中又多航行了两天。
1922年1月28日继德国政府建议将上述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解决后,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23年1月16日依《凡尔赛和约》第386条和法院规约第37条,向常设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1、挪威公债案——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协议中的声明保留〖案情〗挪威公债案(Norwegian Loans Case)。
1885年至1909年间,挪威政府和挪威两家银行在法国等外国市场发行了各种不同的公债。
根据法国政府的规定,所有这些公债都载有一个黄金条款,这样,这些公债到期兑换时,应当用黄金或用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来支付;而挪威政府认为,公债的偿还只能由挪威法律来调整,据此,这些公债便只能用挪威克郎(钞票)偿还。
为此,法国政府对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并代表和支持本国公债持有人向挪威提出,要求公债用黄金或用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来支付。
两国在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
1955年7月6日,法国将次争端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做出有利于法国公债持有人的判决;而挪威则反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注:本案当事国挪威和法国都发表过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
挪威的声明是无保留地接受强制管辖权,但法国的声明则附有一项保留,声明其所接受的强制管辖权不适用于法国政府认为在本质上属于其国管辖之事项。
)〖双主及理由〗法国要求国际法院判决:债务的清偿应当是在息票偿付之日偿付债券息票的黄金价值,并在偿债之日偿付应偿清的债券的黄金价值。
法国政府明确援引《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以及挪威和法国分别于1946年12月16日和1949年3月1日发表的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作为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当事国挪威有管辖权的法律根据。
挪威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4条初步反对意见。
其中包括,挪威政府认为,法国提交法院的争端处于国法排他的管辖围之,不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规定的争端,根据法国的声明中的保留,基于对等原则,挪威也可以援引这一保留并将其适用于本案,因而国际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因为,对法国政府,挪威不应受比法国政府作出的承诺更多的义务的约束。
〖判决及其依据〗1957年7月6日,国际法院以12票对3票作出裁定:法院对法国提交的该争端无管辖权。
诺特鲍姆案弗里得立希·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
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
他有时出差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度假,还曾经去探望他的自1931年起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的兄弟;但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o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有: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Home corporation)。
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
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
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
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
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
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
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
国际法案例1、民用航空运输公司诉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案---国家财产继承[案情]194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推了国民党政权。
这一年国民党当局由南京到广州,10月又到重庆,11月到云南,最后于12月9日越过海峡逃到台湾岛。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国民党政府在它覆灭前夕,于9月下令将居于国家所有的中央航空公司40架飞机飞往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启德机场。
11月9日,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员宣布起义并意欲把他们控制的飞机归属于新政府。
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中央航空公司及其财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但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台湾当局却将中央航空公司的这些飞机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两个美国公民陈纳德和威拉尼尔。
此二人又以合伙人的资格把飞机卖给了在美国特拉华的一个联营的民用航空公司。
该公司为请求飞机的产权诉讼到香港法院,请求依据特别法声明这40架飞机是该公司财产。
1950年5月10日,英国政府给香港最高法院发出了一道枢密院令,以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的飞机的所有权有争执为由,指令其所有权应由法院判决,“并且关于这些飞机的诉讼,即使这案件中的被告为一个外国主权国家,法院仍有权处理”。
该法令还规定在法院未判决之前,香港总督可以扣留这些飞机,并于最终判决后执行法院判决。
香港的初审和上诉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认定这些飞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财产,并认为出售飞机违反已确定的连续原则。
法官的附带意见指出:“新政府应继承旧政府的历有权利,除非旧政府成员的行为是越权或是作为受托人对国家的不忠诚行为,并且是为一个外国和不适当的目的。
”审判法官认为,那时联合王国政府已完全可以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这种出卖只不过是为了防止这些飞机落人共产党政府手中的一个策略而已。
原告对上述判决不服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完全改变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于1952年7月28日做出终审判决。
(一)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案情】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
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
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
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
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
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
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
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一)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
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
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
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
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
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
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
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
国际法案例一、民族自决原则前南斯拉夫各成员: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6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个自治省组成。
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克罗地亚1991年6月25日独立斯洛文尼亚1991年6月25日独立波黑1992年3月初独立马其顿1991年11月20日独立黑山2006年6月3日独立伏伊伏丁那现为塞尔维亚自治省科索沃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联大2008年10月8日在经过辩论后举行投票,以77票赞成、6票反对、7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塞尔维亚提出的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
2010年,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当地时间22日发布“参考意见书”,认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对此,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国际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赞成、4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通过了这份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
国际法院认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
二、国际法上的承认(一)南部苏丹独立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订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公投形式决定该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
在2011年1月9日至15日举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选择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
根据这一结果,苏丹南部将在今年7月9日过渡期结束时正式宣布独立。
(二)中国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
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高度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
中方承认“过渡委”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愿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利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希望中利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及协议继续有效并得到认真执行。
国际法经典案例国际法是指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体系,其内容涵盖了国家间的条约、国际公约、国际法庭的裁决以及国际组织的章程等。
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经典的案例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一些国际法的经典案例,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国际法的实践应用。
首先,我们来谈谈《南京大屠杀案》。
这是指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军队在南京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导致了无数中国平民的死亡和伤害。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案例之一。
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南京大屠杀案成为了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的重要依据,也为国际法治理战争罪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其次,我们要提及《尼比鲁事件》。
这是指1960年7月1日,刚果(金)的独立国际联合国维和部队遭到了来自比利时和美国的空袭,造成了数百名刚果平民的死亡和伤害。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愤慨,也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案例之一。
《尼比鲁事件》成为了国际法治理国际干涉和侵略行为的重要案例,也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南斯拉夫问题》。
这是指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南斯拉夫分裂和战争的干预问题。
南斯拉夫内战导致了数十万人的死亡和伤害,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了干预和调解,也为国际法治理国际冲突和内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案例。
最后,我们还需要关注《国际海洋法案件》。
这是指国际社会在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权益争端解决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案件。
国际海洋法案件涉及到海洋边界划定、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案例之一。
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海洋法庭等国际组织,对海洋权益争端进行了调解和裁决,也为国际法治理海洋事务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国际法经典案例在国际法的发展和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5、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伊朗诉美国国际法院,1996年1988年7月3日,美国驻扎在波斯湾的部队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在伊朗领海上空击中了一架伊朗民航客机“伊航655号,A—300”,飞机立即坠毁,造成29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的严重空中事件。
伊朗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美国政府对飞机的损失和290多名遇难者的生命负国际责任并给予全部赔偿。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指出这是由于过失造成的事故。
因美国拒绝给予赔偿,伊朗政府于1989年5月17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状告美国政府侵犯伊朗领空主权并造成严重的空难事故,请求国际法院宣布:(1)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1989年3月17日作出的裁定是错误的,因美国已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序言,第1、2、3条和第44条和附件十五的规定,并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中东地区航空大会”的第26/l号建议;(2)美国政府违反了《蒙特利尔公约》第1、3、10(1)等条的规定;(3)美国政府应负责赔偿伊朗国的损失,其数额应由国际法院根据伊朗国死难者家属所估计的损失来确定,应包括伊朗航空公司和死难者家属因活动受破坏所蒙受的损失。
国际法院接受了伊朗的请求书后,于1989年12月13日以命令规定双方递交诉状和辩诉状的时间表。
后来又根据双方的请求作了两次延长。
美国在这段期间向国际法院提出了它的初步反对主,认为国际法院对此争端没有管辖权。
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医院规约》第79条第3款,征求伊朗方面的意见,并对初步反对主目进行初步判决。
初步判决与自外解决:完成当事国的书面诉讼程序后,国际法院对美国探出的初步反对主进行审理。
美国在反对主中认为双方不存在实质性的区争端,因而国际法院对此争端没有管辖权。
国际法院在初步判决中判称,在本事件中,对于这件击落伊朗飞机和造成重大损失的空难事件,双方是没有争议的。
伊朗向国际法院起诉的要请法院判定美国应不应该对此事件负赔偿责任和如何赔偿。
东格陵兰案丹麦诉挪威国际常设法院,1933年【案情】1931年7月10日,挪威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对东格陵兰东部的埃立克劳德斯地实行占领。
宣布把格陵兰-东南部北纬63°40′和60°30′之间的地区置于挪威主权的管辖之下。
丹麦政府反对挪威政府的这些行动,两国由此发生关于东格陵兰领土主权问题的争端。
1932年7月18日,丹、挪两国分别向国际常设法院递交请求书,请求法院解决东格陵兰的主权归属问题。
丹麦认为挪威的行动构成对丹麦领土主权的侵犯,请求法院宣布挪威政府1931年7月10日的声明及其后采取的行动构成对现行法律形势的破坏,因而是非法和无效的,挪威则认为东格陵兰是无主地,挪威政府有权加以占领。
国际常设法院受理了两国的请求,并于1932年7月18日以命令把两份请求合为一案审理,并规定时间要求双方递交诉状和答辩状,经过书面诉讼和口头诉讼后,国际常设法院于1933年4月5日作出判决。
【诉讼与判决】在诉讼中,丹麦认为,长期以来丹麦一直在整个东格陵兰持续和平稳定地行使主权,这是一个公认的历史,长期以来,没有任何国家反对过,连挪威本身也曾经以条约或其他方式承认丹麦在整个东格陵兰的主权,挪威不应该对此提出异议。
挪威则认为:丹麦对东格陵兰的主权不包括挪威宣布占领的地区,该地区在挪威宣布占领以前是无主地,挪威有权加以占领。
国际常设法院认为,此案涉及很长的历史时期。
为了解决双方的争议,有必要首先回顾几百年的历史,然后对格陵兰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
1.远在10世纪的时候,即红艾立克(Eric the red)建立最早的两个北欧殖民地“艾斯特立拜格德”(Eystribygd)和维拜格德”(V esdtribygd)的时候,现代领土主权的概念还没有产艇十三,四世纪时,挪威国王在格陵兰所享有的权利已相当于是主权了。
2.丹—挪王国的特殊权力是否及于整个格陵兰?从丹—挪王国1740年、1758年和1761年关于建立贸易垄断制的诏令看来,其统治权力已不仅限于当时的两块殖民地而是及于整个地区了。
国际法案例分析国际法案例分析1、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1987年,美国国会的少数议员,策动参、众两院通过欢迎达赖访美的决议,并且让达赖利⽤国会的讲坛发表⿎吹“西藏独⽴”,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论。
同年10⽉6⽇,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颠倒是⾮,污蔑中国在西藏侵犯⼈权。
对于美国国会少数⼈的恶劣⾏径,我们对相⽐表⽰极⼤的愤慨。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点:(⼀)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涉内政原则的互不⼲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它是指⼀国不准以任何借⼝⼲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段强迫他国接受另⼀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西藏是我国领⼟不可分割的⼀部分,西藏⼈民是中华民族⼤家庭的成员之⼀。
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别国是⽆权⼲涉的。
⽽美国国会的少数⼈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的⼀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涉。
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事实上,⼀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主权领⼟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西藏是我国领⼟不可分割的⼀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
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完整,侵犯我国领⼟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1972年2⽉28⽇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双⽅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完整、不侵犯别国、不⼲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际法案例分析一、隆端古寺案隆端古寺位于扁担山脉的一个隆起的高地上,它构成泰国与柬埔寨之间边界的一部分。
根据1904年2月13日暹罗(当时泰国称为暹罗)和法国(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保护地)之间的一项条约的规定,双方同意这一点上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线划出。
为进行实地划界而设立了一个混合委员会。
当时泰国政府委托一个法国调查队绘制该地区的地图1908年,地图在巴黎出版,同时也将也图送交泰国政府。
在地图上明确标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边,但泰国政府。
未表明任何异议(直到1935年以前)。
后业,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内,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国政府提出多次抗议照会,终未得到回答。
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新政府企图在该地区建立权力机关都没有成功。
之后,柬泰双方又经过多次谈判而失败。
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应撤退它驻扎在古寺遗址的武装部队。
1960年5月23日,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
1961年6月26日,国际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泰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
1962年6月15日,法院对案情实质作出了判决。
法院以9票对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内,而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区的一切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
法院还以7票对5票判明泰国应将其在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两方面:(一)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争论点,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围的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哪一国。
泰国认为法国于1908年出版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所制,它有严重错误,如果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就应把该寺的地区划在泰国一边。
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该案中,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泰柬双方是否已接受了这张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
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和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
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后,当时的暹罗和之后的泰国政府对此并未作过任何反响,未作过任何追究,也未发现因犯过任何错误而可使其“同意”变为无效。
(一)北海大陆架案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
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
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
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11%。
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
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
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
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
国际法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
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
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
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英挪渔业案鉴于英国渔船加剧开发挪威沿海水域,挪威政府于1935年7月12日颁布一项法令,以沿挪威海岸的各岛屿(即“石垒”,包括岛屿、小岛、岩石和暗礁)上的最外缘各点之间的直线基线为基础,划定其西部领水的界限。
这些基点相距有的超过10海里,其中最长的达44海里。
挪威领海的外部界线是在这些基线之外4海里划出的平行线。
挪威主张在该区域内排他的捕鱼权。
经典国际法案例国际法指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
以下是由店铺整理关于经典国际法案例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经典国际法案例(一)英挪渔业案〖案情〗1935年7月12日,挪威国王颁布一项敕令,宣布4海里专属渔区。
该海域以连接挪威沿岸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即“石垒”)上的48个基点之间的直线基线向海平行划出。
这些基点之间的距离有的超过10海里,其中最长的达44海里。
英国反对挪威划定基线的方法,认为直线基线法违反了国际法。
在外交谈判失败后,由于多艘英国渔船被挪威逮捕,英国于是在1949年9月28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英国认为,挪威1935年敕令确定的直线基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国际法上通行的标准是低潮线,即以退潮时海水退出最远的那条海岸线作为领海基线;直线基线法仅适用于海湾;此外,直线基线的长度不能超过10海里。
挪威则反驳说,这些规则不适用于挪威,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挪威划定直线基线的以前敕令并未遭到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外国的反对。
因此,应该认为英国已默认了这一方法的效力。
英国对此则称它以前并不知晓挪威的这种划界制度。
〖判决及其依据〗国际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英国的要求,判定挪威1935年敕令划定渔区的方法和采用直线基线法确定领海基线并不违反国际法。
由于双方和法院一开始就同意,挪威有权主张4海里领海,而沿岸的峡湾和海湾因历史原因应被认为是挪威的海湾,领海应从低潮线量起,所以争端仅仅是领海宽度应从什么样的基线量起的问题,以及直线基线是否符合国际法、其长度是否有限度的问题。
法院认为,构成“石垒”的岛屿、小岛、礁石和暗礁与挪威大陆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因此划定领水时应该考虑的不是大陆的海岸线,而是“石垒”的外线。
平行线法不能适用于划这种基线,因为这种方法对极为曲折和密布岛屿的海岸不合适。
圆弧线法同样如此,因为它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第1篇一、引言国际法律典型案例分析是研究国际法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剖析,可以揭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则以及适用方法。
南海仲裁案作为近年来国际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案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将对该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背后的法律问题和国际法适用。
二、案例背景南海仲裁案源于2013年菲律宾政府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提出领土主权争议。
2016年7月12日,国际海洋法法庭(以下简称“法庭”)就菲律宾诉中国案作出最终裁决,认定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没有法律效力,并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活动。
该裁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三、案件争议焦点1. 领土主权争议:菲律宾主张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而中国认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2. 领海划界:菲律宾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应划归菲律宾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3. 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菲律宾主张南海诸岛是无主地,因此可以主张主权。
四、法庭裁决1. 领土主权争议:法庭认为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已不存在,且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未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2. 领海划界:法庭认为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应划归菲律宾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但未明确划界范围。
3. 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法庭认为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已不存在,但未明确承认菲律宾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五、案例分析1. 国际法适用:南海仲裁案涉及多个国际法问题,包括领土主权、领海划界、海洋划界等。
法庭在裁决中主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判断,体现了国际法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重要作用。
2. 领土主权争议:南海仲裁案反映了国际法在处理领土主权争议时的困境。
一方面,国际法承认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国际法又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的界限需要通过协商解决。
南海仲裁案中,法庭未能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体现了国际法在处理领土主权争议时的复杂性。
1.Island of Palmas case(1928)--帕尔马斯岛案例(先占、发现、条约对第三国的效力问题)The island of Palmas lies 50 miles south east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 of Mindanao. under the treaty of Paris 1898, which brought to an e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of 1898, Spain ceded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S. In 1906, a US official visited Palmas, believing it to be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found the Dutch exercising sovereignty. There followed a protracted dispute between US and the Netherlands, which was finally submitted to arbitration in1928.US claimed it was successor to Spain, principally on discovery. There are evidence that Spain had discovered the island in the 17th century bu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any actual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 by Spain.The view of arbitratorMax Huber held that the most that discovery alone could create was an inchoate title, which required comple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effective occu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uber found that the Netherlands had shown a peaceful and continuous and public display of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from ay least 1700. such authority existed in1898 and had never been the subject of challenge by any other state. On the basis,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island of Palmas formed part of Netherlands territory. Arbitration on the Island of Palmas帕尔玛斯岛又称米昂哥斯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兰居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纳萨岛之间。
国际法经典案例国际法是为了调整国际关系而存在的一套规则体系,其内容涵盖了国家间的公平、和平、合作等方面。
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个经典案例的指导和影响。
以下是国际法中的几个经典案例。
第一,1947年的《巴黎和约》案。
这是国际公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旨在恢复和平的会议。
会议选出由五个永久理事国和六个临时理事国组成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成员国将共同负责维持全球和平和安全。
通过这个会议,国际法体系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这个案例展示了国际法在国家间解决争议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案。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一项和约。
这个和约确立了国际法的原则和制度,为以后的国际法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凡尔赛和约还成为了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先例,为后来的国际法案例提供了指导。
第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案。
该案是国际刑事法的重要案例之一。
科索沃问题与国际社会对于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辩论。
国际刑事法庭认定在这一事件中,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沃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这个案例表明国际法对于追求国家间和平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
第四,1946年的《东京审判》案。
这是二战后就战争罪的指控进行的一场审判。
东京审判确认了个人在国际法中的责任,以及国家领导人作为个人所犯下的罪行,为后来的国际法案例提供了借鉴。
这些经典案例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些案例,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既定的国际法规则,并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和平衡。
这些案例还为今后解决争端和保护人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因此,这些经典案例在国际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国际法案例(5篇模版)第一篇:国际法案例先决问题案例一被告昂加出生在匈牙利,1945年她与约瑟夫·威克多托按犹太人婚姻仪式在匈牙利结婚,当时,约瑟夫·威克多托也居住在匈牙利。
婚后不久,他们俩决定离开匈牙利去以色列。
在努力回以色列的过程中,他们曾在欧洲的几个难民集中营住过,也在意大利的难民集中营住过。
在意大利集中营时,双方按照“盖特”方式(音译,犹太人一种司法外的离婚方式)离婚。
其时,双方仍有住所在匈牙利。
几个星期后,即1948年12月,他们双方都到达以色列。
被告昂加与其父母在一起居住了7年半时间。
有一次,她去纽约和多伦多探望亲戚,在多伦多认识了原告斯齐咸伯尔,双方于1957年4月结婚。
后来,原告斯齐咸伯尔在加拿大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法院宣告他与被告之间的婚姻无效。
理由是:他与被告昂加结婚时,约瑟夫’咸克多托仍然活着,被告的行为系重婚。
根据匈牙利和意大利法律,被告与其前夫在意大利集中营的离婚是无效的,但以色列法律却承认这种离婚肋效力。
加拿大安大略省初审法院以其原始住所地法即匈牙利法为依据,判决原告斯齐威伯尔胜诉。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上诉法院认为,约瑟夫·威克多托和被告在被告第二次结婚前,都已在以色列取得选择住所。
根据安大略省冲突法,被告的再婚能力应依其住所地法即以色列法。
而要决定被告是否有再婚能力,就必须先决定被告与其前夫约瑟夫·威克多托的离婚是否有效。
这是一个先决问题。
对这个先决问题,是依主要问题的准据法所属国即以色列的冲突法,还是依法院地即安大略省冲突法。
法院表述了如下观点:如果根据她没有住所所在的安大略省法而不是根据她住所所在的以色列法,来决定被告的前一个婚姻是否有效解除,将是违背国际私法原则的.并且容易加剧这样的趋势,即某人在一国被认为有效离婚而在另一目则被认为仍末离婚。
而且如果在以色列法院提起关于被告身份的诉讼,毫无疑问,她将被认为是单身女子。
如果被告在以包列结婚,那么,根据以色列法为有效的婚姻,在安大赂省也应被认为有效。
75.庇护权案(哈雅·德·拉·托雷案)哥伦比亚诉秘鲁国际法院,1950年【案情】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
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
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
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
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
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
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秘鲁政府请求国际法院判决:驳回哥伦比亚的上述请求,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犯和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条款的规定。
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约》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列。
【诉讼与判决】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逐一评析。
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将有损于领土国的主权,它将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务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
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
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判定避难者罪行的性质,且这种判定对秘鲁具有约束力,应得到承认,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协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习惯。
法院判称: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一方,必须证明这个习惯已经确立,因而对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伦比亚政府必须证明它所援引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各国所实行的恒久划一的习惯的,而且这个习惯是表明给予庇护的国家享有的权利而当地国家负有的义务。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定义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法院拒绝承认哥伦比亚所主张的通例存在。
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家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单方面决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
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犯罪性质的权利。
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者享有这种权利,但秘鲁当时并未批准该公约,因此它对秘鲁无约束力。
哥伦比亚政府援引了许多外交庇护权在事实上已被赋予和受到尊重的具体案例。
然而,在国际法院看来,它们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并未对前述单方确定权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且,这些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权宜考虑的影响。
总之,法院认为,哥伦比亚不能证实单方面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认为法律的任何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请求,法院认为秘鲁没有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
《哈瓦那公约》第2条只规定领土国可作出要求避难者离境的要求,如作出这一选择,就要负担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
但本案中,秘鲁并未作出这一选择,因此,它不负担此项义务。
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
《哈瓦那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不能给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护权。
秘鲁政府不能证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
所以,不能认为哥伦比亚违反了这一规定。
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仅在情况紧急和在该犯寻求庇护以便用任何其他办法保障其安全所绝对必须的期限内才能给予庇护”,这一规定旨在杜绝滥用庇护权的行为。
本案中,从武装叛乱到给予庇护,其间历时3个月,此外并不存在简易军事审判的危险,而是处于正常的法律诉讼之中。
因此,不能认为是“情况紧急”,所以,法院判决哥伦比亚政府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
随后,哥伦比亚请求法院说明到底是否应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
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作出之后立即停止。
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
1954年,哥秘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
4月,托雷离开秘鲁。
【评注】在国际法上,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产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
按照这一定义,构成一个习惯规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必须有惯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国不断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条件,即法律确信,也就是各国在如此行事时有一种履行法律义务或行使法律权利的感觉,这样,该惯例就被各国当成了法律规则而不能违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正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判断外交庇护行为是不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的,它首先证明了外交庇护仅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间的一项惯例,它既没有满足作为一项习惯规则的“物质条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确信”。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别指出了“外交庇护”是侵犯领土国的领土主权的,因为这种做法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
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
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
灭种罪公约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Genocide Case)案情:1948年缔结的灭种罪公约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但若干国家对该公约作出了一些保留。
缔约国在这些保留的效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195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下述情况,即:就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而言,一个国家在它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或签字时附加了某些保留,这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1.当一国对公约作出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反对,该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缔约国的一方?2.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国与(1)反对保留的国家,(2)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的效力如何?3.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和有权但尚未在公约上签字或加入的国家,对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果如何?国际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发表咨询意见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了回答。
法院认为,在条约关系中,一国不受未经它同意的条约的拘束,这是久已确定的原则。
多边公约是缔约国根据公约的条款自由缔结的协议的结果,缔约国无权通过单方行为或特别协定破坏或损害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这也是公认的原则。
这项原则是与条约的完整性观念密切相联的。
传统学说中的这种观念主张,除非保留被所有缔约国无例外的接受,无保留是有效的。
这种传统学说作为一条原则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但对于灭种罪公约来说,由于公约本身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约缔结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公约第十一条所预期的参加公约国家的广泛性,较灵活的适用这条原则是合适的。
广泛的参加这类公约,在缔结多边公约的国际实践中已出现了较大的灵活性。
较一般的付诸保留,对保留的默许,允许被某些缔约国反对的提出保留的国家在与接受保留的缔约国之间成为缔约一方的实践的存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了在缔结多边条约对灵活性的新需要。
还必须指出,虽然灭种罪公约最后是一致通过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数表决的结果。
有利于多边公约缔结的多数表决制也可能产生允许某些国家提出保留的需要。
这种想法已被近年来在多边公约中作出的为数不多的保留的情况所确认。
在这种国际实践的情况下,不能从一个多边公约中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就得出结论说,该公约禁止缔约国作出任何保留。
公约的性质、它的目的和它的条款,缔约准备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约的通过,都是在没有明示允许保留的情况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响应加以考虑的因素。
现在要考虑的时,何种保留以及何种反对意见可以提出的问题。
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史表明,联合国的目的是要将否定整个人类集团生存权利的灭种罪作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加以谴责和惩治,这种罪行震惊人类良知,导致人类的极大损失,违反道德原则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
上述意念的第一个后果是,构成公约基础的原则是被文明国家承认并对它们有拘束力的原则,即使没有任何条约义务存在;第二个后果是,在谴责灭种罪和为将人类从这种可恶的瘟疫中解放出来进行合作的普遍性质。
因此,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欲使灭种罪公约在范围上居于普遍性。
事实上,1948年12月9日,该公约在联合国大会被56个国家一致通过。
公约的目的也须加以考虑。
这个公约显然是为了纯粹人道主义和文明的目的而通过的。
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公约会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这双重目的,因为这个公约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类集团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确认和保证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在这样的公约中,各缔约国并没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任何利益;它们仅仅具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达成作为该公约存在理由的这些高尚的目的。
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公约中,人们无法提及对于各国的个别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条约上就权利和义务之间维持完全是均衡。
鼓舞着该公约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缔约国的共同意志,对所有它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和准绳。
灭种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绝对排斥一个或更多国家可参加公约不仅将限制它的适用范围,还将损益作为公约基础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权威。
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自由,作为保留国和反对国态度标准的,是保留同公约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适。
有人争辩说,存在着使保留的效力取决于所有缔约国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国际法规则。
法院认为,国际实践并没有表明,多边公约绝对完整性的概念已发展成一条国际法的一般规则。
还必须指出,在联合国的美洲成员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中,存在着允许保留国成为缔约一方,而不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性质如何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