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浅谈权利的享有与社会责任的分担【摘要】在《权利的成本》中，霍姆斯和孙斯坦特别强调了权利保护具有巨大的预算成本，权利也必须附随着相应的责任。

【关键词】权利；成本；责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特别地强调了权利，而相应地忽视了公民对于其他人和社会所负有的义务和责任，这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片面的权利文化的不利社会后果的深深忧虑与批评。

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和芝加哥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教授卡什·r·孙斯坦（cass r.sunstein）两人合著出版了《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靠税收》。

在《权利的成本》中，霍姆斯和孙斯坦对此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并特别强调了从权利保护具有巨大的预算成本来看，权利也必须附随着相应的责任。

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在自由的权利微弱地得到强制执行的社会———也就是陌生人之间的掠夺性行为大量存在的地方——是不会见到社会责任的繁荣的。

相反，历史证据表明，无权利是最有可能播下个人性的和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种子的。

在这种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上，权利和责任远不是对立的”。

在宪法性的权利中，权利的创设恰恰是为了促使政府更加负责任地行动。

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由于权利和责任远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具有必然联系的，权利文化也总是责任文化，法律上的许可在逻辑上也就隐含着法律上的义务，权利也就总是体现着约束。

因此，那些福利性权利的扩张鼓励了依赖、懒惰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是没有什么真实根据的。

正因为权利文化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文化并因此也同时是责任文化，不仅仅是权利在实际地创设着义务，一项义务的附加也常常服务于创设一项权利，同时，“许多权利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而绝大多数权利当其受到可靠保护的时候也能够有助于增加利他主义和负责任的习性”。

“当道德劝说的各种努力失败的时候，权利很可能会被作为替代品而产生”。

权利的成本效益分析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享有众多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财产权、健康权等等。

然而，权利并非完全没有成本，因为每个权利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本文将就权利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在成本与效益之间实现平衡。

一、权利的定义与种类权利是指个体或集体所拥有的、被承认和保护的合法利益。

权利的种类繁多，可以分为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

个人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等，而集体权利则包括集会自由权、环境权等。

每个权利都对应着一定的成本和效益。

二、权利的成本权利的成本主要分为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两个方面。

1. 经济成本：权利的行使需要消耗资源，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资源的消耗就是权利的经济成本。

例如，个体主张言论自由权利时，可能需要支付言论传播的成本，如印刷、广告等费用。

又如，个体主张财产权利时，可能需要支付维护财产的成本，如保险、维修等费用。

2. 社会成本：权利的行使有时候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权利的社会成本。

例如，个体主张言论自由权利时，可能发表了一些恶意言论，损害了他人的声誉；个体主张财产权利时，可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建筑物，遮挡了他人的太阳光等。

这些都是权利行使的社会成本。

三、权利的效益权利的行使也有其对应的效益，效益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

1. 经济效益：权利的行使可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

例如，个体主张言论自由权利时，如果能够通过发表优秀的作品获得经济回报，这就是言论自由权利的经济效益。

又如，个体主张财产权利时，可以获得对财产的收益，这就是财产权利的经济效益。

2. 社会效益：权利的行使有时候会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这就是权利的社会效益。

例如，个体主张言论自由权利时，通过言论的传播，可以激发社会的创新和进步；个体主张财产权利时，可以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是权利行使的社会效益。

四、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平衡权利的成本和效益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

在权利的行使过程中，个体需要权衡成本和效益，以实现平衡。

浅谈自由与税收关键词：自由税收代议制议会法律代议制政府权利自由是一个政治哲学中的概念，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意思。

在法律中意指由宪法或根本法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某一专制政府的奴役、监禁或控制，或是确保人民获得解放。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所发生的一种特殊分配活动。

在现代国家，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与此相对的人民为了获得国家对自己自由权利的保护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向国家缴纳税收。

与以前的封建社会人民缴纳的税收主要用来维持封建统治者奢侈的生活不同，当代人民缴纳的税收主要是用来给人民带来各种福利。

而且封建社会的纳税主题几乎是所有的劳动人民，封建的地主阶级则少纳税或不纳税，也即是说富人少纳活不纳税，而穷人承担着国家所有税收，这严重的违反税收的公平性原则；而当代的社会则是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或不纳税，这也是公平原则的体现。

那么为什么只有现代社会纳税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呢？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中介，那就是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代议制议会。

在一般情况下，纳税人通过行使自己的选举权，选举产生代表纳税人利益的议员组成议会，议会制定符合纳税人利益的法律来保障纳税人的利益，议会选举出为纳税人利益考虑的代议政府维护纳税人的利益。

这种代议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大宪章运动，而其理论学说是社会契约论。

法律是契约的一种固定化方式，法律用契约固化了公共自由，从而达到扩大个体自由的目的，以此形成了权利，并通过税收这一成本来保障这种权利，从而最终形成我们的自由。

对于代议制政府卢梭的解释是：国家是社会成员“要寻找出一种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合作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2012年第7期（总第258期）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NO.7，2012（Cumulatively NO.258)在2004年社会保障制度入宪以后，社会保障权作为我国公民宪法权利从文本上看有着自恰的逻辑依据[1]（P118-123）。

凡权利皆有救济，而在各种救济途径中，司法救济是根本的、最重要的救济。

这个命题在学者中愈辩愈明①。

然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社会保障权要通过司法这个中介，实现由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到实际权利的转化[2]（P4），还存在诸多的实际困难。

其中，司法裁判者（法院）和诉讼当时人（主要是受益人）就会面临着很多难题，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一、司法权的界限和难题：政策、技术与政治问题之所以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问题存在广泛争议，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法院在具体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强其所难的问题。

对此，必须予以充分的估计和认识。

问题可以从黛仙利诉温尼贝戈县社会服务局案（DeShancy v.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②说起：1983年1月，美国威斯康星州温尼贝戈县的社会服务局（DSS）经诊断医生通知，发现了一年前就曾被报告的情形：年幼在黛仙利受到其父亲虐待。

但在对黛仙利体检后，DSS作出结论，虐待证据不足，不能批准进行公共监护。

一个月后，黛仙利又一次被打伤。

DSS的一个社会工作者作了每月的家访，其间观察到男孩头部增加了许多伤痕。

1984年3月，黛仙利的父亲再一次非常残忍地殴打了只有4岁的他，造成严重的脑部损伤，他将不得不在智障服务机构度过余生。

黛仙利的母亲向法院起诉DSS未尽到保护的义务，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宪法权利条款只是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的难题及其破解：法院和受益人角度钟会兵[摘要]虽然社会保障权可诉逐渐成为共识，但从法院和受益人角度看还存在诸多需要直面和破解的困难。

审判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政策选择、技术局限与政治冲突等对法院提出了挑战；社会保障受益人因为经济、信息等弱势地位，也使其获得司法救济和公正审判的几率降低。

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税务1251 吴晓诚2220120768这段时间，利用学业空余的时间，我阅读了这本书。

其实说是阅读，我也只是草草的将这本书看了一遍，并未深入的逐字逐句地去理解这本书中作者写下的每一句话，但我仍从中受益匪浅。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和宪法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和卡斯·桑斯坦合著，是一本深受欢迎的学术作品。

在这本不厚但颇为耐读的书中，两位作者素有的睿智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的分析虽忠于常识，读来确如有的评论所说的那样，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和“无法抗拒”。

仅从书名来看，作者好像是要对权利进行某种会计学调查，但正如他们自己说的，“这是一本关于法律权利本质的书，而不是一项对财政的详细研究”。

因此，书中列举的一些表示权利成本的数据，都是解释性的。

对于本书真正的主题而言，“自由依赖于税”这一命题只是一个引言，它并未太多地挑战常识，而继之对权利本质的探究，却深入地涉及到了多个方面。

所有的概括都是要冒以偏概全的风险的，何况作者的论证已极为精炼，这里只能删繁就简地列举几个逻辑环节，以作为进一步评价的基础。

作者认为，个人自由依赖政府的积极行动，“自由不是不需要依赖于政府；相反，积极的政府为自由提供了条件”。

尽管无意彻底推翻“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经典分类，作者还是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按照这种分类，消极自由拒绝政府，积极自由呼唤政府，前者省钱，后者花钱。

本书则认为，保护消极自由既不比积极自由少花钱，对政府行动的要求也不少。

为了保护财产和契约免受侵害，必须依赖政府积极地维持秩序，而这是需要财政的支持。

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政府权力加以干预，或作为对潜在侵权者的威慑存在，个人自由就可能面临侵害。

在防备流氓官员的骚扰时，也需要借助于政府的积极作为，一个部门的错误需要另一个部门来纠正，“权力的滥用只能通过另一种权力成功地防止，人身保护令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权利的相对性美国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和桑斯坦撰写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以个人权利依赖于公权力机关为主线，提出权利具有成本的观点。

该观点具有新颖性，打破对权利的传统认识，引起对权力重新认识。

一、权利的含义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如将权利定义为“自由”、“免受干扰的条件”、“不受限制的权利即依照自己意愿而行事的权利，并由此主张权利本位的社会，为权利而斗争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如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中指出“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是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无斗争的和平，无劳苦的享受，是天堂的神话，历史教诲我们和平和享受只能是前仆后继刻苦努力的产物”。

古典自由主义是从应然角度上思量权利，在道德上定义权利，即在道义上人类被赋予了什么来界定权利。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在导论中指出道德哲学把非法权利设想为一种道德诉求最强烈的权利，对权利的道德考量试图界定那些在良心的审判前不需要特别理由并从未被忽视或侵犯的人类利益。

古典自由主义采取二分法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

消极权利是最早建立的自由。

消极权利是一个私人领域，禁止政府干涉，保护个人自由，即行使权利是个人主张，他人和政府不得干涉个人行使权利。

积极权利是后来添加进来的。

积极权利是国家进行再分配，需要政府参与，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中指出权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界定：道德的和描述的。

道德是将权利与道德原则、道德理念相联系，如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的界定。

史蒂芬霍尔姆斯和桑斯坦认为权利是描述性的权利和法定性的权利，而不是道德性的权利。

这是一种挑战占据主导力量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论断，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所谓描述性的权利是指在法律意义上被界定为“法律产物”，即被法律承认的权利（个体或者团体能够运用政府的手段切实地加以保护的重要利益）。

描述性的权利不存在权利的二分法，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

自由与权利--读《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研究生一年级四班蔡紫阳15210834自由与权利--读《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人是最热衷于个人权利的，在他们看来，权利不仅是天赋的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和不证自明的，而且是先于政府宪法和法律的。

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和宪法规定和产生了权利，而是权利产生和规定了政府和宪法。

政府和宪法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权利而建立和制订的。

美国公民权利发展史表明，它最初是一种否定式的，即以宪法和权利法案防止政府侵犯的权利，后来自二十世纪发展为一种主动要求政府作为的权利，即将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看作是政府的责任。

哪怕这种不平等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社会或文化偏见。

一、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二分法的谬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体现了消极、积极权利两种观点的争论。

霍姆尔斯和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一书中却试图超越两者之间的争论。

作者采取的策略是从权利执行的社会成本,具体言之,是从政府的预算成本之维度来切入的。

作者对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两分法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因为不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的主张者,他们都是在承认或默认消极、积极权利二分观的基础之上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共同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任何权利的有效执行都需要政府的积极性干预行为,都是给政府带来成本的行为。

正是如此,保守主义者们基于增加政府开支的理由而驳斥福利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所主张的消极权利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保护。

而政府的存在与任何行为都需要公共开支与社会成本。

二、人的自由权利都是有成本的《权利的成本》一书的核心命题是人的自由与权利依赖于税,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人的自由权利都是有成本的。

自近代以来,“天赋人权”一直都是一个神圣的口号,甚至可以称为“大写的真理”。

作为一面引领时代和潮流的旗帜,“天赋人权”曾经为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提供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正当性依据,这是它的基本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