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规划视角下的城市空间规划研究

基于公共规划视角下的城市空间规划研究【摘要】基于日益增长的大众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和城市自身的空间规划创新的需要，笔者尝试从公共规划的视角探讨城市空间规划创新，进而从传统文化智慧里寻找空间规划创新的方法。

【关健词】公共规划视角；城市空间规划研究引言近些年来，我国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每年建成20个新城市，一座座新城的完工，一栋栋高楼的屹立，是城市空间的复制和拷贝。

政府部门及投资商们重点关注建筑物实际使用空间的规划，而忽视了建筑之间和道路之间等公共空间的规划，也即忽视了大众活动空间的规划。

公共规划就是基于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规划，而城市公共空间就是指属于公众的场所，是市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无拘无束地光顾的空间。

公共空间因人的活动而获得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人与场所有效地产生联系的需要，也是人的情感释放、交流与认同的需要。

好的公共空间一般具备连续性、封闭性、吸引力、独特性、可识别性、适应性、易达性和多样性等特征，也就是说，公共规划的视角决定了城市空间规划以人为中心和以大众需求为中心的原则。

1 基于公共规划角度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快速的城市规划导致公共空间极端化病态现象的出现，要么尺度过大，要么要求市民削足适履等。

没有真正从人的普遍感受、行为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导致了公共空间的失落，以及过分的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和拿来主义等城市病态倾向的产生。

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一个广场建设完工后，城市相关工作管理人员会去观察、调查广场的使用状况和人在广场上的活动，进行规划反馈和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继续实施，并加以完善。

在英国，一些城市在对像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进行设计时，并非只由设计师闭门造车、凭空想像，而是直接去征询当地市民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和需要。

但城市规划到了我国却出现了另外的情形，这给予我们无限的思考。

1.1 超常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失落城市公共空间的失落，并非指城市公共空间消失或减少，而是指因城市营造方向的迷失、人文关怀的淡漠、设计手法的庸俗、环境品质的下降、审美情趣的偏离以及公共空间创新方法的缺失而导致公共空间疏离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城市公共活动，与市民对实际场所的需求对立，甚至走向了背离实际的“作秀场”。

根据相关统计，我国每年的建设量高达20 亿平方米左右，占全球每年建设总量的40％。

可以说，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实践在中国，规划师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去改善现状和创造未来。

然而，现实情况是城市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大众生活被轻慢、文脉被截断、自然被亵渎。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建造“增长机器”，而不是在用心地营造生活家园。

1.2 城市病态主义与公共空间创新误区我国城市化发展到现在，存有不同的城市病态主义，可概括为：城市功能主义、城市英雄主义、城市形式主义和拿来主义等。

功能是城市空间的基本要求，现代主义运动特别强调形式必须服从功能，然而将住宅当成“住人机器”，将城市当成“增长机器”，就背离了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

城市发展一味追求效率，而缺乏人文情怀，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出现。

笔者认为，不能把现代主义当成是一种信仰，过分盲目崇拜现代主义风格的空间样式。

目前，我国很多开发区、新区的方案都带有这个特征，而忽略人的感受和需求，使得商业、文化、娱乐、休憩、运动、交往等活动很难衍生出来，公共空间即便有，也失去了意义，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城市英雄主义往往是个人的自作多情的集合，是为少数人规划的空间；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携手的时代，英雄主义作品很容易问世：动辄大尺度、大轴线、大气魄、高标准、打造名片、树立标志，颇有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意味，其实际效果不佳，因为它透露出的是炫耀、夸张、虚假、非人性化，并以展示形象为主。

一个城市是会有一些纪念性的建筑和场所，需要精心打造，但更多的应该是平凡的建筑、平凡的生活。

而当前我国这种大手笔的方案越来越多，并得到很多拥有话语权者的青睐，导致各地互相攀比，这在实际上潜伏着一股浮夸风气。

形式主义的设计手法牵强附会地追求构图和形式美，背离了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原则。

这种哗众取宠、追求视觉冲击力的方案在竞赛中频频出现，有时居然还能中标，反映出我们对真实生活的漠视和曲解。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讲过拿来主义，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依然存在拿来主义—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完全照搬照抄。

全球化固然重要，我们也不能回避现在的信息化浪潮，但全球文化不应该让城市只是“大同”，城市需要文化上的自觉和地域性的表达。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后工业时代，更需要城市空间文化的差异；要尊重当地市民的意见和生活需要，融合当地文化背景和特色，让城市有品位、有文化、有躯壳、有灵魂。

1.3 疯狂复制速度与城市形象的简陋在后工业社会，互联网、交通发展迅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同时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凶猛侵入和本土文化的抵抗两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编制自上而下的强权规划；另一方面，城市草根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

于是城市复制在混沌的社会中扭曲，颇显丑陋风貌。

西班牙小镇卡达克斯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故乡，他与毕加索、马蒂斯并称为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很多人对这位大师很崇拜，对养育他、带给他创作灵感的那座西班牙小镇也颇为向往，而目前中国南方某地正计划在自家门口复制一个卡达克斯小镇。

据报道，中国南方某地已聘请一个设计团队对卡达克斯小镇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当地拍照并进行了精确测量，以确保能够在中国真实重现当地景象，打造一个占地逾100 英亩的度假胜地。

《世界报》在那篇名为《达利中国制造》的文章里，除介绍这件事外，还提到了中国某些城市，如上海和成都等地对西方建筑的复制，字里行间大有讽刺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报》在报道的末尾转述了卡达克斯市市长的话，他表示非常欢迎中国来复制小镇，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复制品可以为其争取到更多的游客，提高该市的关注度和曝光度。

但是，像这样的复制在城市里会更美吗？难道我国国内的规划师不能进行更好的城市空间规划创新吗？我们真的到了黔驴技穷的程度吗？如今，我国类似的复制案例很多，故笔者将其形容为达到疯狂的程度，复制的方法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的确比较有成效，在较短的时间里可以移迁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

然而，复制后的城市因没有当地文化体系的支撑而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所适从，在让人好奇一段时间后这个城市也终将因为没有生活的本体而变得极度的丑陋。

2 公共规划视角下的空间规划研究从某个角度上讲，城市空间其实主要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其创新追求离不开该空间的主要使用对象—市民大众，如果脱离了大众，就无谓公共规划了。

笔者认为，城市空间规划创新首先在于空间功能性的创新，其次才是空间经济性的创新，最后是空间文化性的创新。

2.1 空间功能性的创新追求在西方历时200 余年的工业化时代，现代主义运动倡导着“功能就是美”“形式服从功能”等规划设计标准和依据，正因为“功能第一” 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现代主义成为“国际风格”，在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深远，甚至对现在的文化活动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积极导向。

但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后期，也就是20 世纪60 年代～70 年代，人们开始对其愈加推崇的极度简单式样进行抵抗，人们开始无法接受极度功能主义的设计作品，于是才有了现代主义之后的风格多样的共存时代。

空间规划创新变得更加丰富，城市也更加多姿多彩，这就是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至此，城市发展进入后现代主义运动时期。

后工业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和智慧化，网络化带来全球化，全球化带来城市空间功能的转变和细分。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城市化的发展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2002 年2 月12 日，美国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了全球因特网普及情况的最新调查结果，全球互联网用户几乎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其中，中国网络的发展速度更是迅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指出，截至2009 年底，我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 万亿元，建成光缆网络线路总长为826.7 万公里，中国互联网网民总数达3.84 亿人。

网络对城市功能的深刻影响成为未来城市空间功能性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后工业时代，空间功能性创新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交通、居住、工作和游憩等各个领域。

2.1.1 城市的交通功能。

一方面，随着远程工作的盛行，城市有形的物理交通将被无形的电子化交通所代替，城市的交通功能将会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该类活动的通勤量及通勤距离的增加、车载工作台办公等将导致城市交通量的增加。

但无论哪种情况，与网络化相匹配的智慧化交通将成为城市空间功能创新的趋势，如何建立智慧化城市交通将成为创新点。

2.1.2 城市的居住功能。

信息化带来了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社区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社区的形态将会发生改变，其边界也将会更加模糊。

洛杉矶的Bule LineTelevillage 是—个占地面积为2 平方英里的电子村落，原先是公共交通走廊，规划师将土地利用、交通和电子通讯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可居住的社区，减少了机动车交通，增加了社区活动，提高了社区密度。

当前，在规划中使虚拟社区与物质社区相融合，创造了许多如电子村落(Televillages)的新型社区类型。

住宅公寓需要提供接待室、会议室和其他家庭办公室无法具备的专用设施。

信息时代的住宅不仅是一个休憩场所，还是一个活动中心；信息时代的住宅将会更加地集中在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乡村地区，对绿色生态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而高速的信息化速度将成为其新标志。

2.1.3 城市的工作功能。

Castells将信息时代的工作者划分为三类：网络组织者(Networker)、网络工作者( Networked) 和线下工作者(Switch-off Workers)。

信息时代的工作方式将出现更加分化的趋势，人们不但可以在传统的办公室工作，还可以居家工作，或利用车载工作台在旅行中工作，其中，后两种被称为远程工作(Teleworking)。

Gillespie将远程工作分为五类：电子家庭作业(Electronic Homework)、电子村落(Telecottage)、移动工人(Nomadicor Mobile Workers)、远程办公(Remote Offices)、团队远程工作(Group or Team Telework)。

在现实生活中，从事远程工作的男性多于女性，其任职者多是社会地位高、待遇高的管理、研究、销售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然而，即便是职业管理人员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一周中有两天以上进行远程工作即被认为是低效的。

从雇主的角度看，远程工作不利于进行有效的管理；从雇员的角度看，远程工作不利于员工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得对传统工作场所的需要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