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人的中国古典情结

外国诗人的中国古典情结

多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诗人对我说：很多当代中国诗人背后都站着一位外国诗歌大师。他的意思是，中国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曾获得外国诗人的启示。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有些片面——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应该反过来说：很多外国诗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中国诗歌大师，或一位中国哲人，或枕着一部中国经典。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长期阅读和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中，屡屡发现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外国诗人，包括一些世界级诗歌大师，其实对中国古典诗人及其诗歌、古典文学和哲学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癖好——也就是说，在他们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典的精神启示了他们，甚至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不可否认，这就是诗歌的辩证法。

远的不说，仅在现当代欧美诗坛上，喜爱中国诗歌（当然是古典诗歌）的诗人就不乏其例。且不说美国诗人庞德和雷克斯罗斯（其中文名字叫王红公），就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大诗人帕斯，加拿大超现实主义诗人布洛克，美国诗人勃莱、赖特和斯奈德，挪威诗人豪格等，无一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而最受欧美诗人追捧的中国古典诗人，自然是陶渊明、王维、杜甫、和李白等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诗人和经典。

其实，无论是中国诗人受到外国诗人的启示，还是外国诗人受到中国诗人的影响，都说明了一个这样真理：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差异极大，甚至相去甚远，因而相互有了神秘感——遥远的距离产生了美。 1 对于中国诗人，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并不陌生。据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青年诗界秘密地流传着一首外国诗，由于该诗在艺术手法上代表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高度，且具有无法比拟的典型性，因而大家都把它作为自己写作参考的“秘密武器”，只是私下阅读，并不相互传阅，但最终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还是通过种种渠道弄到了这首诗——帕斯的早期代表诗作《街》。

在大多数中国诗人的眼里，帕斯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尤其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但其实，帕斯还是一位深得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精神要旨的外国诗人。虽然他一生未到过中国，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他熟悉《易经》、老庄孔孟哲学、《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他在一篇文论中谈到《红楼梦》时，就这样说：“宝玉和黛玉，《红楼梦》中的恋人，是相对的一块魔幻之石和一朵魔幻之花的化身……尽管两人的人物形象不可忘记，但他们的现实却短暂即逝：他们只是一次精神历险中的两个时刻……”帕斯对《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分析得如此细致入微，且颇有个人见解，可见已经超出了一般性阅读。

帕斯不仅十分谙熟西方哲学思想，更潜心研究过《易经》等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在他的诗集《火蛇》（1958-1962）中，有一首颇值得称道的诗——《恒》。帕斯知创作此诗时，就用了《易经》中的第三十二卦“恒”为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引用“恒”卦里的“雷风：恒”一句来作为引语；然后才用现代派手法来表现“恒”——持久的情感：恒者，持久也。这首诗共有6个小节，每个小节各有所不同，采用了对比、蒙太奇和变幻视觉角度等艺术手法。其中最后一节的对答十分有趣：

我要用石头的语言对你说话

（用一个绿色音节作答）

我要用雪的语言对你说话

（用一把蜜蜂之扇作答）

我要用水的语言对你说话

（用一只闪电的独木舟作答）

我要用血的语言对你说话

（用一座雀鸟之塔作答）

这种形式十分独特，在帕斯的所有作品中也是唯一的一例，其中并列、粘合技巧，既有超现实主义的特征，又有《易经》中的卦辞、爻辞的影子，思辩性很强，已经成为国外各种超现实主义诗选必选的典范之作。

其实，自《易经》传入西方，译本众多，引起了西方诗人和学者的强烈兴趣，他们或多或少对其有所研究，有的还甚至对其奉若至宝。在他们看来，《易经》很适合他们所提倡和刻意追求的创作随意性和偶然性。而超现实主义诗人则更是崇尚诗歌的偶然性，他们提倡的“自动写作”就与此很有关系。鉴于这些原因，他们自然而然对《易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好感。有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甚至宣称，《易经》是其创作的偶然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他认为其中的卦辞、爻辞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可能性，以及用以引导诗歌发生的符号。他甚至还相信，只要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时空等方面去组合、重新组合以及解释卦辞和爻辞，就可以得到无数首意义完全不同的诗作，可见其对《易经》的重视。

当然，帕斯对中国古典的欣赏肯定不止《易经》，他还十分欣赏诗人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王维、南唐李后主李煜、苏东坡等人的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帕斯曾担任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卸任后，他出版了诗集《东坡》（1969）——其标题就是他为了向中国北宋大诗人苏轼（号“东坡”）致意而定下的。其中的《阳台》一诗，是帕斯在德里任职期间的某个黄昏凭栏远眺、浮想连翩后的杰作。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在阳台上凭栏远眺之际，突然浮想到另一个东方——中国，在此情此景中，他不禁想起了南唐李后主李煜的名句：“独自莫凭栏”——那正是他当时深深陷入的状态，怅然无极，渗透了孤独。同样是在阳台上，李后主看到了他失落的江山，抒发的是亡国之恨；而帕斯看到的则是殖民主义留下的景象，各有所不同。令人称奇的是，在这部《东坡》中，竟然还有3首奇特的小诗，那就是《金莲》（一）、《金莲》（二）、《金莲》（三），帕斯在这组小诗幻化了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中的人潘金莲。可以想见，帕斯对中国古典的深入阅读，给了他不少启发。

不仅如此，稍后出版的诗集《回归》（1971）中的主题诗《回归》，帕斯直接引用了王维诗《酬张少府》中“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两句，用遥远的中国古代跟他所处的墨西哥现实做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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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加拿大的迈克尔·布洛克（1918-2008）则更倾向于王维及中国道家思想。仅仅因为少年时代的一次偶然阅读，布洛克爱上了中国古典《诗经》，并将其列为除《圣经》外的最重要文学经验：“……第二种相似或者甚至更重要的经验，发生在10年以后，是我16岁时在马克·范多伦编选的《世界诗选》中初次读到中国诗歌。这部选集以海伦·瓦德尔所译的《诗经》中的4首诗开篇，接下来是大家可能会期待的、包括阿瑟·威利、埃士拉·庞德等其他几位译者的译文。但正是这最初的4首诗……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对于我，也许它们是最初的影响，是初恋一般的影响。它们影响了我，甚至从来不曾被后来影响我的最显著的法国超现实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等因素所抹去……”

布洛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情结，从少年时代一直延续到了中年。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他便与人合作，翻译了中国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诗选《幽居的诗》、《毛泽东诗词37首》，为中国诗歌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中《幽居的诗》主要选入了王维《辋川集》中的系列诗作，是从意大利语转译的。当时布洛克读到王维与其朋友裴迪的唱和的诗，兴奋之极，便禁不住开始自娱自乐地翻译了一些。后来，他与一位华人教授合作，逐渐扩大了这部作品，并加上了王维和裴迪的生平小传和注释，形成了一个完整译本。他们没想到的是，这部译作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理支持，该组织热情洋溢地将其作为“中国诗歌最佳范本”而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中国系列”之中。对于这部作品，他曾这样说：“我感到《辋川集》中的绝句，是对我列举的中国诗歌的典型特质的准确概括……除了我提到的特征，我必须还要说的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即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点与西方观点不同，即人被视为割裂的观察者和评论者。”

在布洛克自己的诗里，带有浓重的中国韵味的作品俯拾即是。这类作品非常重视感性视觉——意象鲜明，画面清晰，充满了宁静的意味。在他的《在唐人街的咖啡馆里》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镇定于匙子的叮当声

我观看黄河

带着多彩的波浪流过

从远方

隐隐传来

寺院的钟鼓声

淅沥的脚步

带着丝绸的窸窸声 沙沙掠过我的耳朵

或许是从《诗经》开始，经历了对王维营造的“幽居”的想象和探索，布洛克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找到了自己的所爱，进而在《大学基金捐赠处的四月》一诗中讲起“道”：“它以一个长着树木般的/绿色胡子的古代贤人的/嗓音讲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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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诗坛，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人大有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或多或少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了营养，并受其影响，将一种不同于美国本土的诗歌元素引入自己的作品，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比如跟布洛克一样喜欢王维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1926-），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他在谈到自己爱上中国古诗的原因时这样说：“我自己这一代美国诗人，包括詹姆斯·赖特、加里·斯奈德等人，通过阿瑟·威利、罗伯特·佩思等人的译文而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我们（当时）发现自己被英美学院派诗包围，这种学院诗能够谈及理念却无法深入情感，能够触及形式却无创新，大有忽视自然的倾向。因此，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使陶渊明、杜甫、李白诗中的某些风景适应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风景，而他们的风景特征透过这个窗口，比透过莎士比亚、济慈、丁尼生或白朗宁的窗口更为清晰。” 为了摆脱英美学院派诗风，勃莱本人一直号召同时代的美国诗人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从中寻找营养，并深受其影响。这一点反映在他的诗集《跳出床外》（1972）里面。这部集子中，有一首题名为《菊花》的诗，副标题就写明了“为爱菊的陶渊明而植”，可见他对中国古典隐士诗人生活的想象与向往；而且集子中的其他一些诗，显然都带有“幽居”、“独处”、“秋野”之类的意象，无疑指明了其总体诗风。这部集子的扉页上，还引用了《道德经》中的句子，其中的部分诗作显然受到了中国道家精神的启发，比如两首写及“无为”的诗，便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这个集子不仅收入了勃莱自己创作的诗，还收入了他翻译的王维及其朋友裴迪两人唱和的组诗——《辋川集》中一些诗作的译文，有《漆园》、《华子岗》、《栾家濑》、《木兰柴》等多首。不仅如此，他还请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为这部诗集创作了若干幅具有中国古典山水意境的木刻画，以及他所选译的那几首唐诗的中文书法，颇具东方意味。

1981年，勃莱推出了诗集《穿黑衣的人转身》。在这个集子中，有一首《关于哲学的沉思》，其中也涉及到对中国唐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的沉思：

……

五个中国人在没有墙壁的房子里谈话，

交流思想。

……

其中的“在没有墙壁的房子里谈话”，就代表了中国古人的开放性思维——这正是勃莱所向往的。

至于中国古诗对勃莱的影响，他也有过专门的叙述：“我自己的一些诗，如《与友人畅饮通宵达旦后，我们在黎明荡一只小舟出去看谁能写出最好的诗来》，就源于中国诗意，类似的还有《午后飘雪》、《六首冬日独居的诗》等。我从中国古诗中汲取的特性之一，即是优美和幽居、隐秘和“独处的时间”的力量。我仍然发现幽居是一种莫大的赐福，我每个月都偏爱尝试在城市之外的某个地方独处一周。我们更深地需求，因为我们灵魂的缘故，更复杂和更产业化的生活就成了幽居之山和隐秘之水……” 而勃莱所提到的同时代的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詹姆斯·赖特，都同样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他们一个长期追寻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想象，一个则身体力行地翻译过中国古代充满禅意的诗，在美国诗坛上保持着长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