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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中国，屡遭列强的侵略和宰割，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为了探索救国之路，先进的中国人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促成中国思想界的三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从闭关自守到学习西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粉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开眼看世界’，面对现实，探索新知，掀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第二次转变：从学习西方技艺到学习西方社会制度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开展了洋务运动。
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单纯学习西方技艺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欲自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艺，更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改造社会现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进入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
第三次转变：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开展了“百日维新”，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结合中国实际，把从西方学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正当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为找不到革命的正确出路而痛苦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先进中国人开始把眼光集中到苏俄身上，他们从学习欧美转变为“以俄为师”；从学习资本主义政治学说转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
自1988年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并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以来,政府职能的改革发生了三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着眼于机构改革,从精简机构精简人转向政府职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2年第一次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精简机构精简人,缩小政府的组织规模和人员规模。
但是,机构和人员在第二次机构改革时出现了反弹和再度膨胀,这表明精简后的政府机构并不适应后来变化了的经济体制。
这就需要“按照加强宏观管理和减少直接控制的原则,转变职能,划清职责范围,配置机构。
该撤销的撤销,该加强的加强,该增加的增加,不搞简单的撤并机构和裁减人员,使改革后的机构能够比较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次政府职能转变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是改变政府行使职能的行为方式。
新的行为方式强调宏观管理和减少直接控制,也就是要从原来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
二是转变政府行使职能的组织方式,重点是转变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行使职能的组织方式。
这表明改革已经开始涉及政府职能如何适应新的变化的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机构和人员数量的增减。
第二次转变是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公共服务。
政府职能这一转变的催化剂是2003年发生的SARS。
SARS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在卫生公共服务领域里一种非常窘迫的状况,促使人们反思政府以往埋头搞GDP的目的是什么?于是,2003年后提出了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应运而生。
在履行新的职能方面,改革涉及了三方面内容,即大部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以及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
大部制改革是针对原有管理体制的不合理而言的,这一不合理表现在部门重叠、职能错位和交叉,它导致部门扯皮、运作不畅、办事效率低下,导致资源浪费或使资源无法得到最大程度利用,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管理。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
新的增长模式需要通过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贸易体系等方式来实现。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传统增长模式的限制传统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
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快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率，但其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出口对外需求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其次，大量的高投入投资会导致过度产能和资源浪费，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了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需要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二、新的增长模式新的增长模式需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根本机制，注重高质量和可持续性。
新的增长模式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1、促进创新促进创新是新的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需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人才，鼓励创新和科技研发，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促进创新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2、转型升级中国经济需要考虑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这种产业转型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进行调整，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例如，推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发展，促进环保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推进绿色、可持续的经济。
3、优化贸易规模和结构优化贸易规模和结构也是新的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拓展出口市场、建设自由贸易区等方式来优化贸易体系。
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推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品出口。
4、促进人民群众收入和消费升级解决收入分配不均，促进人民群众消费升级是新的增长模式的重要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需要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和消费信心，推动服务业和消费品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发展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生活消费品。
中国大国形象的转变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我国以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在向世界展示自己。
先来看两个例子：1954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在会见美国总统杜勒斯时，周总理礼节性的向他伸出手，但却被杜勒斯无情的拒绝。
在会议上，杜勒斯明确表示不承认新中国，并宣称：“像中国这样的乡巴佬，怎么会是我们美国人的对手。
”再看今年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将始终把中国作为他的潜在的最大的对手，如果中国不做出威胁美国地位的行为，美国都将一如既往的同中国进行友好往来。
为什么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内由傲慢转化为重视？中国的国际形象何以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那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我国大国形象的转变。
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提高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即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对外敞开国门引进来和走出去。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无异于是一股“活水”。
将她输送到全国各地使中国大地焕发出生机。
用一句诗来表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回想三十年前我们中国大地，党政军各级机关瘫痪，交通阻塞，文化教育事业停止，全国陷入一种混乱的局面。
而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果断的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走过的三十年，我们走对了。
试想，如果当时仍然在闹革命或者在徘徊，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吗？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
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1984年和1988年我国分别与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即使当时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主动归还香港和澳门主权，香港和澳门人民是否愿意回来和大陆人民一样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说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他是我国“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现的前提，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大统一的物质基础。
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十大转变作者：刘奇来源：《人民周刊》2018年第17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
但不管乡土社会如何转型、怎样变化，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在传统农村，农民以土为生，与土为伴，相对稳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无旁骛地在村庄中生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赖，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经济与命运，农民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
这种转变，既表现为水平空间上的跨区域跨领域，也表现为垂直空间上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变化。
农民工四处奔波、走南闯北，2.8亿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复杂多样，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趋于扩大，阶层流动也因此凸显。
“流”是活力的表现，但应流得自主自愿，流得安心放心，流得后顾无忧。
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在传统农村，农业生产特点和习惯相同，农民的生活相对同质，以家庭经营为主，传统村落形态也十分适合一家一户的生产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走出村庄，异地打工，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社会的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
这种异质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生活方式的交汇。
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
身处远方的村民随时可以通过手机以及互联网了解村庄的一切。
异质性的生活和虚拟空间的扩展，使村庄治理变得更为复杂。
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学习目的】通过本讲的学习要掌握几个重点内容，一是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概念，并认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了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探索的历程；三是寻求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学习安排】5学时【学习内容】2010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当前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经济增长粗放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刻不容缓，要大力推进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这不仅昭示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而且也指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
为此，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以解读。
以期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更充分的了解，并且取得广泛的共识。
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一）单纯追求GDP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时主要采用的指标是经济增长。
它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或者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GDP）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
因此，经济增长仅仅强调的是数量增长。
这种单纯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1）单纯追求GDP会导致忽视发展经济的目的。
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为了增长的增长则把增长或追求GDP当作目的，这就会忽视很多有利于文明身体健康的公共事业。
（2）单纯追求GDP导致为了增长而不择手段，由此引起各地的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而且还对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激励，结果是污染环境，使资源不堪重负。
（3）单纯追求GDP还会导致创新能力不足。
如果GDP被当作唯一的目标或主要的目标，这会使地方政府形成GDP导向的政绩观，如此，数量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提高质量或者为此需要的技术创新被忽视，其结果就是集中于制造环节这一产业链条的低端，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传统的经济增长采取的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中国》——读书笔记《转变的中国》是王国斌所著的一篇关于欧洲与中国历史比较研究的书籍，主要比较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同与异、民族国家形成的方式的同与异、抗税活动即社会动荡三个方面。
作者在导论中主要表达了本书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历史不是基于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基于历史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摈弃“欧洲中心论”，主张从欧洲看中国，从中国看欧洲的研究方法论，认为历史变革是由多元因素影响而成，变量越大影响因素越大。
本书分三章进行叙述，我就依照作者的思路，整理归纳我的理解。
一、经济变化第一章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本章中作者强调中国明清及近代时期的经济变化动力与欧洲早期的经济变化动力均属于斯密型经济发展动力，即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市场的绝对优势。
作者对中国学者否认斯密型经济动力是中国明清及近代中国经济变化进行了反驳，认为斯密型经济动力是在欧洲城市工厂工业化出现之前存在的，虽然中国未出现由商业发展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没有突破性经济变化，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斯密型经济动力存在于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发展。
中国与欧洲也同样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匮乏的经济危机。
斯密型动力引起的欧亚经济的明显扩展，并未逃脱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制。
古典经济学家所划定的世界经济的限制，仍然存在与19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第二章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本章主要强调近代欧洲工业化与明清时期的工业化有相似性，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关键性的差异是亚欧两端未出现相同经济发展制度的原因所在。
欧洲工业化经历了城市手工业时期——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
欧洲早期工业出现在城市和城镇周围地区，这些区域附近存在着农村工业。
欧洲农村工业发展因素主要为良好的市场机会（稳定的村社）、土地可分割继承、有季节性非农业工作可做，而同样的因素中国也存在。
有学者（孟德尔斯）将农村工业化称为“原始工业化”，在欧洲原始工业化发展为工业化，但是中国却未出现原始工业化发展为工业化的现象，即中国未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一、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买经济贸易发展速度迅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逐年增长，在世界贸易之林的排名也是大幅度跃升，外商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这些贸易大国的指标来看，目前我够已经在世界上确立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国地位。
（一）进口贸易总额跻身世界前列2003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
美国当年的进出口总额为20269亿美元，德国为13500亿美元，日本为8547亿美元，中国为8512.1亿美元，然而在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高达11547.4亿美元，净增值3035.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取代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二）经济开放程度逐步提高（1）近年来，中国的进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
2003年中国进口突破4000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进国，在随后的四年时间中连续保持世界第三大进口国的地位。
并于2009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2）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
在1987年仅为5.2%，2006年达到最高值30%，而美国和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仅为14.5%和13.1%，2007年、2008年、2009年。
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28.3%、25.3%、20.1%、23.6%和23.3%，远远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
（3）资本流入规模大，吸引外资的能力居于亚洲首位。
从1985年的19.6亿美元到2011年的1160.11亿美元，大约增长了58.2倍。
二、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一）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严重不平衡，服务贸易相对落后。
2010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1702亿美元，列世界第四。
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额的4.64%；服务进口额为1922亿美元，列世界第三，占世界服务进口总额的5.48%。
相比之下，美国服务进、口出额均列世界第一位，分别为3579.14亿美元和5149.70亿美元。
从《转变的中国》中看“加州学派”摘要：关于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一直有“欧洲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两种模式，其中“欧洲中心观”模式是主要思潮，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西方的参照物。
不管哪种模式，都过分强调差异，忽视了相同或相似的特性。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加州学派”对转型前的中国和欧洲进行重新的评价，创新了研究方法，承认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探索了一套比较公正的标准。
王国斌是“加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方法新颖、视角独特，为我们打开了中西方历史比较的全新视野。
本文将结合这本书在观点与方法上的独特之处，以点带面来体现出“加州学派”全新的思想和方法。
同时也会指出其在探索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和局限性。
关键词：“加州学派”全新观点创新方法不足正文：一、关于“加州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欧美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的经济史。
其中，“加州学派”迅速崛起，并成为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导力量。
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是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学术流派。
[1]加州学派运用“互为主体”和“‘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等方法进行探索和创新，大胆地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了学术挑战，引起了广泛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关于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书（一）、主要内容与独特的观点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的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文版分为三篇，共十章。
上篇“经济变化”，中篇“国家形成”，下篇“社会抗争”，分别对本书的三大主题进行讨论。
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大主题，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欧洲历史最重要的两大过程，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使得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反抗研究处于中心地位。
以集体行动为契机，分析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2]（编者的话）本书的条理十分清晰，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进行了详尽地中西对比研究。
具体来说，上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第一章主要从中国与欧洲经济变化与经济动力两方面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西欧与中国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的关系、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的比较，既有横向的发展，又有纵向的中国与西欧的比较，全章将重点归于农村手工业的作用。
第三章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将目光放在了自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段时期，而且借鉴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的经验，为中国将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作者强调，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条道路，但却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
中篇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后，对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产生之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第四章作者提出了早期中国与欧洲因国家体系有相似性而产生了相似的动力，但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做出了猜想——不同的竞争基础。
欧洲与中国用长远、自视与互视的眼光看国家的形成，为欧洲与中国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
第五章深入探讨了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阐述了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分别说明了民族国家与农业帝国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及地方秩序，探讨了各自存在的问题，但最后目的是说明中国的统治方略产生了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济很少有相似之处。
第六章将重点放在了中国，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王国斌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情况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既看到两者的共同之处，又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下篇则以政治与民众反抗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七、八、九三章分别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内在逻辑与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与常识相反的理论，如否定了饥饿与食物骚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的看法等。
在全书结论即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将其对中西比较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社会理论的看法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作者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不同点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这三篇并不是结构松散、没有紧密的联系。
而是作者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进行讨论，从而对中国与欧洲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变化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因此这是一部既广又专的研究中西方对比的历史研究著作。
在学术界，与“加州学派”的观点相对立的有“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两类。
作者在这本书的三章中，多次鲜明地对这两类观点进行了反驳，尤其是对“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其他地区必须模仿欧洲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冲击—反应”模式。
19世纪因欧洲经济发展快，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其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以欧洲为中心，将欧洲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和必然规律。
非欧洲国家，也被认为基本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即使它们并不成功。
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因此相信“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经济发展的道路是近代经济成长的唯一道路，中国经济发展也一定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因此，每当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某些经济变化与近代欧洲经济变化有相似之处时，我们就将其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
相反，中国与欧洲的相异之处，则被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成长的障碍。
而且我们经常关注的并不是“中国究竟了发生什么”，而是“中国应该发生什么”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该发生的变化”。
我们从来都是习惯用近代欧洲的标准去评价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从来没有想过去解释中国发生的实际。
这些都体现了“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地区思想渗透的严重性，也侧面体现出来民族自卑感。
而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找到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他能看到一些中国发展前景比欧洲好的时候，如中国对资源的短缺都是偶发的，而欧洲确是必然和长期的，并明确地表明了“如果我们把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视为研究发展道路的指导的话，那么这些模式肯定非常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并认为一些功能（例如征收赋税、对抗来自邻国的威胁、保障国内稳定等）是所有国家都具备的，但是这些功能的具体的和实质的意义、它们相对重要性以及国家所面对的社会组织，却可以完全不同。
[2]（P147)作者反对将西方列强的经验用来判断成功和失败，而是将中国与欧洲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欧洲有占优势的时候，中国也有优于欧洲的时候。
关于“冲击—反应”模式，是从另一方面来解释“遵循欧洲发展道路”这一观点的，许多研究者将“西方”等同于“近代”，将迄今还未西方化的“东方”贴上“传统”的标签。
而作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差异的确是存在的，但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些差异简单的看成“中国”与“欧代，中国等同于传统”的观点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观点会限制我们借以解释政治变化动力的能力，无法避免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变化只遵循单一途径的危险。
英国通过城市工业化的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大部分国家都开始效仿，实质上又是在走着欧洲的路。
王国斌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道路并非是朝着唯一的欧洲方向发展的。
例如欧洲的织布生产在19世纪逐渐成为一种城市现象，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户手工织布尚能成功地与工厂机织布竞争。
[2]（P54)李伯重的研究同样表明，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厂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模式。
“加州学派”并不是维护中国的学派，它关注中国并不等同于构建“中国中心论”，相反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化视角中看待中国的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王国斌作为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
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并没有摒弃欧洲，而且还肯定了西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活动对世界各地的重要影响。
“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2]（P2)这是作者书中的一大亮点。
在读著作的过程中，被作者的观点吸引，了解大概含义。
但在具体的阐述时，作者的论据并不是很充足，导致让读者难以精确的把握内涵。
这与“加州学派”是一个新兴的团体有很大关系，将近代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上重新定位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与深入。
（二）、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王国斌将“双向交叉对比”的方法大量运用在论述中，即横向的“互为主体法”和纵向的“‘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过去囿于19世纪“欧洲中心论”，学者总是将英国或欧洲为参照物来观察中国，把欧洲经济社会的变迁看成是常态，而王国斌又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英国或欧洲，并看看这种做法，是否能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下那些在国家形成方面被我们是为自然、必然的东西。
这种方法又叫做“交互比较研究法”，是加州学派的创新。
书中王国斌大量使用了“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正如他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说的：“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从19 世纪与20 世纪去回顾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是从1100 年向后展望，探讨各种形成的可能方式。
而在这些可能方式中，某些制胜战略逐渐成为主导。
这种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是查尔斯·蒂里所大力倡导的。
”[2](P87)“前瞻推测”就是站在历史过去的某一点上，从某一领域对这一点后来发生的历史作出前瞻性的分析，让你站在特定的情况下，设计出那一点之后的各种可能性。
在我们想要认识和解释的世界中，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
它不是有关现实的科学，像是一种意识的分析，一种猜想。
本书上篇中对经济变化过程的比较，是使用前瞻性分析来论证：尽管欧洲与中国道路可以用回溯的方法来解释，但二者之间的歧异性则难以预测。
“回顾性分析”即我们经常用到的回溯的方法，它使我们对已发生的事实进行回忆与总结，从而得到新的发现与经验。
前瞻性和回顾性可以合起来使用，同时他们又是彼此相关的。
混合性使用能让我们了解各种可能性，同时探索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虽然不一定是必然的结论，但也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最后，我们可以用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对比较的问题进行观察。
“加州学派”的创新，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运用时也会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如本书中“互为主体”法，虽然中国与欧洲互换主体，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见了对方，但却没有一个“自视”的过程，这很可能知道了对方是谁后却不知道自己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