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财政体制与政策的宏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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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就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了评析。
主要包括:政策启动的背景、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对“挤出效应”、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减税和国债风险等问题的认识。
文章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成效一、政策启动的背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中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连年赤字、职能范围收缩而同时“错位”(越位与“缺位”)严重,维持“吃饭财政”在许多情况下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
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改变。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
于是政府在决策上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
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
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
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
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
浅谈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摘要] 1998 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又从稳健走向积极,经历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探索历程。
本文通过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了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背景、具体内容、政策效果,并就政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加以分析,以期能从中汲取经验。
[关键词] 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政策效果一、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出现外贸负增长、通货紧缩现象。
国内,较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商品库存积压;“软着陆”后社会总需求疲软。
虽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率,以期用货币政策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消费和投资需求均缺乏弹性,政策失灵。
(二)政策内容及成效。
1998 年,针对上述背景,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1.增发1000 亿元国债用于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方面;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 亿元特别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2.调整税收政策:对涉及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减免;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政策等做新规定;对涉外税收政策做适当调整,鼓励外商投资;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拉动居民即期消费需求。
3.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离退休人员待遇;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4.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直接投入国债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有: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紧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失业率上升趋势变缓;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1998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解读自1998 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积极主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扩大消费需求始终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在实际中,财政政策对于消费需求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偏差,以及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将调控重点转向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使用“差异化"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完善税制等手段刺激居民消费,真正扩大内需。
1998 年以来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简要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开始主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1998 年开始,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从“积极-稳健-积极”的政策类型调整过程.一、1998 - 2004 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避免我国经济陷入全面通货紧缩,1998 年8 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1。
增加财政支出。
一方面,政府增加购买支出,包括利用预算内资金和增发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投资活动,调节投资,促进总需求的扩大。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补贴、抚恤社会救济福利费、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等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调节消费需求。
2. 调整税收政策.为了刺激居民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999 年11 月1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流居民储蓄,引导居民消费;1999 年对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统一由17%下降为8%,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70%征收消费税;从1999 年8 月1 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二、 2004 - 2008 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由于目前许多人对未来财政可能出现的巨额赤字(2010年预算草案为1万500亿,实际肯定会突破)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历史,因为前三十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我们30年的经验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1979年: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中央集权开始松动11届3中全会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多数投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引发严重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外贸逆差增加(具体数据可上网查,)。
紫阳真人这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这是导致今天产生诸侯经济的后果(这个背景我有一个专门讲分灶吃饭的帖子,可以到我的家园去找来参考)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大家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2)、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
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这时各省都发明了许多钓鱼工程技术,许多技术今天还在使用)。
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
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这是后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萌芽)。
这些措施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0%—25%之间。
(3)、控制消费需求,压缩各项开支。
98年扩大内需政策及启示从1998年起,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工具上,增加财政支出和国债,扩大内需,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以扩大政府开支为重点,而不是以减税为重点。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支出。
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上,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促进信贷规模的增加,提高社会投资与消费能力。
一、98-02年的货币政策1.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1998年5月,曾经一度被使用而后又停止的公开市场业务恢复操作,当年交易额为2827亿元,1999年和2000年交易额分别为12,245亿元和9762亿元。
1998年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净投放1920亿元,两年合计占同期基础货币投放额的82%。
2000年首次开展正回购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822亿元,既有效控制了市场流动性,又给商业银行补充了流动性。
2001年,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基本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实际承担了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职能。
通过逆回购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和正回购回笼基础货币,全年累计投放基础货币8253亿元,累计回笼基础货币8529亿元。
有效增加了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促使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回升到目标区间。
2002年继续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基础货币的总体适度,并引导货币市场利率水平。
2003年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开展赎回中央银行票据操作,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交易达到117,203亿元,比1997年增长380倍;现券交易量达到30,848亿元,比1997年增长3100多倍。
2004 年央行首次预发行远期央行票据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机构范围,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考评调整机制。
2004 年共开展110 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回笼基础货币19,971 亿元,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3,281 亿元,投放、回笼相抵,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690 亿元;共发行105 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072 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9742 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 次,收回基础货币3330 亿元;开展逆回购5 次,投放基础货币1490 亿元,使基础货币的增量稳定下降。
项怀诚:98年中国为什么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人民网苏州9月5日电记者李建兴报道: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前夕,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书面材料,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系列问题。
1998年,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项怀诚分析道,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在此之前,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Array划经济体制,政府主要依靠计划实行综合平衡,财政收支依附于计划,包含于计划之中,作为政府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工具而发挥作用。
那时,着眼于宏观调控且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财政政策概念还没有被广泛地认知和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所经历的最突出的变化是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解体,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
国民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投资需求极为高涨。
与此同时,过去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得以矫正,居民的消费需求也不断释放出来。
由于投资和消费两大需求急剧增长,我国在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年份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体制时期,计划经济仍居于主导地位,宏观调控主要是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调控的模式基本上是传统的“拉闸门”模式的延续,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现象,经济发展处于周期性波动之中。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特征表现为高增长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
1991年GDP增长率为9.3%,1992年为14.2%,1993年为13.5%,1994年为12.6%。
由于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生产资料价格迅速攀升,两者相互推进,使物价指数由1992年的5.4%迅速上升为1994年的21.7%,最终演变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抑制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决定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建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❶内容提要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经济有下滑趋势以及真实利率趋高所导致的内生性通货紧缩的危险。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继续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做好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作;提高银行系统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并防止通货膨胀再度出现。
多重目标使可选择的政策组合的空间十分狭小。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1、扩大财政支出以增加总需求。
2、对投资减税以促进有效供给。
3、财政增支减收之不足部分可考虑以下两种办法,一是出卖以上市公司国有股为抵押的可转换债;二是特批少数中心城市的地方政府发城市基础设施(如地铁)建设专项债。
4、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
1995-1996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果明显,1997年接近于零的物价水平以及8.8%的增长速度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阶段,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灵活的政策操作保持这一发展态势。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继续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解决好下岗工人的安置与再就业问题;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人民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再度出现。
本文将讨论在多重宏观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共分四部分:一、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及其意义;二、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三、有效需求不足还是经济结构问题?四、多重宏观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
一、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及其意义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到1996年,初步达到预期目标。
1997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进一步取得成效,管理当局表现出相当高的政策操作水平。
1996-1997中国经济连续两年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
一、简述题1、比较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区别答:购买性支出指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开支,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或用于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体现的是政府的市场再分配活动。
转移性支出指政府资金的无偿、单方面的转移,主要有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它体现的是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
联系财政的职能来看,以购买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的财政活动,执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较强,以转移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的财政活动,执行收入分配的职能较强。
2、评述瓦格纳法则的主要内容答:瓦格纳法则也称政府活动扩张论,指公共支出的相对增长,可以表述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随之提高。
瓦格纳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会引起社会进步,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增长,他把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
经济发达国家自18世纪末到如今10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瓦格纳法则符合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
3、分析收入分配的公共财政机制答: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主要手段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
(2)规范工资制度。
这是指规范由国家预算拨款的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和视同政府机关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制度。
(3)加强税收调节。
(4)通过转移性支出,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福利水平。
4、公共投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答:(1)追求微观上的盈利性,是非政府投资的第一个特点;由于政府居于宏观调控主体的地位,它可以从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角度来评价和安排自己的投资,政府投资可以微利甚至不盈利,但是,政府投资建成的项目,如社会基础设施等,可以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2)企业或个人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和社会筹资来为投资提供资金,自身积累规模和社会筹资都受到种种限制,一般难以承担规模宏大的建设项目;政府财力雄厚,而且资金来源多半是无偿的,可以投资于大型项目和长期项目。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采取了必要有力的财政政策,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章定量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及其效果,并对中国財政政策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
标签: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
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宏观调控:七年之旅》案例分析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政府从1998~2004年面对经济衰退时期,通过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以刺激总需求增长,降低失业率,使经济尽快复苏。
而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增加就业。
而其所采取的手段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手段的总体功能。
一、具体措施分析对所给材料进行分析可知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措施:1、增发国债(1)基本情况介绍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1999年增发国债共1100亿元和2700亿元特别国债;2000年安排了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2001年继续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和500亿元特种国债;2002年发行国债1500亿元;2003年全年国债安排使用1400亿元;2004年全年实际安排900亿元。
1998~2004年七年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9000亿元,同期银行发放国债项目配套贷款2万多亿,直接拉动投资约四万亿元。
(2)分析①手段增发国债是属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经济手段中的货币政策。
②理论依据:国家财政部发行国债来控制货币供给,筹集资金,扩大国家的建设规模,有效地集中数额巨大的建设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政府发行国债首先会改变民间和政府部门占有资源的规模,影响社会资源在两大部门原有的配置格局。
政府国债资金用于不同方向,又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用于公共投资,将会改变原有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用于公共消费,将会改变社会的消费结构。
进一步,国家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过程,能够调节社会总供需关系,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能够促进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协调发展。
通过增发国债,国家能够较有效地弥补由于经济衰退带来的财政赤字。
调节经济国债是对GDP的再分配,反映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财政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
另外,短期国债也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其调节货币流通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
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政策紧,而货币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政策“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
该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政策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政策实施。
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政府还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政策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
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
但与此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
应该说这期间两大政策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调控手段多样化配合、调控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
我国应对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比较【摘要】1998年和2008年分别是我国面临的两次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不同的财政政策来应对。
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实行了一揽子的财政刺激政策,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社会福利支出。
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则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提高财政支出、实施减税等措施。
对比两次危机中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2008年政府更加注重稳定经济,采取了更积极的政策,而1998年更注重稳定社会,着重于社会保障支出。
2008年的财政政策更加灵活、有效,更加注重稳定整体经济。
【关键词】财政政策、1998年经济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比较分析、总结、我国、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
1. 引言1.1 背景介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我国,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应对危机,其中包括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减税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
十年后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来袭,我国再次受到冲击,但是这次危机的影响较1998年的危机更为严重。
2008年,我国政府再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等举措来刺激经济增长,避免出现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两次危机中,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有着明显的不同,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通过对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中我国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和应对策略。
本文将对这两次危机中我国的财政政策进行比较,以期能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2. 正文2.1 199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我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之一。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政策措施。
我国实施了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提振经济增长。
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投资,以推动经济的复苏。
中国各历史阶段的财政政策中国各历史阶段的财政政策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依次采取了“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积极财政政策”。
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时间】:1979年【背景】: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及引发的财政赤字严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物价持续上涨、外贸逆差增加等问题。
【内容】: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一是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了中央和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促使地方合理地安排财政收支和自求平衡。
这种体制对减少财政赤字,加强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作用。
二是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
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
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
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
财政政策特征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
当前,已有很多关于这个政策的收效和存有问题的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策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实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不过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
即使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实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
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学派使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实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
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摘要】本文以1998年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例,从宏观经济背景和财政政策本身分析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条件。
【关键词】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背景财政风险1998年,我国为了应对日益疲软的经济形势,于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是中央政府综合考虑各方面形势的结果。
通过分析本次国家宏观调控的过程,我从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财政政策本身以及实施效果等三个方面切入,总结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具备的条件。
一、宏观经济背景1.需求面(1)消费需求不足。
由于居民家庭对未来支出预期增大,收入预期减少,这主要是与当时国家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密切相关的。
国企改革导致下岗失业人数增多,社会保障、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迈向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居民的支出负担大大加重,对未来产生悲观的预期。
以上种种变革使得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增多。
居民消费需求的疲软可以从当时的数据看出,如图a、图b。
(2)投资需求不足。
一方面,随着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逐渐强化,使得旧的投资扩张需求被抑制,新的投资扩张机制缺乏,一些符合贷款条件且希望扩大投资的企业无法获得融资进而影响了其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许多商品销售不出去,进而抑制了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引进,从而导致了企业缺乏扩大投资的动机。
如图c。
(3)出口需求下降。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下降,并在1998年5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进一步激化了供求矛盾。
2.供给面1997年以后,某些产品出现了过剩的情况,宏观经济逐渐由卖方市场专向买方市场,这一方面与需求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是传统体制下的重复投资导致的。
1997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双方出现的问题可以反映到GDP这一指标上如图d。
因此,综合以上两点得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总供求失衡,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较慢。
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1998—2004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宏观经济背景: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二、具体措施: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二)、2005~ 2008年“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宏观经济背景:2004年初,承接上一年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但同时信贷规模增长偏快,消费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
其主要表现为:央行每月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在2004年的头四个月比同比上涨了6.3%、7%、8.3%和9.3%;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间调整背景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调整效果1994—1997高通货膨胀适度从紧的货使国民经济顺经济过热币政策和财政利实现第一次政策"软着陆 " 1998—2002有效需求不积极有限度扩使国民经济顺足、物价持续张利实现第二次下降、通货紧"软着陆 "缩2003 下半年至“双稳健”的财使国民经济平今政货币政策稳较快发展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即:1994-1997 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降低高通胀率 ,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 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 ,扩大内需 ,降低高失业率 ,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加强宏观调控 ,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 1994- 1997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1988 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
于是中国政府从 1988 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
1990 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 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 3.1%。
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
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
1998年以来财政体制与政策的宏观评价吕炜(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116025)内容提要:目前对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大都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相联系,缺乏与财政体制改革相联系、与经济转轨阶段性演进相联系的考察,而这两个被忽略的方面可能正好是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原因。
本文试图从更宏观的视角分析五年来财政体制与政策的基本关系,并提出下一步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体制,经济周期,经济转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结构调整,财政的作用倍受关注。
但是随着连续性扩张政策的运用,财政自身的收支矛盾和债务负担也在不断加剧,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需要淡出、财政是否也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近两年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形成内在机制而可以不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财政潜在的危机是否过大而不得不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是应该结合承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财政体制,和1998年以来经济转轨的深刻变化进行综合分析。
即不仅要考虑财政的承受力,还要考虑财政与经济、市场运行与政府调控关系的变动,不仅要考虑财力的承受力,还要考虑财政体制的承受力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的次序问题。
只有确立更宏观的考察视角,客观地区分不同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导致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不同原因,才有利于确定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战略。
财政政策与承载它的体制存在着冲突的一面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1994年分税改革后的财政体制框架下运行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更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主要是与省级的财权、事权关系,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次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财力的壮大和调控能力的增强成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重要保障。
但是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一是中央虽然集中了财力,有了稳定的税基,但地方支出基数刚性较强,转移支付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这些刚性支出,实际的财力安排上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宏观调控能力和区域平衡能力受到限制。
而且新体制建立后的运行中中央财力的集中度从1994年的55.7%下降到2000年的52.2%,实际是下降的,同期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度则从16.8%提高到28.8%。
二是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未作进一步规范,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中央对省的体制,有的则沿用以前的包干体制,总体上呈现财力向上一级集中的趋势,省级的资金集中尤其明显。
这样的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同时财权的上收并无相应的事权调整相配套,提供义务教育、本区域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基本事权还有所下移,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加之过去历次体制调整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一部分收入空转,包袱越来越重,县、乡财政困难明显加剧。
省以下体制的状况使得财政政策的传导和宏观调控效果受到限制。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表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还是不完善的,正是这种不完善使体制运行中的矛盾和缺陷在承载积极财政政策连续实施过程中变得不断突出。
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与体制的运行有两条线索,一是为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化、防止经济失速而连续实施五年的扩张性政策,核心是增加6600亿国债投资以及由此拉动的银行、地方、企业共计3万亿的投资规模;二是伴随公共管理认识的加深、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关理论与实践而提出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并相应推出和推进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三项改革措施。
因此,虽然前者更主要的是一种调控的政策手段,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公共支出改革,但在认识和和中人们仍然将两者视为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视为公共支出实践与公共支出管理改革的双向推动。
这一阶段公共财政职能得到空前甚至超前的强调,并在实施中逐渐与1994年以来尚不完善的财政制度框架发生冲突。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受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的限制,公共投资扩张过程中存在着配套能力下降、投资不经济等问题。
连续五年的国债投资使一些地方的资金配套能力不足,项目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深度、广度都受到限制,由银行配套的资金虽然充裕,但焦点在于投资扩张后的偿还风险。
这几年的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应的对基础工业、装备工业拉动作用比较大,房地产投资受到很大刺激。
发展基础设施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一些地方不顾当地情况一窝蜂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使得一些方面的投资存在超前和不经济的问题。
钢材生产今年将增长22.6%,达到1.8亿吨,是1997年的1.8倍,是美国、日本的总和。
在这种扩张中有两个问题暴露出来:一是钢的总产量大幅增长的同时,钢厂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和品种不合理问题变得突出,今年的产量中只有20%左右是由年产500万吨以上的大钢厂生产的,其它的产品都出自各地小厂,产品档次低,优质品种仍要大量进口。
二是生产的钢材一半用于建筑行业,带动了房地产的高速增长、吸纳了大量银行贷款,局部地区已出现过热情况,对经济运行和资金链都造成潜在的压力。
这些问题表明在投资扩张中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相互攀比、盲目扩大规模的现象,玻璃和水泥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投资和增长的不经济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恢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都是不利的。
一旦经济增长无法吸纳过大的基础投资,企业倒闭、银行坏账、工人失业等问题就会暴发,不但增长无法维持,还可能会留下一大堆问题,成为持续增长的包袱。
我们过去几年在清理信托投资公司、银行不良资产等方面已经有过类似的体验。
2、一些旨在扩大内需、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因财政体制的不完善而在自上而下的执行中遇到困难。
在基层政府事权偏重、收入筹措功能较弱、区域差距悬殊的体制背景下,一些公共支出标准的决策权仍主要集中于中央各部门,并且成为地方部门相互攀比和倒逼地方财政的依据,这种格局一旦形成而上级财政又无力调控时,收支矛盾就会激化,县、乡两级公职人员欠发工资就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
1999年以来在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下,全国范围内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实施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职工人均月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1年的823元,增幅高达105.8%,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彻底改善机关公务员工资长期偏低状况的举措,这次调整的速度和幅度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但由此增加的基层财政支出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实施用于工资性支出的专项转移支付,其中2001年安排892亿元,2002年预算安排1180亿元。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情况与此类似,为了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防止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激化,中央财政2001年安排了80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2002年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预算安排增加到245亿元,由各地包干使用。
尽管如此,政策难兑现以及兑现后面临反弹压力的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税费改革试点效果较好的农村,农民普遍担心政策反弹、难以持久。
从这一点来看,体制原因造成的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显然是比转移支付解决方式更为关键的问题。
3、着眼于公共财政建设推出的各项管理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使财政体制和非财政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变得更为刚性。
随着公共投资的连续扩大,财政在应对“市场失灵”和反周期调节方面的作用得到显现,着眼于配置公共资源和宏观调控的公共财政职能受到强调和推进。
近几年的理论与实践除了讨论公共财政的职能定位外,在具体管理制度上借鉴推出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管理的一般作法,即在“收支两条线”完善预算的同时,进行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试点,其目的在于建立三位一体的预算管理流程,体现预算资金安排、使用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安全性。
就管理层次而言,这样的改革是必须的,但其前提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框架基本确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与相应的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否则执行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因素形成的阻力,并且由于基本框架存在的不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在适用性和合理性等方面都可能受到质疑,从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变通。
这里显然又存在一个公共财政建设的次序和配套问题。
以上的分析中,有些矛盾和冲突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财政体制的不完善,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就是这五年来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如何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地增长方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或搁置了1994分税制为主体的财政体制在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而财政体制在承载和保障积极财政政策较好运行的过程中,其逐步积累和激化的矛盾又使得对体制本身进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性、迫切性凸显出来。
1998年以来财政实际面临的三大任务与应对取向在进一步分析之中,需要首先清楚地描述和判定1998年以来就财政发展与改革而言,我们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和问题,实际又是如何应对的。
总体上讲,五年来国家财政一直面临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与任务:第一个层面是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与时创新问题。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实现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和全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使财力壮大和职能强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改革的渐进特征也是明显的。
以1993年为基数的税收返还政策事实上首先承认了既有财政分配格局的合理性,历史原因造成的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等问题基本没有触及,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相差很大,收入比重虽然迅速提高,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名义上定在57%左右,但实际可支配财力和调控能力却十分有限,这种情况的改善只能寄希望于分税制带来的财政收入总量迅速增长所提供的增量。
而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的财力差距有可能迅速拉大,出现两极化趋势,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
大部分省市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中央对省的体制,在支出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向上集中了部分财力以供调剂,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
省、地、县财力的纵向上移和事权的相对下移使体制矛盾逐步集中于县、乡层次,2000年县级财政净结余-73.89亿元,乡镇财政净结余-2.5亿元,农业、教育、科学、社会保障、粮食风险基金等与各种增长挂钩的法定支出压力大,除了影响到事业发展外,最直接的矛盾表现在工资方面。
2000年全国地方财力中工资支出的比重为38.8%,而全国县级财力中工资的比重达61%;2001年全国534个县本级、1811个乡镇发生工资拖欠,分别占县、乡镇总数的18.7%和27.1%,占全国工资拖欠总额的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