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调查问卷CLDS2012家庭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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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9期观察与思考自央视于2012年“你幸福吗”全国街头系列采访活动以来,以幸福为主题的研究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相互交叉,关于幸福问题的学术研究由来以久。
亚当.斯密(1723-1790)认为,追求幸福的利已主义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追求幸福是经济学发展的本源。
现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构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认为幸福是个人效用的产物。
可以说研究幸福、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提升国民幸福感,并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繁荣,这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尤为重要。
一、研究背景分析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要追溯到二十世纪50—60年代,这是伴随着社会学中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而来的新领域,而随后多数幸福感研究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
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是依据主体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估,学界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 )。
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分支,学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并没有重视人类快乐与幸福的主观体验,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问题上,由此,幸福感的度量变成了纯粹的财富度量。
虽然财富增长很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感,但也有研究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人们的幸福水平随之提高。
1974年,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1]提出的“幸福悖论”①将经济学的幸福研究带入了一个新领域。
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幸福感不仅与经济变量有关,同时,也受到人格特质、社会人口、工作情况、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尝试将婚姻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坎贝尔等学者(Campbell,1976)[2]认为,夫妻从婚姻中可以获得积极感受,从而产生婚姻幸福感。
来自欧美的较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关系,例如,阿拉西拉等(Alesina et al.,2004)[3]、克拉克(Clark,2003)[4]的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68期)2023(6)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吴园园1,袁涛2*,周旭3(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2.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健康中国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3.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
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
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生育保险;再生育意愿;生育支持;生育保障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6‐0172‐09DOI编码:10.13300/ki.hnwkxb.2023.06.016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发展的深度转型期[1],面临加速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严峻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基本稳定在1.5以下[2]。
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加剧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态势,并可能形成庞大的失独家庭、空巢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不利于国民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为有效应对上述问题,我国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
然而,生育政策放宽的预期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官方发布基尼系数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从2003年到201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走势是这样的:在2008年前上升,从2009到2015年下降,随后再次上升。
最新的基尼系数是2018年的0.468。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微观调查数据的基尼系数都和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不太一样。
这里我们主要会用到这样几份数据:1,CLDS,2016年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是“985”三期“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特色数据库建设”专项内容,CLDS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建立劳动力、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上的追踪数据库,从而为进行实证导向的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2,CHFS,2017年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是中心最早开展的全国大型抽样调查,旨在收集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人口与就业等方面信息,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
目前,中心已经成功实施三次调查。
2011年,收集家庭样本8438户,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2013年,收集样本28141户,样本在全国代表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省级代表性;2015年之后,样本扩大到40000余户,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
3,CFPS,2018年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青少年与社会发展第40卷(总第213期)超时劳动、工作自主性对青年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李挺汪然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摘要】本研究分析超时劳动、工作自主性对青年劳动者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发现超时劳动对青年劳动者的幸福感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工作中的自主性程度能够提高劳动者幸福感并缓解超时劳动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在控制劳动时长的基础上,提高青年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决策权,营造更适合劳动者发展的环境,有助于改善其幸福水平。
【关键词】超时劳动工作自主性幸福感青年劳动者幸福感包含感情及认知等内容,会受到社会环境、个体行为等的影响⑷o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幸福感取决于个体行为的影响,也受制于社会环境。
青年作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一方面葆有激情与活力,更易在艰巨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追求幸福;另一方面受职业保障不足及公平感缺失等影响,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影响生活中的幸福体验。
“最悲惨一代”“996/ 007.ICU”“职场PUA”等词汇在网络上的流行既是青年劳动者的自我嘲讽,也是因生活幸福感缺失而引发的非正式反抗o如何提升劳动者特别是新一代青年劳动者的生活幸福感,对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受劳动保障制度不完善闵、部分城市房价及落户门槛较高、企业寿命短⑷等因素限制,当前青年在就业方面仍表现出不稳定特征⑷。
延长劳动时间,接受劳动过程的规训与控制,成为其维持职位及收入的无奈之选o据此,本文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考虑工作方式、过程控制的情况下,超时劳动是否会影响青年劳动者的生活幸福感?二是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控制是如何作用于超时劳动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幸福感受多种因素影响⑷,既有文献从环境、工作及个体等出发,探讨了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收稿日期:2021-01-11作者简介:李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健康分层与社会融人;汪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流动与老年健康;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耍研究社会分层O•88•机制。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一、本文概述1、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问题逐渐凸显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融入状况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福祉,也对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如就业歧视、社会保障缺失、社会交往受限等。
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了显著的代际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在教育水平、职业期望、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些差异使得他们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因此,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揭示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本研究也有助于增进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理解和关注,推动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和谐融合。
2、研究目的与问题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深入探讨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工群体也在发生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因此,本研究旨在揭示这种代际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而言,研究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哪些具体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如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等。
这些代际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制度性因素、社会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如何促进农民工的更好融入?政府、社会和个人应如何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创造更好的融入环境?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希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创造更好的条件。
2023 年第 5 期第 63 卷(总 305 期)No.5 2023Vol.63General No.305收入、社会地位与人们的社会信心 *——分配公平与权利公平视角徐淑一摘要: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7数据,从分配公平和权利公平视角,研究收入、社会地位与人们的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个人收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为负,社会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为正,且社会地位的影响远大于收入的影响。
第二,区分未来生活和政策信心与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分析表明,收入对未来生活和政策信心影响为负,对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对未来生活和政策信心影响为正,对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影响为负。
第三,公平感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信心,还是收入和社会地位影响社会信心的桥梁,相比分配公平,人们更重视权利公平;且权利公平对两类社会信心均存在正向影响,分配公平对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影响为负。
第四,异质性研究表明,尽管收入、社会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以及公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政治面貌、教育层次、城乡以及地区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研究假设以及上述结论。
关键词: 收入; 社会地位; 社会信心; 分配公平; 权利公平DOI :10.13471/ki.jsysusse.2023.05.018一、问题的提出社会信心主要是指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等社会事项以及个体的发展机会、收入状况等个体事项的未来预期与判断(李汉林和魏钦恭,2013)。
从社会发展的理论来看,社会信心概念指涉的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张彦等,2015)。
社会信心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的判断和感受,是社会治理需要高度重视的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收入和社会地位是影响人们社会信心的重要因素,文献研究表明,收入、教育、民族、职业等都是影响人们社会信心或者社会态度的因素(毕文芬和初奇鸿,2017;张雅欣和孙大鑫,2019;初奇鸿和毕文芬,2020)。
摘要:本文根据中山大学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把因创业/求职原因导致人员流动的群体视作样本和调查的母体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影响员工创业/求职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阶段、户口性质、流动经历等。
然后根据结论制定完善整套人才流动的四个制度:甄选、收入分配及职业发展、后勤保障和文化保障。
最后提出通过四项制度促进管理水平提升,实现集团内人力资源最佳配置,进而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源;个体特征;企业迁移;全球化;人才流动;制度建设;职场舒适物关于建立制度保障促进集团内人才跨区域流动的研究———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张玉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1189)一、问题的提出产业转移、企业迁移、全球化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升级中的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
企业跨区域发展主要受到生产成本、技术进步、市场演变、公司产业布局、环境规制等因素影响,是一个提高市场占有率、服务客户、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的有效手段。
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升级”、“引才引智”政策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产业园建设。
企业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的开疆扩土,每个企业总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母公司、较发达区域中高端人才济济,新开发区域人力资源短缺,尤其是中高级人才捉襟见肘,招聘到的人员短期能胜任工作、适应企业文化的少之又少,需要长期的磨合、培养才能解决问题,商机稍纵即逝,如何使公司在扩张中迅速平稳发展壮大,实现人力资源在集团内部跨区域流动,进而实现集团内部人力资源布局最优化是当下跨区域发展企业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时根据库克曲线:创造力的发挥最佳在3—5.5年,超过7年,雇员的创造力会进入衰减稳定期,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流动来激发员工创造力。
本文对中山大学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给出促进人才流动的四项制度保障。
这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完善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遥相呼应。
高学历人群代际流动性的阶段解析——基于CGSS及CLDS数据丁岚;祁杨杨【摘要】近年来,我国高学历人群的社会代际流动性较1990年代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及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通过构建代际流动表,对社会代际流动性变化的趋势进行剖析,同时,建立基于明瑟收入方程的高学历人群代际流动性回归模型,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和路径进行定量阐释.研究表明,教育依然是提高代际流动的主要途径,而家庭资源的劣势则是阻碍高学历人群社会代际流动性提高的主要因素,但这种阻碍作用往往被高估.【期刊名称】《大学教育科学》【年(卷),期】2018(000)006【总页数】9页(P39-46,122)【关键词】代际流动;家庭资源;社会地位;人力资本;职业;收入【作者】丁岚;祁杨杨【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5106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40-05一、引言社会代际流动是指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于其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现象。
特别是在接受过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高学历群体中,社会代际流动性影响因素呈现出更加显性的特征,对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
蔡洪滨指出,社会流动是社会稳定的一大基石:如果缺乏流动性就会固化社会利益结构,将造成动态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1]。
近些年,关于“富二代”“贫二代”的讨论充斥各类媒体,“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言论引发全社会的深刻思考。
社会代际流动性减弱,社会群体出现固化的苗头,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其背后的原因又是如何?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家庭资源是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体现,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资源这一载体影响着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资源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产生影响:一方面,家庭资源影响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较小,而其子女也往往只能进入一般的、甚至较差的学校学习,进而导致底层群体出现教育回报率下降和职业代际流动性差的现象。
“新农保”能提升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吗?摘要: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为了保障民生、提升国民幸福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热点话题。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截面数据,从保险的效用角度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缴费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采用了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解决了模型存在的自选择问题。
实证结果发现,对于尚处在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新农保的参与确实提升了这一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对此本文认为政府应当加强新农保政策宣传力度、扩大新农保的政策覆盖面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关键词:新农保;生活满意度;处理效应模型正文一、引言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基本生活的重大任务,是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然而由于新农保实施时间较短,当前仍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不健全和缴费激励约束机制不强等问题,因此参加新农保是否会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还有待探究。
新农保的参保居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取养老待遇的参保居民;另一类是尚处于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
学术界在研究新农保制度时关注的主要是参保后老年人的福利变化,而针对后一类参保群体的研究还鲜少受到关注。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于2009年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此后迅速在全国铺开,2010年新农保参保人数达1.02亿,其中尚处于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有0.74亿,占参保人数72.5%,2011年这一阶段的参保居民上升至2.37亿,占总参保人数72.7%。
可见,在研究新农保制度对参保居民的福利影响时,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村参保居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在这一群体,研究新农保对这一参保群体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参与新农保确实会提升年轻群体的幸福感,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后仍然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