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理论的西方哲学渊源丁婵婵（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提要：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汉语语言学界有着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文章试图探寻和说明影响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西方语言理论的哲学渊源，从而揭示哲学对语言学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汉语语法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1－0076－04汉语语法的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各种理论交相辉映，但是追溯其源，大多受到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
许多年来，汉语语言学界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尴尬之中———没有自己成熟的语言理论，只能借助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构建汉语语法体系。
为什么在西方现代社会能够产生出如此众多的语法理论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它们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20世纪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1］（linguistic turn）。
本文试图探寻和说明影响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西方语言理论的哲学渊源，从而揭示哲学对语言学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一、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中心议题分别是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
在古代本体论阶段，哲学主要讨论“存在”和“本质”的问题。
到了近代，哲学研究从本体论变成以认识论为中心，主要讨论主体人的认识能力。
20世纪初，语言则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参见涂纪亮2003：323）。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产生有其历史及现实根源。
首先，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语言的传统。
比如柏拉图提出关于语词如何意指的论点。
赫拉克利特认为人类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还把“logos”（逻各斯）这一概念引入哲学之中。
苏格拉底曾说“我决定遁入语言，以语言来研究事物的真相”（参见文旭，匡芳涛2004：11）。
可见，西方哲学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是语言转向的动因和标志。
作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对哲学的语言转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为哲学指明了新的研究任务，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因此也被誉为“语言哲学之父［2］”。
他对语言转向的主要贡献在于，确认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且把逻辑的命题函项概念引入哲学领域。
第三，从19世纪到20世纪，哲学界产生了“反形而上学”的思潮，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思辨哲学提出了挑战。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法国和英国的实证主义（又称“老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以现象学为出发点，把现象当作一切认识的根源，认为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关注现象，研究现象与现象之间恒常的关联和相似关系。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证主义演变为逻辑实证主义（又称新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老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传统，但有所不同：老实证主义主要依靠心理分析，逻辑实证主义则把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工具；老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是“不可知的”，而逻辑实证主义只认为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
基于意义（指认知意义）的角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语言混乱而造成的，因此应将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法。
正是这些“反形而上学”的思潮推动了“语言转向”的完成。
语言转向是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在变革中，一些哲学家把语言放到了哲学的核心地位，把语言看成是哲学研究的首要对象，甚至是唯一的对象。
他们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他们指出，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言的意义。
人们把这些哲学家称为语言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3］。
然而这一变革，不仅在哲学领域，对语言学本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与语言学直接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二、“语言转向”背景下产生的西方语言理论及方法塞尔将“语言转向”以来的哲学的发展归结为三条线索：第一条是从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出发，经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奎恩和戴维森的发展线索。
这条线索所关注的问题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探索表达的真理性条件，认为有真假可能性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第二条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出发，到奥斯汀和塞尔，甚至包括格雷塞和斯特劳森的发展线索，这一线索把语言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更多关注语言的使用问题，或者说是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者的关系问题；第三条是乔姆斯基的现代语言学，着眼于语言能力，将语言研究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参见文旭，匡芳涛2004：13）。
这三条线索又促使三种语言研究模式的产生：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语义学分析模式；二是以奥斯汀和塞尔言语行为理论为代表的语用学分析模式；三是乔姆斯基的理想句法分析模式。
它们使语言研究在语义、语用和句法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对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一）与语义学相关的“指称论”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试图对语言作出最深刻、最根本和最深层的剖析，其核心理论为意义理论。
意义理论及其方法几乎对各个方面的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波及语言学、数学、人工智能、机械翻译、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意义理论的核心就是指称论。
所谓指称论，一般来说是指把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等同于它所指称的东西或等同于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参见王维国2002：74）。
弗雷格虽然不是指称论的主要代表，但是他的《论意义和所指》［4］可以看作现代意义理论的发端。
他对意义与指称的关系给予了比较明确的说明，在指出意义和指称的区别的同时，也强调意义和指称是相联系的。
他还进一步强调人们构造或使用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指示和指称对象，句子所指的对象就是它的真值，命题与真值的关系相当于意义与所指的关系。
后来的语义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现代英美语言哲学中，英国哲学家罗素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指称论者。
《论指称》是罗素最重要的论文。
他认为所有的词都具有意义，还指出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所指的事实。
特别有影响的是，罗素还指出了确定非逻辑词意义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亲知和摹状。
他指出：专名就是非逻辑词，它的意义由摹状词来表达，专名的指称由和专名相联结的摹状词来确定。
由此可见，他非常强调语言表达式必须和非语言的实在的东西相联系才有意义。
关于指称，其他哲学家也纷纷进行质疑和讨论。
比如奎恩否认语词的指称具有确定性，唐纳兰批驳了指称论中的个别观，斯特劳森对罗素的意义即指称提出责难。
总的来说，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一是人们可以通过词语对事物的指称，将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二是词语并不都有所指；三是指称不是词语的唯一作用。
（二）与语用学相关的理论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语言学问题用哲学来研究，就产生了相关的语用学理论。
1．言语行为理论关于言语行为的理论在逻辑实证主义代表的论述中已有散见，比如弗雷格提出语言不仅可以用于描述，还可以用于下定义、提问题、讲故事等。
罗素提出命题态度的术语，即它“表示意图、愿望、表象，是主体赋予某种客体的态度”，从而大大突出说话人在语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进入他们研究的主体。
日常语言学派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是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
摩尔强调日常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这一观点对日常语言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主要观点为“用法说”，即一个词的意义要在使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工具说”，即词语或语言就是一种工具，本身没有价值，意义在于用途；“游戏说”，即将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行为，成为语言游戏。
这些观点对奥斯汀创立言语行为理论有直接的影响。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用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区分了两大类话语：言有所述（constative）和言有所为（per-formative）。
奥斯汀还提出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于全面理解语言的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他强调语言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对后来的塞尔产生了重要影响。
塞尔（Searle）则把言语行为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
他认为对语言交际的研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要说明说话人如何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实行自己所想要实施的行为，另一方面还要解释一个接一个的语言行为如何构成连贯的、有意义的语言交际。
他在研究话语时，注意到一句话的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与它的言外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同的命题内容，不同的表达形式，实施的是不同的言外行为。
他还制定了在语言交际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四条基本规则：命题内容规则、准备规则、诚意规则和根本规则。
另外，他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的分类作了修正。
他认为，日常语言中的绝大部分句子都包括了命题性行为和履行性行为两部分，而二者的结合就完成了言语行为。
进入80年代以来，塞尔又提出了“意向性”理论，试图用意向性来说明语言和意义问题，即用心理学的概念来分析语言行为。
2．会话含义和会话原则对语用学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另外一位学者是日常语言学派的美国的语言哲学家格赖斯。
他发现形式逻辑无法用于解释自然语言的逻辑，因为说话人的意思经常与他所说的言语的字面意思不符，而且有时要比他所说出的言语的字面意义丰富得多。
于是，他区分了语言意义与说话人意义，提出了“会话含义”的学说。
格赖斯还提出了“合作原则”，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
他还指出一些修辞格的出现，比如反语、隐喻、夸张等，是违法会话原则的结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会话含义的解释和研究为隐喻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后来英国著名学者利奇（G．Leech）效法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提出了礼貌原则，完善了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解释了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礼貌原则是合作原则的补充与发展。
礼貌原则主要包括：得体准则、宽宏准则、赞扬准则、谦虚准则、赞同准则、同情准则。
（三）与句法学相关的“转换生成语法”和“支配和约束理论”自从1957年《句法结构》问世以来，乔姆斯基在美国语言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他高举着理性主义的旗子，突破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向人们展示了语言研究的新景象———TG 理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他强调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认为语言研究应该对语言现象和语言能力作出解释。
他假设人类具有一种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语言是后天习得的。
还认为语言具有很强的生成性，不仅可以生成深层结构，还可以从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可以根据规则推导出各种语言形式。
在方法上，他采用的是演绎的方法，用逻辑和数学的方法把语言描写形式化。
TG理论之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乔姆斯基又提出了GB 理论（支配和约束理论）。
在GB理论中，乔姆斯基区别了普遍语法和核心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