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林纾之翻译选材

浅析林纾之翻译选材

作者：范荣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0期

摘; 要：林纾的翻译在晚清翻译运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林译的数量还是其影响力都堪称晚清翻译史上的奇迹。对林纾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翻译策略或翻译手段的选择，其实林纾对翻译作品体裁的选择也是全面研究晚清翻译运动不可缺少的内容。林纾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执着受制于内外动力的驱使，这样的选择虽然局限了当时国民对西方文学的全面解读，但却使得其顺利进入晚清读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晚清翻译运动的兴起。

关键词：林纾;翻译选材;内外合力

作者简介：范荣（1976-），女，汉族，重庆市人，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2

1.引言

作为晚清小说翻译运动中杰出的翻译家代表，林纾以其巨大的译本数量及广泛的译作影响堪称第一人。据统计，晚清纯文学作品的译本大约为300-400种左右，而林纾的作品即使以最保守的计算也有180种之多。基于林纾对晚清翻译运动的杰出贡献，后世学者对其译作研究颇多。然而，学者们大多关注其“归化”的翻译策略及“删、减、改”的翻译手段，而鲜有讨论在翻译过程中林纾为何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执着的选择和偏爱。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发生在晚晴这一“翻译之社会功能高于文学功能”的特殊时期，因此，探讨林纾及当时整个晚晴译界何以将“开启民智”这一重任施以小说——这一从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中国史家轻视的文学体裁是完善对林译小说甚至整个晚清翻译运动研究的有益尝试。

2.林纾之翻译选材

1897年是林纾人生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位完全不识外文的落第举人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经留学海外的才子开始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而且凭借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造成“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让自己奇迹般地走上了自己辉煌且短暂的翻译生涯。

林纾一生译作丰硕，在经过历代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考证下，我们对其翻译作品的数量及类型做出了基本清楚的统计。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的翻译》里著录了林译作品184种;1982年第六期的《读书》连燕堂撰写了《林译小说有多少种》将其翻译作品数目更正为183种;199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林纾的翻译》，其中马泰来先生在所编的《林纾翻译作品全

目》中指出：林纾译作多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⑴ 77;在2007年出版的《林纾评传》里张俊才教授对林纾的译作进行了详尽的统计：林译作品一共246种，其中已发表出版的有222种，未刊作品24种。就其涉及的国家和作者而言，英国：作品106种，作家62名;法国：作品29种，作家20名;美国：作品26种，作家15名，其他的还涉及俄国、德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及作家。⑴ 292-293在对林纾译作进行统计研究的过程中，除了惊叹其译作数量巨大之外，本文也发现了林纾先生的在选材上的极为明显的偏好：林纾所译的绝大多数作品的类型都是小说。在马泰来统计的林译中，除了十余种分别属于历史、学术、传记、戏剧、故事、寓言或笔记，其余均属小说。⑴ 78本文对张俊才教授所编录的林纾翻译目录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统计，在目录所列的246种林译作品里只有58篇外媒对当时中国时政的评论，其余的188种林译均为小说。1924年林纾去世之后，郑振铎曾写文纪念并盛赞林译作品中有四十种左右属于世界小说名著。由此可见，林纾在翻译选材过程中对小说的偏爱是明显的，而探究林纾之小说选择不仅有助于全面剖析林纾的翻译行为，而且对解读晚晴整个翻译运动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3.小说选择之内外合力

众所周知，林纾不识英文。故从翻译的第一本小说开始，合译者就開始帮助林纾挑选翻译原著，合译者对林纾选材的引导自是不可忽视的。然，在林纾一举成名之后，其对小说选择的坚持就绝非再是对合译者的惟命是从。林纾对小说的执着其实受制于个人内在的文学情结及当时翻译行为被刻意赋予“教化”“启迪”之社会功能的外力的共同作用。在这样内外合力的牵引下，小说在林纾翻译选材中才会独领风骚。为了更为详尽的阐述林纾对小说格外青睐的缘由，本文尝试从其本人内因及社会施加之外力分别加以探讨。

3.1 内在的文学情结

从大量有关林纾生平的文字记录来看，林纾对文学、对小说的情结无疑是与其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训练息息相关。林纾出身寒门，童年少年时代尝尽人生的艰辛困苦，然而，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父辈书香之气的熏陶下，林纾从懂事之际就非常喜爱读书。林纾自称五岁开始读书，因其家境贫寒，林纾的读书生涯竟是从书塾窗外偷听开始的。年少的林纾把读书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而且特别的勤奋刻苦。他曾经对自己的孩子们这样说过，“……时吾攻读甚勤，尝画于壁。而挈其盖，立人于棺前，署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⑴10林纾尤痴中国传统文学之经典小说，曾用饼饵之钱买残破《汉书》读之，因幸得《小仓山房尺牍》而大喜，加之其启蒙老师薛则柯老先生的谆谆教诲，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爱好自是深入骨髓，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可见，热爱中国传统文学的种子在孩童时代就深深植入林纾的内心深处，这颗种子深埋于此，默默积累着力量，渴望有朝一日出土发芽长成大树;因此当林纾无意却有幸地投入晚清翻译运动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外来文化文学宏潮之际，这颗热爱文学、痴迷小说的种子终于乘风起势，长成参天大树，以不可抗拒之势推动林纾以近乎偏执的热情选择小说作为其翻译的唯一体裁。

3.2 外在的社会助力

林纾内在的文学情结自然是其选择外来小说翻译的原始动力，而促使他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则是外在的社会助力——晚清翻译运动的宗旨。

梳理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史，小说一直以来就是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末技”“小道”之存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既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自不能与诗歌、骚赋、古文比肩;然，虽地位低下，小说却因其内容浅显易懂，雅俗共赏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正如康有为所言，小说“道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故可成为维护王权统治及道德劝惩的绝佳工具。

然而国人喜好阅读小说的传统又为何与晚清翻译运动的宗旨联系在一起呢？我们需要剖析一下晚清翻译运动发起的缘由。晚清翻译运动发生在晚晴社会及国民迫切渴望学习西方的时期，翻译西方小说已是医治国难之工具。1902年梁启超就小说之社会变革的重大意义发表如下宣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⑵22这种明显提升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却在当时成为晚清译者们投身译界的最强动力。1901年林纾在《译林》第一册序中也道：“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⑵25林纾曾一度非常热衷翻译侦探小说，在《神枢鬼藏录》的译序中林纾指出，“中国无律师，但有讼师;无包探，但有隶役。讼师如蝇，隶役如狼。蝇之所经，良肉亦败;狼之所过，家畜无免！……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⑴ 91在林纾心目中，小说的社会功能既然已经提升到学习西方维新改良、开启民智的高度，那么选择小说翻译自是顺理成章。

4.林纾小说选择之得失

林纾对小说翻译的坚持自是有得有失。首先，坚持选择小说而非其他文学体裁作为翻译对象使得西方文学首次进入国人视野时没有遭到强烈的排斥。而且随着晚清翻译运动的如火如荼，不仅是普通民众被激发出高昂的西方文学作品追捧热，就连之后在五四运动中强烈抨击林译小说有着种种弊病的著名译家们也承认曾受到西方文学魅力的深远影响。后世的文学大师鲁迅兄弟、钱钟书及冰心都公开承认林译作品为自己打开了欣赏了解西方文学的大门。“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阅读林译小说而知道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⑶303其次，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的过程中开启了中西文学比较的里程，他将司各特的作品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⑷1-2“左氏之文，在重复中，能不自复;马氏之文，在鸿篇巨制中，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笔而人不觉。迭更氏亦然。”“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⑶289林纾进而还惊喜地发现了中西文学在价值内涵及写作技巧方面的相似性，“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土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间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⑶286對于狄更斯小说的文学艺术西方魅力，林纾也是不吝赞美：“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令译者啼笑皆非，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⑸2“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