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文章编号:0257-5876(2004)03-0059一o8《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毛庆内窖提要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明末至今为后段.这后段四百年的<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而又以20世纪8O年代以后最为突出.四百年问,极具学术魅力的<天问>错简整理,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在又处于发展期;艰难的问题分析和本事考索.也由于新材料,新知识,新方法的引入,而取得突破性进展.关t词<天问)错筒本事研究楚辞研究.从来称难.清人吴世尚即有"骚难读于诗.难解于诗"之叹①,姚培谦,张亦枢也有"读庄易,读骚难"之感②,这些多以毕生精力治楚辞亦治<诗经>或<庄子>的学者.所吐当是甘苦之言.楚辞难解.<天问>在楚辞中又"最为难解",东汉王逸距屈原不远,又是宋玉同乡,其注<天问>已有一些扦格不通之处;宋朱熹博闻强识,学见精纯,释<天问=》也不敢轻易下笔,十二处以"未详"存疑,可见研究<天问)之不易.但'天问)幽奥神秘,气铄古今,文深体怪.波谲云诡.堪称千古第一奇文,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无数学人探赜索隐,以致绵延两千多年④.俨然已成--ri专学.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前段为西汉至明末,成就主要在校刊,整理,诂,释义上.与传统治经方法大体一致,可说为<天问>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段为明末至今,学界在继承发展前段传统方法基础上.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之探索.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成果不断涌现,成就几近辉煌.我们下面要评述的.主要就是这后一段.这逾四百年之后一段.若以年代划之,又可细分为四段:明末至清末(公元1600年——19oo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两大社会变故(清人人关和西方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反而大大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天问>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局面.这局面在形式上的显着标志,是第一次出现了<天问>专着.有清一代<天问>专着有三本:毛奇龄<天问补注>,屈复<天问校正>,丁晏<天问笺>⑧.三书中, <天问补注>问世最早.毛奇龄为一代经学大师.特好辨正图书,排击异学,以驳难求胜.该书<总论>开宗明义,要补<集注>之缺.纠朱熹之误.书中列注文三十四条.详引各种典籍史料,于历史本事,地理方位,名物故实多有创见.资料运用方法亦有创新.总体来说达到了<总论>所宣称的目的.<天问校正>附于<楚辞新注>(该书后有单行本,如<昭代丛书>本)后,屈复认为,<天问>故典难解.文理不顺,故需"校正".<天问校正)之最大特点,是启疑古之端,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并动手作了若干整理(后面将详述).对该书之评价,则因学术见解而异.同意错简说者赞之甚高,否定错简说者则最多只肯定其思路的开阔.<天问笺>出之最后.就学术范围而言.也最全面.无论是古事考证,语意探微一59—《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还是字义阐释,该书均有创见和发明.书中特别注意补王逸《楚辞章句>之缺,凡认为王注义有未尽者,多加以申发或补说,书名所以为《天问笺>,也是取郑笺补毛传之意.然而有清一代《天问>研究之成就更多体现于楚辞专着中.即以清代三大楚辞着作为例,王夫之楚辞通释>重于义理阐发,认为《天问>要旨在于以历史兴衰成败之教训讽谏楚王,"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以此析视天问>结构,既与前人相异又言之成理,对后代影响较大;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首次将近代地理知识引入楚辞研究,天问>部分同样有此特点,书中甚至引陆次云《八舷译史>的"满刺伽四时皆裸,莫斯哥盛夏重裘"来释"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而以神话释天问>也为该书一大特点.戴震屈原赋注>以朴学见长@,天问序>中公开斥责有的学者为"曲学异端,往往务为闳大不经之语",但又肯定"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其注释方法也与《离骚>,九歌>,九章>不同,凡有关天文,地理者皆详细注明,古史,人事则极为简略,有的甚至就不注.考戴震一生思想行事,这显然与当时文字狱有关,由此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他有些楚辞着作的<天问)研究,于取得某种成就的同时,方法路径亦往往有自己的特点.如王邦采注释时于版本取舍上不拘一格,夏大霖阐发大义时重视对文句之感悟,陈本礼就全诗"对汤武多微辞"而深探屈原之忠君思想,胡溶源强调"以意逆志",以超脱态度对文本仅"观其大义",俞樾因声求义常以通假法求得本字cz)……总之,清代<天问>研究于前人基础上又开出一片天地,研究思想已见新变,各种方法已肇其端.清末至民国末(1900——1949)为第二阶段.随着清末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各种思潮,理论及学科知识大量涌人,而清代本已确立的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思想,一经与之结合,<天问>研究便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这一时期形式上的明显特征,就是出现了单篇学术论文.最早的单篇论文,大约应算1922年徐旭生发表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四期上的<天问释疑>,其后1925年,游国恩先生便在<国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天问研究>⑧,文中明确指出,屈原所以能创作<天问>,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民族思想的差异:"南方民族思想是革新的,是很解放的,他并一60一不受北方守旧思想的影响."这种从南北民族思想文化差异推求《天问>创作动因的方法,也许是受了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源论的影响,然刘说亦是受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想之濡染.随后,1928年,刘盼遂在《中山大学史语所周刊)第三十二期发表了《由天问证竹书纪年益干后位启杀益事>一文,对"启代益作后"一段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应是"益干启位,启反攻而杀之".接着,2O世纪3O,40年代,顾颉刚,刘永济,闻一多,童书业,唐兰,苏雪林,台静农,林庚等着名学者都先后发表论文,文中多运用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使《天问>研究出现了新局面.这一时期专着有范希曾《天问校语>,闻一多天问疏证>⑨.《天问疏证>广搜典籍,问引古籀金文,对王逸注详加评析,颇多新见,其疏证方式对后来一批学者影响极大.其他与天问>有关的楚辞着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屈原研究).该着虽未对天问>作专门研究,但其提倡的突破注经传统,以新途径,新方法研究屈原和楚辞的主张,对整个第二阶段<天问>研究也影响极大.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还有一大特点,即古文字和考古材料的运用.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考证出"该秉季德"之"该"即殷先祖王亥(后面将详论),使该句考释获得突破性进展,也引领了一代风气.其后闻一多,姜亮夫,朱季海等学者,运用这方面的材料,也取得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清初兴起的疑古思潮,此时也愈煽愈炽.楚辞学界多有人怀疑<悲回风>,<惜往日>,<卜居>,<渔父>等篇非屈原所作,甚至有人连屈原及其作品全部加以怀疑.表现在<天问>研究上,则几乎所有楚辞学者均认为<天问>有错简.解放后至"文革"结束(1950——19'78)为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学术出现一个特有现象——大陆与台湾分道扬镳,<天问>研究当然也如此.此时大陆学术界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们也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天问>,只是急就章似地学习运用很难立竿见影,反映到成果上便是数量极少,1966年以前只有几篇论文,内容上也显出生搬硬套和扞搪的痕迹."文革"期间,学术研究基本停顿.好在屈原当时被定为"法家",<天问>也被定为"反天命"之着作,故"研究"还可算得文艺研究2OO4年第3期上是没有中断,这一阶段仅有的两本专着——《天问天对注》,《天问天对译注》,并因柳宗元荣膺"法家"而得以撰成出版.两书注释态度尚可算认真,注文也还算平实谨慎,至于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则因异文同腔"反天命"而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如果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以上现象多少显示了学者们可敬的学术韧性,也证明了《天问》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旺盛而强韧的生命力.这阶段还有一股潜流在地下运行——些老专家砣砣孜孜为《天问》研究做着基础工作,或收集资料,或考释文本,当时虽未完成或未能发表面世,却都于其后第四阶段集中体现出来.至于台湾的《天问》研究,似乎仍沿着民国时期形成的路线进行,数量比大陆多得多,质量上亦常有新见.着名现代作家台静农的《楚辞天问论笺》@, 既善于吸收古代学者成说,也善于融会当代学者新论,间断以己意,常能令人耳目一新.特别要提出的是苏雪林,她坚持民国时期既定的目标,三十年来始终在楚辞园地里辛勤耕耘,《天问》研究成绩更是斐然可观——台湾《天问》论文大半出白她手,《天问正简》也于此时出版@.苏先生一贯主张在世界大文化背景上研究《天问》,其具体结论虽未必成立, 然研究视野的世界性及总体思路常能给人以启发. "文革"结束后(1978——现在)为第四阶段.十年动乱结束,大陆迎来了学术繁荣,《天问》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先让我们看几组数字:1900年—_20o3年,《天问》研究成果:专着15部,民国时期2部,1949年至1978年5部——大陆学者2部,台湾学者3部,1978年至今8部——大陆学者7部,台湾学者1部.论文344篇,民国时期24 篇,1949年至1978年42篇——大陆学者11篇,台湾学者31篇,1978年至今278篇——大陆学者270 篇,台湾学者8篇.数字虽不能全部却能相当程度地说明问题.1949年至1978年,大陆《天问>研究无论是专着还是论文数均不及台湾,而第四阶段的专着则超过前两阶段之和,论文更是前两段的四倍以上!这几个相差悬殊的数字说明,随着政治,经济新时期的到来,《天问>研究得到发展,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不单是数量,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在质量七.2o世纪8O年代初,一批老专家爆发了积压多年的科研能量,纷纷拿出了重量级的研究专着.1982年,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等补辑的《天问纂义》由中华书局出版,该着裒集了东汉至清末近百家旧注,吸收部分现代学者研究成果,然后以按语形式鉴别,评论,并参以己意.其工程之浩大,资料之完备,为历史所无有,堪称集资料,研究于一体的划时代着作.1983年,林庚《天问论笺》经人民出版社问世,该着较集中地展现了林先生"三读天问"之所得,笺释,翻译,历史研究兼备,以精到中肯见长. 1989年,孙作云遗着《天问研究》由其子孙心一付梓于中华书局,孙先生2o世纪3O年代即从闻一多修习楚辞,该着可说是汇聚了一生之心血,长于历史研究的他于《天问》神话和本事考证方面多见功力. 还有一些老专家虽未有专书,却在楚辞或其他专着中拿出了《天问》研究的卓越成果,如姜亮夫,汤炳正,钱钟书等,此处不一一列述.2O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积学有年,造诣深厚的中年学者与志治楚辞,学识俱佳的青年学人登上《天问》研究主台,他们多以论文形式发表成果,思路开阔,方法多样,学术个性鲜明.他们有的循守师承,于传统方法中出新,如褚斌杰,金开诚,聂石樵诸先生;有的引进新知,以他山之石攻玉,如萧兵,翟振业,刘毓庆等;有的借重考古,寻出土文物求新证,如赵逵夫,江林昌等;有的拓展眼光,从文化背景得新识,如潘啸龙,罗漫等;有的以史为鉴,清理学术史探规律,如周建中,高秋风(台)等;有的重于理论,透析文本看思想,如聂恩彦,戴志钧等……总之是百花齐放,千岩竞秀,呈现出历史从未有过的新局面.就总体学术特色和趋势而言,2o世纪8O年代以后的《天问>研究有以下数端.一是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大凡考古学,古文字学,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只要能用上的,概在引进之列.这种学科交叉还有一新特点,即不单是楚辞学者学习兄弟学科,相邻学科的知识,而本来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也来研究《天问>,如历史学者孙作云,现代文学学者杨义等,甚至自然科学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如遗传学者任本命等@.二是注重资料的裒集,整理及统计,研究.继游国恩《天问纂义》后,一批楚辞学者积十年之努力推出了800多万字的《楚辞学文库>⑩,其中《楚辞着一6l一<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作提要>对一半以上的<天问>专着作了长篇评析, 其他三卷分别对<天问>的注释,论文,专题作了汇总,堪称当前最全面,最完备,最系统的集资料与研究为一体的大型学术丛书.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了<天问>研究史之研究,周建忠对当代<天问>研究的归纳,翟振业对<天问>问题的回顾与展望,高秋凤(台)对清代,民国<天问>研究的综述等,均取得阶段性的可观的成绩⑩.三是加强了对<天问>艺术的探讨.<天问>之艺术特色,历代学者均注意不够,有的甚至认为艺术成就不高.尽管有少数学者(如清代学者林云铭,现代学者游国恩等)对其艺术结构作过分析,但得不到大家的响应.进入新时期,学者们愈来愈重视<天问>的艺术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并于专着中多作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宏洪,近十年来,他有计划地发表了三篇论<天问>艺术成就之专文@, 计划中的专着虽尚未出版,但已显示出良好开端.以上是四百年<天问>研究之鸟瞰,下面再进一步就几个重要问题作具体观察分析.若论<天问>之重要问题,当首推错简.<天问>一文,自王逸开始,即认为有文义不顺畅,不连贯之处,王逸将原因归之于"题壁".即是说,屈原写<天问>是随壁画题诗,后人从壁上录下,图画不连贯,诗义当然也就不连贯.此说经千余年基本无异议,到宋时洪兴祖方巧妙地反驳王说:"王逸以为文义不次序,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实际肯定了<天问>文义有序.直至清初,屈复与夏大霖才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夏代提出略早于屈复)回.即认为"文义不次序"是因<天问>一卷简绳烂断,竹简错位所造成.夏大霖于<屈骚心印?发凡>中推测,"帝降夷羿,革孽下民"以下十二句,应挪于"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后,并特注明:"愚按此十二句,应是错简."屈复更于<天问校正>中断定,<天问>"文义不序"原因在于错简,必须要重新整理才能使文义通顺.他将<天问>分为问"日月星辰,山川怪异"与问"女帝,虞,夏,商,周之历史"两大部分,在两大部分基础上又将全文分为九段,当认为某几句与某段内容不相合时,一62一便将其挪到他认为相应合适的段落中去,整理范围比夏大霖的要大得多.不过,屈复这种全无根据单以己意断之的整理法,立即受到朴学代表学者戴震之严厉批评,由于其时学术环境及戴震的学术地位,其后有清一代几乎再无人像夏大霖,屈复这样认定<天问>有错简并进行整理.进入20世纪,<天问>错简问题重新被学术界提起,而较早提出这问题的是游国恩先生.1926年《楚辞概论>出版,书中十分肯定屈复对<天问>所作的错简整理,表示了自己的整理倾向,其后于<屈原>中,游先生拿出了整理成果.他对<天问>结尾一段作了大的调动,将第七,八两句("荆勋作师,夫何长")和第十一,十二两句("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调到开头,将开头六句及第九,第十两句调到末尾,认为只有如此文义才通顺④.其后,1937年,唐兰在<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中固,对<天问>中间部分作了整理,改动幅度较游先生的更大.这以后,"错简说"影响越来越大,<天问>整理进入了加速度阶段.1953年,郭沫若<天问解题>发表∞,文中公开将"反对整理<天问>"定为封建思想之"孑遗",并"破旧立新",对<天问>动了大手术,据笔者统计,挪动达二十处之多.经郭先生整理后的'天问>,原结构已经完全被打乱,甚至可以说已经不见了踪影.1975年,孙作云<天问研究>完稿,孙先生将<天问> 看作历史文献,以历史表述的标准要求之,从而判断<天问>有三分之一章次出了错,改动之处自然比郭先生的还多.但孙先生还不算对<天问>改动幅度最大者.1974年,台湾苏雪林<天问正简>问世,书中将<天问>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段,又判定这五大段句数当为定数:前三大段每段均为44句;历史一段又可分为=/b段,每小段72句;乱辞为24句.由此,<天问>不但章句之间需要调动,有些地方还需补足.也就是说,<天问>不仅有错简,还有脱简.如历史一段,夏代有72句,而商,周两段就有脱简,商代脱了8句,周代脱了6句.苏先生又断定乱辞均为七字句,于是将诗中七言句全部集中到诗尾,然只有23句,由此又断定脱了一句,这一句应在"荆勋作师夫何长"之后.至于错简整理.除天文部分44句保持原样,其余都作了大的改变.苏先生自1938年发表<天问整理的初步>起,直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至九十高龄还在进行《天问》的研究工作,其间无论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动,都未能使她放弃,学术精神令人敬佩.她对《天问》整理的过程,实际成为2O世纪《天问》整理历程的一个代表.但《天问》整理到这一步,就有因整理而亡之危险,学术界大多不能认可了.此后,即令赞成对《天问》整理的学者,在具体作章句间关系的判属时,都十分审慎.如林庚先生在《天问论笺?错字与错简》中言:"凡在两可之间的,与其相信它错了,勿宁相信它原来的",并认为集中的错简只有两处.其后金开诚,周秉高等先生@,均认为错简不多,只不过具体整理处与林先生略有区别罢了.这样,几百年的《天问》错简整理,就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又正处于发展期.2O世纪初至今,对《天问》错简问题见诸文字的.还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天问》虽可能有错简,但并不太主张或不具体动手对其整理,如姜亮夫,楮斌杰,杨义等先生固,显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 二是坚持认为《天问》不存在错简,如汤炳正,翟振业,毛庆等圆,他们否定"文义不次序"说,认定《天问》有着独特的立体结构和内在的问题逻辑,"段落秩然不紊",后人之错简说是受了王逸的误导.2001年9月,毛庆发表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④,对《天问》错简整理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观察分析.该文引用《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的竹筒文字情况,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中对简策尺寸之记录,及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出土实物状况,证明先秦重要典籍和韵文,每简均有固定字数,而《天问》究竟几句一简还尚待考证,整理之首要条件目前根本不具备,但几乎所有整理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最重要的条件固,不能不说是犯了校勘之大忌.该文还指出,即使仅鉴于整理史的经验教训,《天问》的整理也不应该进行——那怕只整理一两句.至于《天问>究竟有无错简?文中从楚辞成书和校点的历史,屈原之创作心理,《天问》的抒情方式等方面,证明其并无错简.如果跳开具体问题的争论,从整个学术史角度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天问》错简说与疑古思潮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疑古"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为宋代,而疑古派真正产生,当属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即《九经通论》,今仅存《诗经通论>)出世之时.也正是这以后不久,屈复,夏大霖着作杀青,姚氏早屈,夏二十来年,以姚当时之声望影响,二人不可能不知其学术观点.其后,民国顾颉刚先生"古史辨"学派的疑古之风渐煽渐炽,这正是错简说重新提起并开始发展之时.然而,由于现代大量出土文物接二连三轰击,疑古派已经走向终结.而宋,明两代着名辨伪学者,如朱熹,高似孙,苏轼,胡应麟等,均未提及《天问>有错简,这些学术史之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过,《天问>错简是个极具学术魅力的问题,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哪首诗的文本整理魅力有它这样大,故错简仍将会不断地被人提起,其文本的整理也仍将继续下去.《天问>究竟有多少字?多少句?提了多少问题?这些数字虽自明末开始统计,然一直就未统一过.不同学者据不同版本,不同理解,不同统计方法往往得出不同数字.关于字数,清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自序>计为1559字,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计为1545字,今人姜亮夫计为1553字(《屈原与楚辞?第六节(天问)>).句数,林庚《天问论笺>按双句计算为188句,姜亮夫,王从仁等按单句计为374句固,也还有计为353句,376句等等的圆.至于问题数,则差别更大,明汪仲弘计为150余问,黄文焕计为171问,今人胡小石计为172问,翟振业计为174问④;而大多数学者采用170多问较模糊的说法,然在这一说法中,郭沫若的统计又很有意思,他介绍虽为170多个问题,但在<屈原赋今译>之《天问》译文中,却只列出162个问题.笔者曾据王逸《楚辞章句>本作过统计,得到的数字是:1559字, 374句,172问.若综合各种数字就其大概而言,1550多字,370多句,170多问,是较为稳妥可靠的.<天问》所问之170多个问题,上探天文,下核地理,中究人事,可说是包罗万象,贯古索今.由于史事湮灭,典籍散佚,传说中断等因素,屈原所问之本事有些已不知所云,近四百年来,许多学者殚精竭虑求索本事真解,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性进展.最典型的例句为"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该"是什么?"厥父"是谁?"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指何事?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而"该"是四句之关键,一旦"该"字释出,四句将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