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与后大众媒体时代的民意研究国际新闻界Donald L. Shaw200404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字数：4251 字号:大中小摘要:本文从理论渊源、发展历程、取得的突出成果、研究新领域等方面,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概况作了简要梳理。

按麦库姆斯的观点,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即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向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

议程设置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中得以运用,目前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其他相关领域。

关键词:议程设置导向的需求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媒体效果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由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测& Shaw)首次提出以来,备受国内外传播学界的关注,在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从纵向上将议程设置理论推向第二层研究,横向上扩展到了其他相关领域。

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已然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个社会制度如果要确定其面临的问题哪些该优先处理的话,就必须有一个议程,以便它能够决定从何处着手工作。

”①议程设置不仅在传播学领域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议程设置描述了舆论如何在民主制度中通过媒介发挥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梳理和理清议程设置的理论渊源和研究范式,并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兴研究领域作简要概述。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理论渊源议程设置过程是不同议题的倡导者为获取媒体专业人员、公众和政策制定精英的关注而不断展开的竞争。

媒介的议程设置常常表现为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

李普曼和议程设置。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到“虚拟环境”和“真实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②。

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介呈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因此媒介如何选择和报道事件将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李普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但他被认为开创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对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众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

本文旨在探讨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分析新媒体环境对议程设置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本文首先将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简要回顾，阐述其起源、发展和基本内涵。

然后，结合国外新媒体环境的实际情况，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包括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议程设置方式的互动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复杂化等。

接着，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

本文将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其研究意义、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为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同时也为我国的议程设置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新媒体环境概述新媒体环境的崛起，标志着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博客、微博、网络论坛、视频分享网站等，以其独特的传播特性，如交互性、即时性、个性化等，改变了传统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方式和效果。

新媒体环境不仅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极大地丰富了信息内容，使得公众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分享信息。

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向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

公众、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影响公众的关注和认知。

同时，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也更加复杂和动态，信息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力难以预测和控制。

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技术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创新和变革，也影响着议程设置的方式和效果。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它最早由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证明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选民们关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的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的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议程设置的研究拓展到多个领域，并沿着多个方向得到纵深发展。

就此期间的主要文献进行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政治领域议程设置研究仍居主导地位议程设置理论从其形成之日起，便与政治传播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议程设置研究中,涉及政治领域的仍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分为：政策制定的议程设置和投票选举研究。

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探究媒体对受众在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

关于媒体政治报道与对外政策的研究主要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框架，认为媒体政治信息直接影响受众认知，并延伸至议程设置理论第二层面的概念。

对于2001年的“9•11 ”事件和2003年的美国对伊战争，传播学界从媒体报道角度出发，试图探究媒介报道对政策制定的潜在影响。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Michael.J.Mazarr （2007）在对伊拉克战争和议程设置研究中发现，用政治社区，中心事件，政治窗口等概念可以帮助阐释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决定，并认为用议程设置范式可以解释更好地洞悉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

除了政策制定研究，竞举也是研究的一大焦点。

美国每四年的总统大选中，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传播学效果研究的许多理论成果都是来自竞选运动和投票的实证研究。

Young Min(2003)在对2002年德克萨斯州州长首轮选举的媒介政治信息和公众的研究中发现，媒体对候选人个人属性的议程设置的顺序，对选民的偏好和选举意向有重要影响。

同时这里衍生出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称为议程融合（AgendaMelding）。

该理论结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认为受众接受媒体中的某特定议程，是因为需要在议程中寻求归属感。

《议程设置》读书笔记第一篇：《议程设置》读书笔记议程设置一、简介作者：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简介：麦库姆斯目前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新闻学院教授。

从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三十年，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

他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即公众通过媒介来知晓事件或问题，并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换言之，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

议程设置简介：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特点（与历来的效果研究比较）①、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行动三层面。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阶段。

②、议程设置功能考察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③、议程设置功能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议程设置的“0/1”效果、“0/1/2”和“0/1/2/n“三个传播效果，“0/1”效果（知觉模式）指的是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少数议题的感知。

“0/1/2”（显著性模式）效果指的是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

“0/1/2/、、/n”（优先顺序模式）效果指的是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次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论文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媒介的一种能力，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选择的报道，表明某一问题若被大众媒介关注，那么该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就会升高。

关键字：议程设置，演化，发生原因，后果一．议程设置的演化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虽然大众传媒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可以像广大受众指明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从发展的观点看，“议程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出版的李普曼·沃尔特《舆论》一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把“外在的世界”形成“我们脑中的图画”的作用。

此后，朗·诺顿在1958年发表文章，对确定议程的功能进行直接论述：“报纸是所在地议事日程安排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以及“大多数人对问题的看法”和“想法”。

1963年，科恩在《报纸与对外政策》一文中再次表明这一观点，“报业在告诉人们去想什么上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们该考虑什么什么却会惊人的成功”。

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这一概念，但其观念已经形成。

二．议程设置为什么会发生？⒈与导向需求的关系密不可分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环境下时，也就是说处在一个认知真空中时，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直到我们搜索并了解了这个新环境之后，这种感觉才会消失。

回忆你刚刚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你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涯。

在这种情况下，新去的人会产生一种认识当前环境的需求。

大学会开设内容广泛的新生课程。

出版商也不会错过挣钱的机会，他们会为游客提供指导类书籍，包含地图、饭店目录以及其他向导信息。

这就是导向需求。

同样，在公民领域也有许多需要指导的情境。

从概念上讲，个体导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次级概念来界定：关联性与不确定性。

关联性（relevance）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

在许多情境中，尤其是在公共事务领域中，我们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心理方面的不适感，而且亦没有导向需求，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情境与我们个人之间没有关联。

2020/11上实践与创新采编经纬公民新闻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信任危机加重，公众不再关心新闻中报道的公共事务，这并非公众自身责任心的问题，而是公众没有渠道来表达自身看法，也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出现了“公共新闻”的概念。

学者强调，公共新闻应该为公众而存在，要把社会公众看作新闻的参与者，并非旁观者。

公民新闻是公共新闻在互联网发展语境下的产物，它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愈显重要。

公民作为一个个体概念，放在“新闻”这一词前的含义便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发布新闻的权利。

这里所指的新闻也不局限于公共事务或者国内国际大事，可以是生活周边新近事件，也可以是自己所见所闻甚至所感所想。

公民新闻的层出不穷，也是新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特点的一大显著表现。

新媒体时代下的公民新闻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公民新闻主体呈现平民化。

针对其概念，每一位互联网的用户都可以借助传播平台来传播信息，不论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更不论年龄性别文化，只要拥有一个传播平台，他就是一个潜在的传播者，是公民新闻的主体。

举例来说，我国的梨视频在2018年就拥有超过6万的全国拍客，在众多新闻传播中，梨视频总会走在第一线。

其二是内容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这与第一特点主体平民化是相勾连的。

当主体处于不同行业、身处不同的环境下时，他们身边的新闻便会不同，所处立场、所表达的观点也会不同，展现出新闻私人化的趋势。

对于以往大众传播来说，其关注的多为时政、国内焦点、民生热点等普遍问题。

公民新闻打破了这一界限，使每个想发声的人得以发声，每件小事都有被关注到的机会。

其三是传播具有随时性和时机性。

从微博到抖音、快手，这些平台使传播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公民可以随见随拍、随拍随传播。

但也正因为其随时性，会形成平台内信息过剩的问题，于是某个新闻能否被看到就有了一定的时机性。

例如在微博上有很多开通账号来维权的人，但是这些对传播主体来说很重要的信息，大多都会被淹没在海量新闻中。

议程设置理论及其网络时代发展变迁1968年，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众媒介确实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选民们讨论和关心的主要问题，恰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报道的问题。

1972年，麦库姆斯（Maxwell M c Combs）和肖（Donald L.Shaw）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这是有关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系统研究成果。

议程设置理论主要观点：（1）大众传播不能决定受众怎样想，但是可以通过安排议题和提供的信息，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网络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迁网络媒体由于匿名、互动、无中心等特性，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获取和发布信息，内容分散多元的议程看似是参与者随心所欲的结果，事实上却不然。

人是社会的动物，必然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而网络议程必然与公众议程有关。

网络的“把关人”作用相较传统媒介环境中要宽松很多,来自受众的信息能及时地在网上公布并激发讨论，也可以发表相关或不相关信息,以此影响其他网民的理解与判断。

网络媒体总是根据网络公众感兴趣的标准来选择新闻，并且及时跟进网络热点，以此来提高点击率。

所以说网络媒体议程更多的是公众议程的反映。

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对知识水平高、关心政治程度高以及从事较高社会职业的人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