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浙商文化的发展瓶颈_章剑鸣

2010年第3期总第257期前沿For ward positi onNo132010Su m No1257试论浙商文化的发展瓶颈章剑鸣3(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临海　317000)[摘　要]浙商30年来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力量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研究。

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某些昔日的文化优势已经成为今日的发展瓶颈,如,支撑家族模式的家族观念,极端务实演化的实用主义,只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竞争意识等等。

浙商只有与时俱进,主动弃旧更新,及早脱离传统落后观念的锁定状态,才能实现“浙商不倒”的佳话。

[关键词]浙商文化　发展瓶颈　家族观念　实用主义　鸡头和龙尾[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3—0193—05 浙江人经商的悠久历史源于其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传统农业时代,“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无法与北部平原省份相比,在看重“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的近现代,人均资源拥有量位居全国倒数第三位的浙江更无优势可言,所以浙商的崛起可谓环境所逼的结果。

遭受计划经济连续20多年的遏制,到1978年,全国个私经营者残存14万人,浙江仅有2086户,不足各省平均数的一半,且多为年老体衰的小手艺者、小商贩。

但改革开放后,浙商又如雨后春笋般生机勃勃,很快发展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行业最宽、影响最大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群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浙商为何历经摧残而仍能枯而不死?缘于长期积累和沉淀的浙商文化的影响和力量。

那么,浙商的兴旺又能否保持永远?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看,浙江虽然已保持了连续10年的全国榜首之位,但形势不容乐观。

如,2008年浙江有203家企业入选,2009年只入围了174家,一年间就减少了14.3%。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某些昔日的文化优势已经成为今日的发展瓶颈,如,支撑家族模式的家族观念,极端务实演化的实用主义,只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竞争意识等等。

浙商只有与时俱进,及时并准确地觉悟到固有情势所必然带来的路径依赖,挣脱浙商文化的瓶颈制约,从而在文化观念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才能实现“浙商不倒”的佳话。

一、摆脱家族观念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适合小农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儒家思想为主流,其特色就是差等之爱,对每一个人来说最亲和最近的人就是他的家人、亲人和族人。

同世界其它民族相比,华人的家族观念是首当其冲的,如中国20世纪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所言:“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

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

……人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

”[1](p12)浙江虽远离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毕竟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必然与中心保持一致。

从温州曾兴盛一时的造坟运动和至今泛・391・3该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和谐社会视阈中的浙商文化研究”(项目编号Y200906923)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章剑鸣(1964—),女,台州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滥不绝的超生现象可见其家族观念之深远。

如果说家族主义是全体中国人(包括商人)的文化传统的话,浙江商人则尤为鲜明。

因为作为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优惠政策”的“三无”小省,在“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个重要因素中,当两者缺位时,浙江商人的成功毫无选择地只能依靠最后者———“人和”,即浙江商人在商场上充分运用和发挥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中国儒家传统。

如,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前只能得到相当于全国同等城市1/7的国家投资的情况下,正是依靠亲族之间的相互关照,或家族集资合伙做小本生意,或家庭中青壮年去外地打工赚钱供养一家老小。

30年来,浙江经济的领先,浙江商人的成功,如浙江经济专家钟朋荣所概括的那样,浙江人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经济组织形式=家族模式+小狗经济”的公式中,家族模式决定了其生产经营方式只能是所谓的小狗经济,即小狗集体合作最终制服了斑马。

其中,家族模式是关键,而家族模式的背后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家族观念。

在国家的经济功能有名无实的情况下,浙江人尤其是处于海防前线的温台人,为了生存,无意识中更加强化了其早已有之的家族观念,可以说浙江商人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其亲人间“苟富贵勿相忘”的绵绵深情。

如,华侨多的地方也多是对外经济贸易发达的地方。

浙江省企业境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与浙江籍华侨及祖籍浙江的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密切相关。

再如温州打火机打进国际市场就是从温州厂商和一个定居香港的温州老乡的亲密接触开始的。

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昔日的优势正在逐渐变为今天的劣势,甚至成为严重制约浙江商人事业发展的羁绊。

因为,在无国家经济扶持和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家族企业只能生产和经营成本低廉的小商品,两者相得益彰,即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和家族企业制度间相互加强。

经过30年的经济腾飞,从国内市场来说,小商品的黄金时代在逐渐消退,而且由于生产及经营方式简单易行使得其它省份和地区的竞争力逐年增强;从国际市场来说,浙江商人将面临更强大的对手和压力,如温州企业家刘吉瑞所言:“如果民营企业是头狼,以前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国有企业纸老虎,如今,面对的是体制更加先进、综合实力更加强大的跨国公司真老虎。

”[2](p18-19)因此,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是浙江商人今天的明智选择,而成功的产业转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转型,其中阻碍经济转型的最大观念障碍就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并且刚刚为浙商的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的家族观念。

家族观念与现代企业制度势不两立。

目前,绝大部分浙商经营的私营企业的管理与科学管理、现代化管理有相当大的差距,其经营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有明显的不同,有其致命的发展缺陷。

根本原因在于家族观念。

如,美国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曾通过对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跟踪后,联合撰写了《关于企业增长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尽管其经营的产品、所处的市场、使用的技术等不同,但其企业文化拥有共同的四点:一是团体协作精神;二是以客户为中心;三是平等对待员工;四是注重激励与创新。

分析这四个共同点,除第二点指向客户外,其余三个方面都指向公司的员工。

好公司的法宝就是能够充分地调动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使尽各种办法将分散的细小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公司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合力的竞争,只靠家族成员的忠诚和奋斗,在现代大企业中是远远不够的,而认人为亲的家族观念与这一方向是正相对抗的,它打破了平等待人的基本原则,最终使得员工尤其是有能力和贡献的员工离心离德。

曾担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号称中国的“打工皇帝”的唐骏对照中外企业管理方面的主要差异时,曾总结出所谓的“圆心理论”。

即公司总裁是圆心,所有的员工都是圆周,总裁与员工必须是等距离的。

他发现,中国企业发展的阻力有30%源于企业自身的内耗。

究其原因,总裁身边总有那么几个走得特别近的人,我们称之为圈内人,而没有加入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拼命想加入,这就造成了企业的内部政治斗争。

这可谓中国企业管理的通病,国企之病源于利益帮派之争,民企之病源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但效果是一样的,都扼杀了企业的活力和效率,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以致于在竞争中败北。

家族企业在接班人问题上,家族观念影响了职业经理人的引用。

近10年来,很多浙商作为创业者在选择事业接班人时,当其儿女无心于企业管理或并不适・491・合从事该行业时,都从理论和实践上接受了职业经理人制度。

但结果是,大多数并不理想。

其中原因众多,虽有职业经理人本身的忠诚度和业务水平问题,但普遍存在的是家族观念的阻力和消极影响。

温州的表现最为突出,也证明了温州人家族观念的深入和顽固。

在缺乏起码信任度和人格尊重的情况下,在家族成员可以享有特权而无视职业经理人的存在的情况下,水平再高的管理者也难当重任。

总之,强烈的家族观念排斥外部优秀人才,缺乏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使得浙商的家族企业很难像欧美家族企业那样自然地演进到现代经理式企业。

理论上,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相容的。

以私营企业为鲜明特色的家族模式的不足之处日益明显,如不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有可能进入诺斯所说的“锁定”状态,制约浙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超越实用主义与中国政治及传统文化中心———北方相比,在家族观念上,如果说浙江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在义利问题上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历史上著名的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无不提倡经世致用,讲求事功,反对离开“功利”而谈义,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所以重商求利的文化心理古已有之,浙商也因此一直是中国近现史上的主要商帮之一。

浙商的经商方式首先受其生产方式的影响,同内陆平原地带不同,浙江的可耕地稀少宝贵,据统计,浙江省平均每一农村劳动力的耕地面积仅为全国水平的2715%,甚至仅为江苏省的44.4%,这一地理条件势必要求农民精耕细作、精打细算。

由此养就了浙江商人勤劳聪慧、善于经营、注重效率的务实精神,以及不张扬、不攀比、不奢侈、不虚荣、不讲排场和面子的内敛性格。

正是这样的文化造就了浙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突飞猛进,近2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为9%,而浙江为13%。

问题是,任何文化过了度,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务实过度就会演变为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

这样的教训浙江商人早已领教过,如1988年杭州武林门的一场大火,烧掉的是温州鞋,烧醒的是温州鞋商的理性和良心,即投机暴富阶段已经过去,如不改弦更张,将被市场所淘汰。

目前,比火烧温州鞋时代更大的危机———决定浙江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正在到来,即一些浙商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延误了浙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企业的发展与提升。

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不仅要看数量———G DP,更要看质量———经济结构。

恰如中国清末G DP在1890年以前雄居世界第一仍不能避免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一样,今日辉煌的浙江G DP并不一定就等于就浙江经济实力的绝对领先,更不意味着浙江经济明天以及后日的持续发展。

国家九五发展计划就已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战略任务对经济大省浙江来说更是刻不容缓,其途径和渠道主要是通过产业调整,一是优先发展服务业,扩大三次产业的比重;二是进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