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李沆论

引言对于李沆，恕我寡闻，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专门论述的文章。

大概在众多的宋代士大夫中，李沆实在不太引人注目的缘故吧。

他仕于宋初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参知政事和宰相。

虽居高位，决策主政，但在他的任期内，既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也缺少有声有色的作为。

仅仅是承平时期的正常作为。

因此，在后世，他便成了一个为人遗忘的“大人物”。

而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李沆所处的时代。

作为政治家，李沆主要活动于太宗末、真宗初。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王朝的草创期业已结束，各种制度初具规模，一代创业的君臣也渐渐凋零。

而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士大夫群，则随科举规模的扩大迅速崛起。

他们以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和方式影响乃至主导着整个朝廷的政治运作。

而李沆则是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之辈。

从君主的角度看，随着“亚开国皇帝”太宗的逝去，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真宗的登场，宋代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

在传统的权力构架中，君臣关系往往决定着政治走向。

新君即位，君臣关系如何定位，又决定着皇权如何定位。

环境塑造着人，士大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也改变并塑造着君主。

而对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真宗的塑造，则对此后漫长的宋代历史中皇权的走向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沆作为太宗指定的太子师傅和真宗亲擢的宰相，在真宗即位前后，对真宗影响甚大。

因此，考察李沆的作为，对于了解宋代中央政治，特别的皇权的演变之渐，我想绝非毫无意义。

因为此文，以期学界诸贤“疑义相与析”。

一李沆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甲科，授将作监丞、通判潭州，任内以郊祀恩迁官太子右赞善大夫。

在通判潭州时，转运使赵昌言“谓其有台辅之量，表闻于朝”[1]。

而当时长沙守何承矩也“厚待之，以为有公辅器”[2]。

相对于皇帝来说，整个士大夫官僚可以视为一个阶层。

而这个阶层内，又由于各种利益、出身及政见，划分为不同的集团。

同一集团的人互相汲引已属常事。

李沆入仕后，很幸运地得到前辈官僚的汲引，对其以后的升进，可以说起到不小的作用。

八年，任满还朝，转著作郎。

李沆的政绩或才干，加之关系网背景下的舆论褒扬，使其名已为太宗所知。

正如杨亿撰写的墓志铭所言，“稔熟于上听，喧塞于公议”。

因而，“中谢日，太宗命中贵人送丞相府试文一通，以本官直史馆，赐五品服”[3]。

《宋史》本传对此事的记载是，“相府召试约束边将诏书，既奏御，太宗甚悦，命直史馆”[4]。

不管怎么说，李沆首先是以文才见知于太宗的。

此后过了三年，雍熙三年（986），右拾遗王化基上章自荐。

对于非正常继统的皇帝来说，怕的是士大夫们不合作。

如果有人伸手要官，则是正中下怀。

因此，对于王化基的自荐，太宗很高兴，对宰相说：“化基自结人主，诚可赏也。

”这时，太宗还想起了在文才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李沆和宋湜。

就说：“李沆、宋湜皆嘉士也。

”于是，让中书一并召试三人。

然后，三个人都被授以右补阙、知制诰。

在这三个人中，看来太宗还是最赏识李沆。

由于李沆官阶最低，所以同是知制诰，他排在最后。

太宗特地把他升到最前边。

在“各赐钱百万”之后，“又以沆素贫，多负人钱，别赐三十万偿之”。

太宗这次可以说是唯才是举。

因为他在任用知制诰上是有过教训的。

《长编》在卷27雍熙三年十月庚子条三人被任命为知制诰后记载：“上尤重内外制之任。

每命一词臣，必咨访宰相，求才实兼美者。

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

尝谓左右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

朕早闻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诰，六姻相贺，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郭贽河南门人，朕初即位，因其乐在文笔，遂命掌诰。

颇闻制书一出，人或哂之。

盖其素乏时望。

业已进用，朕亦为之赧颜。

然亦终不令入翰林也。

”此后，太宗一直对李沆赏识信任有加。

雍熙四年（987），他与翰林学士宋白同知贡举。

由于宋白把关过严，大部分举子落榜，致使“谤议蜂起”。

但所有的“谤议”都是冲着主持了三次贡举的宋白去的，史载“时知制诰李沆亦同知贡举。

谤议独所不及”[5]。

此后不久，李沆反而被升官为职方员外郎，并且“召入翰林为学士”[6]。

过去太宗不让郭贽成为翰林学士，而对李沆则是提拔得相当快。

淳化二年（991），翰林学士李沆被任命为同判吏部流内铨，同时，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也被任命为干当差遣院。

《长编》说“学士领外司自此始也”[7]。

通过自己的秘书官来掌管人事，这恐怕是太宗试图控制任官权的一种努力。

对于这项兼职，墓志铭说李沆“掌选部，澄汰流品，旌别淑慝，清通简要，时誉归之”。

李沆担任翰林学士，为其进一步深结太宗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墓志铭在叙述李沆的这段经历时说：“公之在内署也，或乙夜观书之余，备前席受厘之问。

风规蕴籍，占对娴雅，弼违献可，上多沃心，称善举能，言皆有味。

”从墓志铭的记载看，李沆在交结君主之际，也并不是一味奉承，而是时刻履行着宋代士大夫的责任，不忘“风规”教育君主。

李沆担任翰林学士期间，为他与太宗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使他深深受知于太宗。

“天子知其才可以缉熙帝载，察其德可以镇厚风俗，乃有意于大用也”[8]。

不仅仅是才华，就连风度气质，也为太宗所欣赏。

“沆初判吏部铨，因侍曲宴。

上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

”果然，“不数月，遂与[贾]黄中俱蒙大用”。

在李沆以翰林学士兼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的同一年，就顺利地进入了中央政治中枢的决策层，担任了参知政事[9]。

对于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官经历的李沆来说，这种升进是相当快的。

在参知政事任上，李沆干了整整两年，淳化四年十月，罢守给事中本官。

这次罢政，不独是李沆一个人，而是几乎整个执政集团的旧有成员的全部大换班。

从宰相李昉到参知政事贾黄中、同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全被罢免。

留任的只有在六月刚刚任命的参知政事吕端、知枢密院事柴禹锡、同知枢密院事刘昌言。

同时还再度任命吕蒙正为相，赵熔、向敏中同知枢密院事、苏易简为参知政事。

而后又任命赵昌言为参知政事，再度出任执政[10]。

这次执政集团大换班，表面原因是由于当时连绵阴雨百余天，形成涝灾。

而传统的看法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除了行政工作之外，还有调节天人关系的职责。

因而，发生自然灾害，当然就要归咎于他们的失职。

现在看来，以这种理由来罢免政府首脑，不免有些荒唐。

但透过荒唐，我们何尝不能看到这也是一种“神道设教”在政府首脑身上的运用呢。

就是说所谓的天灾不过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借口。

以此为借口，在野的敌对的政治集团则可以发动对执政的政治集团的合理攻击。

因此，可以说政治斗争才是导致执政集团大换班的根本原因。

这方面，我们从翰林学士张洎对太宗说的一番话中可以略见一斑。

他说：“昉因循保位，近霖阴百余日，陛下焦劳惕虑，忧形于色，昉居辅相之任，职在燮理阴阳，而乖戾如此。

而昉宴然自若，无归咎引退之意。

”[11]这里，张洎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李昉进行的攻击，可以说是代表了一定政治集团的发言。

而参知政事贾黄中则早就是被攻击的对象。

史籍记载他“在中书畏慎过甚，政事颇稽留不决”，因此为人所指责，“时论弗许之”[12]。

“时论”也就是舆论。

而舆论者也，虽有不含背景自然发生的，而更多的还是人为制造的。

至于李沆罢政的原因，不管是否受舆论评价贾黄中的影响，总之，理由也同贾黄中一样，用太宗的话说，是“黄中等循默守位，故罢谪”[13]。

这里的“等”自然包括李沆在内。

其实，李沆罢政，除此之外，似还有别的原因。

是年六月，张齐贤罢相。

罢相的原因，就与李沆有关。

史载，“先是，殿中丞朱贻业，参政李沆之姻，与诸司副使王延德同监京庾。

延德托贻业白沆求补外官。

沆以语齐贤，齐贤以闻。

太宗曰：延德尝事邸，不自陈而辄干执政。

遽召见责之。

延德言未尝有请。

遂召齐贤质之。

齐贤言得于贻业。

而贻业不以实对。

齐贤不欲援沆为证，乃自引咎。

由此太宗疏之，遂致罢相。

”[14]对这件事，太宗恼火是有其理由的。

这个以不正常的方式即位的皇帝，最忌讳的是官僚间的结党，这会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

他希望的是每个官僚都巴结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结人主”。

但官员们则觉得走宰相与执政们的后门，对于升迁似乎更为直接有效。

这大概是太宗尚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事。

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特别是入仕的士大夫作为一个强大的势力阶层，以科举为纽带在宋代已经形成。

而以此为基础的宰相集团，则是这个阶层的强中之强。

虽然不是在名义上，但在实质上有时整体的力量要强于君主个人的力量。

太宗不是白痴，张齐贤虽然没有说出李沆的名字，但这并不等于太宗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底细。

他虽然欣赏李沆，直至罢参政为止也未提过李沆的名字，保全了李沆的面子。

但太宗心里未尝不存有芥蒂。

因此，在六月张齐贤罢相过了一段时间，借李昉罢相之机，连同李沆也罢免了。

不过，对这批执政的罢免，在方式上比较温和，没有贬往外地，仍然被留在朝中，“以本官罢，奉朝请”[15]。

因此，我猜测，这次李沆等人的罢免，除了有一定的党派斗争的背景之外，还与太宗想另换一批人马来刷新政治有关。

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形成了这次李沆等人的罢免结局。

由于太宗对李沆等人并没有特别的恶感，因此这批人很快就得到了不同形式的重用。

拿李沆来说，在罢政不久，即赶上母亲去世丁忧。

但没过多久，就被“优诏起复”。

在“辞不得请”的情况下，被任命“以本官知升州”。

但太宗在召见李沆时，君臣间一番谈话之后，“天子留而不遣，改命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

“才及满岁，召归阙庭”[16]，就是说，李沆在除京城以外的最重要的地区河南府也仅仅刚刚做了一年地方官，就被召回中央，委以了名副其实的继往开来的重任。

即于至道元年（995）八月，与李至同兼太子宾客，辅导未来的君主。

《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八月癸巳条载：“以尚书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动皆咨询。

至等恳让。

诏不许。

至等入谢，上谓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贤明，尤所钟爱。

今立为储贰，以固国本，当赖以正人辅之以道。

卿等可尽心调护，若动皆由礼，则宜赞成。

事或未当，必须力言，勿因循而顺从也。

至如礼乐诗书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习，不假朕多训尔。

'至等顿首谢。

”皇子元侃，即后来的真宗，实际上是太宗所立的第三任太子。

第一任太子为长子元佐。

因反对太宗在篡位后迫害秦王廷美，被太宗废为庶人[17]。

第二任的既定太子为次子元僖，后来因失宠于太宗，父子关系相当紧张，几乎快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最后病死时，被诏罢册礼，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狱[18]。

这两次立太子的经历，对本来就心胸狭窄的太宗刺激很大。

使得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讳莫如深。

在其晚年，“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19]。

后来，在寇准的推荐下，才在病重的情况下不情愿地立了第三子元侃。

但当他听到人们称太子为“少年天子”时，也好一阵不高兴。

对寇准抱怨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亏得寇准左劝右劝，才勉强接受了现实[20]。

太宗把二李作为正人加以选择来委以辅佐太子之重任，他让李至、李沆以“礼乐诗书之道”来教育太子，这也反映了太宗这个半个武夫出身的“亚开国皇帝”对传统的政治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归心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