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马航事件报道中的中国舆论场
- 格式:doc
- 大小:57.00 KB
- 文档页数:3
典型案例新闻报道文本典型案例一:马航MH370失踪事件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突然失去联系,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搜索行动。
这起事件成为国际航空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之一,持续了数年。
尽管经过多次搜索和调查,仍然没有找到飞机残骸和乘客的下落。
这起失踪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对航空安全和恐怖袭击的担忧。
典型案例二: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2020年11月3日,美国举行了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角逐总统职位。
这次选举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和分裂性的一次。
选举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特朗普声称选举存在舞弊,并多次提出诉讼,但最终拜登赢得选举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典型案例三: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
核电站的多个反应堆受损,导致大量辐射泄漏,成为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
这起事故造成数千人死亡和失踪,数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并对环境和经济造成长期的影响。
福岛核事故引起了全球对核能安全的关注和争议。
典型案例四: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2019年4月15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导致该历史建筑的尖塔和屋顶部分被烧毁。
这起火灾引起了全球的哀悼和关注,数百消防员奋力扑救,最终成功控制了火势。
圣母院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这次大火对法国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发了对建筑火灾防控措施的讨论。
典型案例五: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2012年7月27日,伦敦举办了第3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成为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盛典。
开幕式以“伦敦之夜”为主题,展现了英国的历史和文化。
整个表演包括舞蹈、戏剧、音乐和烟花等多种艺术形式,吸引了全球数亿观众的目光。
这场开幕式被誉为奥运史上最具创意和震撼力的一次,为伦敦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引言(一)选题来源和意义1、选题来源著名社会学家贝克以“风险社会”来诠释现代社会,即现代社会呈现出“人类随时面临着由不断发展的社会所造成的会威胁生存或生命的风险”这样一个主要特征。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我国也处于风险社会的浪潮中,并且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各种矛盾、灾难事件不断涌现。
自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以来,食品安全、雾霾天气、交通事故、局部地区政治暴乱等灾难事件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引起大众恐慌和社会不安。
风险社会的到来让人们意识到灾难无论在任何时刻都是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因此,灾难新闻的报道已经成为了新闻传播的一个重大主题。
回顾我国比较重大的突发灾难事件,其媒体报道对于社会进行有效灾难应对是有重要意义的。
与过去不同的是,现代风险社会正经历着由“天灾”到“天灾与人祸”,由“客观风险”到“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并存或重叠、交叉的巨大转变,灾难事件呈现出成因复杂化、表现多样化和应对高难度化的特点;而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我国大众正以高频率、多元化的方式进行媒体接触,一方面新媒体正以海量、快速的信息传播挑战着传统媒体,另一方面谣言、假新闻等增加社会风险的因素也开始显现,而这些风险带来的,是灾难恐慌心理的传播,社会焦虑感的增加,从而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
这样的情况下,面对灾难的复杂与信息的泛滥,对媒介素养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我国大众而言,除了通过新闻报道了解灾难事件进展及相关情况外,其“解困”需求开始表达:除了“怎么了”,大众更在乎“为什么”以及“怎么办”。
以“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媒体报道为例,这样一件发生在风险频发并且新媒体繁荣时期的“谜团式”灾难事件,由于真相不明以及信息发布的滞后,“马航”事件(以下皆简称“马航”事件)引起了政治阴谋论,恐怖主义说等多种煽动社会恐慌情绪的猜测与谣言,在事关154名中国人的特殊背景下,暴露出我国媒体在当前灾难新闻报道中的“解困”缺陷。
由于报道技术落后、理念陈旧、经验不足、制度死板等硬伤的桎梏,在“马航”事件中,我国媒体无法较圆满回应大众的期待,甚至因为报道实力的弱势引发两次学术界、互联网、媒体圈和大众高关注度,高参与度的媒介批评,如挖掘灾难信息能力弱、煽情主义严重等。
马航事件7大不可思议幕后真相令人震惊世上本有巧合,但巧合一旦多了或者不该巧合的事情被巧合到一起了的时候,也许就成了一种刻意的安排了。
当持续了几个月的泰国乱局至今仍不能发挥他们所期待的“中心开花”的作用,而中国却自始至终置身事外的时候,有人已经坐不住了。
于是,他们需要在暹罗湾的上空掀起一场更大的“血风腥雨”,用中国人的血肉来祭他们手里那把邪恶的“达摩克里斯剑”,让全世界感受到这把剑所释放出来的“寒气”并慑于其淫威。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北京的MH370突然失去联系的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非常混乱。
而“混乱”自然有其原因与不同的目的。
有媒体称这一事件的发生“不可思议”,也许“不可思议”四个字最恰当的概括了这一事件背后的复杂性。
“失联”这两个字可能更加符合涉入这一事件的各方的当前需要。
“失联”只是描述目前失事客机的“目前状态”:去向不明。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马来西亚航空波音777客机失联事件越南人员绘制的马航客机失踪区域图既然“去向不明”,那么查证去向就成了涉事各方的当务之急,这样有利于避免草率地得出某种结论。
其实,“马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各种看似偶然的“巧合”生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一事件中的有关要素,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得出“偶然之中”蕴含的“必然”:一、失事飞机类型: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波音777-200。
于是乎,美国因此成为“涉事国”,波音公司也因此获得对此事件的“调查权”,并且可以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适时发布或者调整他们的“调查结果”。
“巧合因素”:有消息称,失联的这架马航波音777飞机,曾于2012年8月9日在浦东机场与东方航空MU583航班(机型A340-600)在道口发生剐蹭,左转时右机翼尖蹭断。
“巧合因素”的指引效果:1、除了给普通民众进行了一次科普(从此知道什么叫“金属疲劳”这一专业术语)之外,也给了波音公司甚至涉事各方提供了最后调查结果的一种可能选项。
马航MH370调查报告整个国际社会都可以访问该报告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杨得志炮轰南阳关于马航MH370消失的事件,到现在依然还是在调查中的。
今天,马来西亚将发布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
在这架载有239人的航班失事3年多后的今天,围绕MH370航班关于马航MH370消失的事件,到现在依然还是在调查中的。
今天,马来西亚将发布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
在这架载有239人的航班失事3年多后的今天,围绕MH370航班的谜团,会否随着一份最终报告的公布而结束?高度关注。
当地时间2016年9月5日,莫桑比克马普托市,莫桑比克民航局Joao deAbreu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3片疑似马航MH370航班的碎片。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20日称,马来西亚将在7月30日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事件发布报告。
据报道,陆兆福称,7月30日,调查人员将向MH370航班机上人员的家属,就这份报告进行。
这会将在马来西亚交通部闭门进行。
过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陆兆福说,“调查人员记录下的每一个字”都被录入在这份报告中,马拉西亚注重报告的透明度,“它将被完整的提交”,不经任何编辑,没有添加或删除。
陆兆福还表示,这份报告将被放到互联网上,会把报告的硬拷贝分发给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经过认证的等,“整个国际社会都可以访问该报告”。
月3日,在的联邦议会大厦,副总理特拉斯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马航MH370航班搜寻行动的最新进展。
当天公布搜寻MH370航班的最新进展报告。
研究显示,目前搜寻的12万平方公里区域的南端是最有可能找到飞机的区域。
2014年3月8日凌晨,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马航MH370航班波在雷达屏幕上消失。
这架客机原定从吉隆坡前往,却在起飞约40分钟后与塔台失联。
此前一直猜测,客机在印度洋南部坠毁;但经过多轮搜救行动仍未确定坠机地点。
MH370近17个月后,印度洋法属留尼旺岛海滩出现疑似客机机翼残骸及破烂行李;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等地也寻获来自MH370的残骸。
马航事件评论3月8日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发表声明,旗下MH370航班于当天凌晨2时40分失去联络。
这架原定飞往北京的波音777-200客机,载有239人,其中154个是中国人。
有多少亲人从此天各一方了,闻着伤心听者流泪,可想而知,家属的希望、绝望、企盼、悲恸、质疑、愤怒等情绪早已冲出云笑了。
在伤痛之余,我们透过马航事件,看到很多问题。
第一,我认为应该反思马航事件报道中的中国舆论场。
到目前为止,关于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报道,包括网络和社交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相比,在坚持真实客观理性的基本新闻原则方面,是存在差距的。
在过去近20天里,不少对马方及不同机构所披露信息的解读,缺乏高度专业的、忠实其语境的翻译为基础,扭曲了本意,放大了来自多方面的未经证实的噪音,追求耸动性,迎合了情绪化传播,对于马方组织权威机构进行数据研判后的正常信息修正,简单地地冠以“自相矛盾”或“刻意隐瞒”的评判,甚至在生死等关键问题上片面地引导、误导公共舆论,没能向公众理性呈现最客观真实的事态进展。
正因为如此,在对事关生命的事态进展进行评判时,一定要以专业性、责任感作为出发点与原则。
其实如果熟悉国际社会通行的话语方式及文化价值背景,便能如当时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主流国际媒体和其受众一样,理解马方只不过是不愿意在太早的时候,轻易地否认任何生命尚存的可能,是出于审慎、负责,是基于早期搜救和信息分析工作的不明确性,更是出于对家属、对生命的尊重。
这种原本严谨的做法,可以在最后悲剧被证实时,不会更深彻地伤害了被重燃起希望的家属。
第二,我认为中国还需继续发展核心技术。
新闻背后的国力较量,失联客机是马来西亚的,乘客最多的是中国人,而掌握信息最多的看来是美国,海洋、天空、太空,飞机、雷达、卫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搜寻中,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层出不穷。
虽然中国的科技实力在搜救中也有充分体现:我国调动了21颗卫星参与搜寻,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事发当天就开展疑似位置遥感监测工作。
MH370写给2014的一封信时间: 2021年7月19日亲爱的2014,我知道你一定很惊讶,甚至不敢相信这封信的来意。
但请你相信我,这是一封来自未来的信件。
我是来自2021年的贝丝,写信给你是因为我要和你探讨一个关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的事情。
这起事件发生了七年多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开。
灰飞烟灭的MH370直到今日都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线索。
作为你们时代的人,你们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尽管这些年来的努力和搜索仍未找到飞机的下落。
但是,我想告诉你,事情正在悄悄改变,虽然我们仍未找到飞机,但是一些新的线索和技术正在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提供希望。
首先,让我给你一些背景信息。
MH370航班在2014年3月8日失联,当时飞往中国的途中突然消失。
自那以后,世界各地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搜索行动,但无济于事。
这成为航空史上最深谜团之一。
在我所生活的时代,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对MH370事件的调查。
先进的卫星监测和数据分析技术让人们能够在广阔的海洋里追踪飞机的最后位置。
使用遥感技术,我们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物体,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与MH370有关,但这一切都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新的线索。
此外,我们改进了飞行黑匣子的技术。
现在,新一代的飞行黑匣子有能力将飞行数据实时发送到地面。
这意味着,即使飞机意外失事,我们仍然可以尽早获得关于飞机行驶轨迹和其他相关信息的灵敏数据,从而更快地找到飞机和救援乘客。
我的信只是想告诉你,即使过去的七年里我们没有找到MH370,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
反而,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线索和技术来解开这个谜团。
每一个失踪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和至亲,每一个无辜的生命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可以想象,在2014年这个时间点,人们对于结果的渴望和绝望之情都丝毫不亚于现在。
请相信,我们尽全力在寻找答案,而你们的关注和支持也一直都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再次和你们交流真的是太奇妙了,不过我希望能让你们感到乐观。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产生于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一项关于罗斯福和威尔逊竞选总统的活动中关于选民态度的调查中发现,传播活动是一个象多级瀑布一样的过程。
“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和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
本文首先要强调的是意见领袖一边连接大众媒介的最新信息,一边连接普通群众,是传播链条的中继和过滤环节。
这些人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介者、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和“大喇叭”,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西谚云: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这只适用于过去传统媒体下特定的环境,即信息传播至少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信息源是唯一的;其次,信息的传播过程是可控的。
不幸的是,眼下还在持续发酵中的马航370客机事件,发生在一个人人互联的新媒体环境下,一个身处信息源混乱且传播过程难以控制的环境中。
马航作为此次事件的责任方,没有消息即意味着最坏的消息,迄今为止,马航对于整个事件的危机管理称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折不扣的失败案例。
传统媒体的舆论管理(控制)必须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协同作用才能得以实现:首先是权力(权威)机构拥有独家的信息发布权,此外别无二家(要么被非法取缔,要么被有效屏蔽);其次,传播渠道依赖从上到下的垂直式的绝对控制,非正规的渠道则受到严密监控而不能发声;最后是对受众的控制,极端的例子是将受众“原子化”,对每个个体之间进行物理或精神隔离,使其成为孤立的、无法采取共同的一致行动的最小社会单元。
在极权社会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极端的例子是文革时期,人们几乎听不到坏消息,连危机都不存在,危机管理更是无从谈起。
新媒介环境下的危机管理面临着一个更加透明化的媒介生态挑战,有了微信、微博等各种社交网络的互联,个人、媒体机构和权力机构之间的三方博弈,成为大众感知危机事件的新“皮肤”。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3月8日当天马航宣布MH370飞机失联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乘客家属从马航那里得不到关于亲人朋友的最新消息时,纷纷转向了电视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闻媒体的报道。
“马航事件”报道:羞愧之余更需反思近几天,中国媒体从业者理应对马航事件的报道情况感到羞愧,纵观事件发展与媒体报道现实,国内媒体在与国外媒体的较量中几乎完败。
人们一方面面对国内媒体报道的各色消息,但另一方面人们的面前却又一无所有。
然而羞愧之余,我们更多地是要去反思:作为社会环境瞭望哨的媒体,如何才能让自己避免成为谣言的代言人、伦理的践踏者与煽情的表演者……首先,笔者认为媒体要反思此次马航事件中的谣言传播问题。
也许有媒体喊冤,称他们也是不经意间转发或发布了不实消息,并且在其发布的消息中已注明该消息正在核实;也有媒体哭诉道:马方总是否认相关报道而导致媒体报道的消息失实。
媒体的“狡辩”看似有理,实则毫无道理。
针对前者,笔者想说:“正在核实的消息”不是消息,最多是小道传言。
”后者就更简单了,我们不能怪人家马来那边总是否认,你后方媒体总在编造和传播假新闻,然后向人家求证,马来是不得不否认呀。
我们别一味谴责否认假新闻者,却放过编造假新闻者,后者毒害更深。
正是相关媒体含混了有关概念,放弃了自身的职业规范,才导致了自身有意无意间成为了谣言的代言人,当今社会是一个新媒体快速发展,信息高速流通的地球村,信息以碎片化的方式充塞人们的眼球,而新媒体语境下的人们对此类消息,尤其是主流媒体发布的消息缺乏一定的选择,理解与辨析的能力,这使得谣言凭借技术的力量而大行其道,也印证了马克吐温所言的“真理还没穿上鞋子,谣言已经跑遍世界。
”简而言之,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媒体没能清楚核实信息源,没能用职业规范抵抗“一定要说个不停”的冲动。
如果马来西亚和越南方面能够及时提供充分信息,这样的错误或许只会发生在少数媒体身上,并被大多数媒体的正确报道迅速纠正。
但在信息的一手发布者本身应对不足、公众情绪又极其焦虑的情况下,一个微小的、在平时可能被立刻纠正的错误,却可能以几何级速读迅速传播,并与其他或真实、或虚假的信息相汇合,组成一张巨大的、纠缠不清的信息之网。
中国社交媒体政治参与的案例中国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方面有许多案例。
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1. 2011年,广东维权活动在2011年,广东省发生了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其中包括了各种群体的不满情绪,涉及的问题包括土地征用、环境污染、警察暴力等。
这些事件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进一步推动了抗议活动。
2. 2012年,暴力抗议事件2012年,中国云南省某城市发生了一起土地拆迁引发的暴力抗议事件。
社交媒体在该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众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互相分享信息,组织抗议活动,并对事件进行监督。
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应对该事件,并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
3. 2014年,马航失联事件2014年,马航MH370次航班在中国南海失联。
社交媒体成为了中国民众获取最新信息的重要渠道。
网民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分享消息、寻找失联航班的线索,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加强了民众的参与感和对事件的关注度,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措施,并提高了舆论的透明度。
4. 2019年,香港抗议运动2019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社交媒体在该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香港抗议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组织示威活动、分享信息、记录警察暴力行为,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该事件的关注。
社交媒体成为了民众获取真实报道和对话的重要途径,帮助抗议者扩大影响力和凝聚力。
这些案例表明,中国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民众提供了表达声音、互相分享信息和组织行动的平台。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议题的讨论和决策中,提升了公众参与度和政府的透明度。
反思马航事件报道中的中国舆论场
网友评论(13076)2014.03.26 第126期总第126期作者:李昕
在社交网络、人际传播持续扩张的时代,传播情绪化与耸动性的倾向,是媒体人、媒体组织、媒体平台、以及我们广大受众,为捍卫文明社会中的理性价值,需要警惕的。
马航事件远未结束,我们关注着239个人的生命,也关注这样的全球性事件中,中国媒体与中国社会自身的成长。
悼念(来源:网络)
到目前为止,关于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报道,包括网络和社交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相比,在坚持真实客观理性的基本新闻原则方面,是存在差距的。
对比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新闻媒体的成长、以及在现代性社会中扮演的职能角色,存在明显滞后。
在过去近20天里,不少对马方及不同机构所披露信息的解读,缺乏高度专业的、忠实其语境的翻译为基础,扭曲了本意,放大了来自多方面的未经证实的噪音,追求耸动性,迎合了情绪化传播,对于马方组织权威机构进行数据研判后的正常信息修正,简单地地冠以“自相矛盾”或“刻意隐瞒”的评判,甚至在生死等关键问题上片面地引导、误导公共舆论,没能向公众理性呈现最客观真实的事态进展。
首先,媒体相对做得好的,是对于家属的情感、情绪的报道。
只要没有违背家属意愿,非常充分,也完全合理。
包含154个国人在内的239个生命,确实是我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报道中所体现出的家属的希望、绝望、企盼、悲恸、质疑、愤怒等情绪,不仅完全可以
理解,而且能让我们社会增强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与关怀,同时这种报道与质疑,也对马方及各方的工作产生必要的压力、与监督,体现了媒体应有的环境监视与议程设置的职能。
第二,正因为如此,在对事关生命的事态进展进行评判时,一定要以专业性、责任感作为出发点与原则。
反观大约10天前,在中国媒体的急切却片面的解读引导下,有相当多甚至超过多数的国人,都相信飞机上的乘客很(更)有可能都还活着。
但其实如果熟悉国际社会通行的话语方式及文化价值背景,便能如当时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主流国际媒体和其受众一样,理解马方只不过是不愿意在太早的时候,轻易地否认任何生命尚存的可能,是出于审慎、负责,是基于早期搜救和信息分析工作的不明确性,更是出于对家属、对生命的尊重。
这种原本严谨的做法,却被我们的媒体选择性地将“生命可能尚存”的陈述耸动性地放大,并因为人们企盼乘客平安的美好愿望和社交时代情绪化信息更易传播的特点,形成了强大的舆论误导,不仅扭曲了事态进展,也在最终悲剧被证实时,更深彻地伤害了被重燃起希望的家属。
如果说是谁给家属造成这种希望,更多的是我们媒体的片面解读、引导。
第三,关于对马方信息披露前后矛盾的指责,在没有任何证据为阴谋论做支撑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必须以理性科学的态度,理解这样一个复杂性事件中,很多信息的收集、甄别、对比、分析等,确实要进行不断的、必要的自我修正,特别是非常不完整的卫星数据的分析研判,具有复杂的技术型挑战,马方出于及时披露信息的压力,前期公布的信息被进一步的信息或后来的研判所否定,是可能的、合理的,存在着信息与初步结论的前后矛盾,才是正常的、非阴谋论的、自然的,但不能由此简单地判断是马方在刻意隐瞒。
第四,对于24日晚马方确认飞机在南印度洋坠海的时机、依据等的质疑,以及悲情性地呼吁抵制马拉西亚(旅游、经贸合作等)的舆论,主流网络和传统媒体,更多地在迎合民众的情感宣泄甚至民粹民族主义情绪,理性冷静的声音甚微。
在马方的记者会及信息披露中反复说明,大量的卫星数据虽然很早已经获取,但需要权威国际机构进行非常复杂的计算分析、数据对比、甚至构建新的模型,“将原本要用相当长甚至一年的计算,通过新的模型在一两周内计算出来”,虽然还没有找到飞机残骸,但基于谨慎分析计算的结果,出于对家属、公众急切关注的理解,必须依据理性与常识,将终于得出的飞机坠海无人幸免的逻辑性结论,尽快公之于众。
第五,对于一些更夸张的阴谋论,例如飞机被军方击落可能的揣测,主流媒体在与社交网络的传播竞争中,似乎在各说各话,没有谁绝对地占据了舆论制高点。
一方面,像凤凰网这样的主流网媒,通过其独家视频采访、新闻客户端、新闻评论等组合报道,指出了即使遭遇恐怖主义劫机,政府也有很多方式,包括派遣战斗机挟持、拦截、迫降等手段,而绝无可能在没有立刻的重大威胁的情况下,轻易做出击落载有两百多生命的客机的指令。
但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越耸动的传言、标题,反而借助人际传播的情绪化倾向,至少在某些阶段,得到了迅速广泛的传播。
这是未来的传播将持续面临的挑战。
第六,关于美国替马政府掩盖事实的揣测与传言,同样由于社交传播的片面性特征,主流媒体没能给予更有效的回击,因为这样的回击,比起阴谋论,太不够吸引眼球,而有些媒体也为了“流量”,而迎合放大类似的阴谋论。
首先对于马方,不能也不应排除其隐瞒信息的可能性与动机,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应该理性地判断这种可能性相对较低。
对于美国,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特别是近期俄国与西方由于乌克兰局势而出现严重分裂时,美国
非常清楚,未来的全球战略中,获得并加强中国信任与支持的重要性,不会在这种事件上,冒着彻底失去中国的风险,去替马方隐瞒、袒护。
更何况,西方的政治体制,连非法窃听反对党的尼克松总统都会遭遇弹劾,没有哪一个政客、总统、党派,胆敢在这样涉及239条生命的重大国际事件上,有足够的利益动机、得失算计、道义支撑,去隐瞒真相。
媒体在马航事件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化与耸动性,也反映出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日趋急功近利、理性价值缺失的整体情绪,在商业与利益的绑架、民粹与民族主义的裹挟等挑战之外,社交传播碎片化、快餐化、情绪化的特性,进一步影响着当代的传播生态与公共舆论。
在社交网络、人际传播持续扩张的时代,传播情绪化与耸动性的倾向,是媒体人、媒体组织、媒体平台、以及我们广大受众,为捍卫文明社会中的理性价值,需要警惕的。
马航事件远未结束,我们关注着239个人的生命,也关注这样的全球性事件中,中国媒体与中国社会自身的成长。
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