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_易_注用_庄_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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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周易注》与东晋官方易学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反映了魏晋义理易学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地位。
遗憾的是,由于古代文献中没有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明确记载,因此学术界在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问题上众说纷纭,有西晋初年说,有西晋中后期说,有南朝刘宋时期说等,时间跨度从西晋初(265年)到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长达170多年。
《晋书·荀崧传》与《通典》卷五十三记载,东晋初建立太学时,易学领域设置的博士为“《周易》王氏”。
因为对文中的“王氏”理解不同——是王弼还是王肃,学术界分为以下两派,并由此衍生出关于王弼《周易注》始立官学的种种假说。
其一,“王氏”为王弼。
主要依据是两晋时期玄学清谈风靡一时,王弼《周易注》社会影响极大,压倒了郑玄、王肃注。
因此王弼《周易注》在西晋时期已立于官学,东晋初年玄学名士当权,恢复太学时自然沿用王弼,而非王肃。
至于王弼注立于太学的具体时间,有两种:一是余嘉锡的西晋初年说:“元帝时所立,实是弼注。
西晋初年,清谈盛行。
疑弼注已立博士。
”①二是王志平的西晋中后期说,因为这个时期玄学思潮才占了绝对优势,“则王弼学之复兴在西晋中叶以后,至西晋末尤甚”。
其二,“王氏”为王肃。
该派认为西晋时期王弼立于官学的说法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属于思想史上的推测。
甚至整个东晋时期王弼易学都没有立于官学。
其依据是《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中,陆澄追溯东晋初期立易学博士时,说王导、庾亮放弃了王弼注而选择了郑玄注——“舍辅嗣而用康成”。
至于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张轶依据陆澄《与王俭书》“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一文,认为是南朝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国子学建立之时。
笔者认为上述两派的观点各有得失:其一,“西晋说”的长处是将这个问题置于时代精神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看到了王弼易学东晋时期立于官学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是在没有历史文献支持的前提下,不能靠推理将这一时间定为西晋时期。
国学王弼玄学中的庄学精神(1)正始时期,热衷谈玄的文人大多爱好老庄,比如何晏就“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①,裴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②,而正始之音的代表王弼虽然只为《老子》、《周易》、《论语》作注,使得他们“致有理统”,但他也善言《庄子》,《庄子》的精神不仅贯穿于他的玄学思想之中,也是他贯通儒道的重要工具。
一、王注对《庄子》的引用《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
”何劭《王弼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单提“好老氏,通辩能言”。
但《晋书》又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
”③在评论郭象时也说“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
”④郭象被称为“王弼之亚”,善言《老》《庄》,可见在郭象这个时期的人们也普遍认可王弼善《庄》。
此外,《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列子传》中也介绍王弼十余岁时的读书爱好是《老》《庄》。
更为重要的是,在裴徽与王弼一段有关“圣人体无”的对话中,王弼也说“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老庄并提,由此可见王弼对《庄》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能在王弼的《老子》、《周易》和《论语》注文中找到很多对《庄子》的引用和化用⑤。
比如,王弼《老子注》的第13、18、20、42章中,王弼就直接引用了一些《庄子》的原文,内容涉及《齐物论》、《让王》、《大宗师》、《骈拇》等篇目。
这一方面根源于老庄之学的天然脉络,另一方面也与王弼独特的注释方法相吻合。
王弼在注解《老子》时尽力以老解老,使注释更为切近原文。
比如第41章引用了第14章“听之不闻名曰希”解释“大音希声”之“希”、第25章引第4章“不知谁之子”释“先天地生”、第47章引第14章“执古之道,可以御今”释“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等等。
此外,王弼还于第20章、23章、28章、第57章注文中用“下篇”、“下章”、“上章”等语直接解释其中义理。
王弼对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将道学与易学结合,化繁为简并体现本义王弼,字辅嗣,山东微山或金乡人士,是我国魏晋时期的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23岁因疠病去世,虽其人生短暂,但他的学术成就可谓十分卓越,著作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等。
因《道德经》的原版著作逸散,所以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唯一的留传,为道学传承和研究真是做了贡献,直到1973年,考古专家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乡发现了《道德经》的原文,算是原版首现。
道德经石刻王弼年纪轻轻,为什么如此优秀呢?这要从王弼的祖父王粲说起,王粲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是“建安七子”之一,与大学者蔡邕关系甚好,蔡邕赠书给王粲6000余卷,王家自己也积累了四千余卷,所以供王弼学习的各类书籍达万余卷,太有条件了,他自幼便修习道家、周易、经济、文学类等著作,放下书,还能与诸多名家经常探讨学问,因为他的祖父及父辈皆为高官,家族环境能够让他结识更多的名士,并深得名士们的赏识。
加上自己天资极高,因此造就了一位魏晋时代的旷世大儒。
秦末之前,道学、易学及儒学,内涵丰富并言辞简练,但经历了两汉之后,诸学术被一些所谓的饱学之士,加辞注文,尽情宣泄自己的臆想见识,造成了学风日益繁琐、甚至浅薄怪诞,也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强加于真学之侧,过于注重文辞隽和,并繁论唯美,把简单的给变异了。
这是很多时代的文化风气,主观臆断的把传承下来的优秀学术著作,改的不合原著本义,这种错改,比文化断层更为可怕。
对于易学、堪舆学而言,近代很多所谓的“大家名人”仍对易之本义改编和批注,在不做大量实践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臆想加神改情、任性组合,把朴素至简的纯真义理,弄得晦涩难懂、复杂不堪,他们还创写命理、堪舆方面的著作,令后人学读上几年,也是无法纯准确运用,这种著作多的很啊,误人子弟不说,擅改天地理义,不知天高地厚也,实在令人无语啊。
王弼之前,周易、道学、儒学等学术体系均已独立成集,周易是以阴阳五行八卦为体,道学始祖老子先生是以“道”为体,孔子以“仁”为体,庄子以“虚无观为”为体,孟子以“性善”为体,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天命论”为体等等,他们的体系是当时的学术主流,王弼在修学这些著作时,是用尊崇之心,探究其本义的,他发现老子先生的'道'和周易的阴阳八卦概论,有着同脉相承的发展变化,均是“以无为本”的思想范畴,由此认定道与易的认识论是和而统一的。
《四庫全書經部易類-周易注》魏-王弼經部易類周易注十卷魏王弼撰提要《上、下經》注及《略例》,魏王弼撰。
《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注,晋韓康伯撰。
《隋書·經籍志》以王、韓之書各著錄,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繫辭注》作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載弼注七卷,蓋合《略例》計之。
今本作十卷,則幷韓書計之也。
考王儉《七志》,已稱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傳。
此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則幷王、韓爲一書,其來已久矣。
自鄭玄傳費直之學,始析《易傳》以附經,至弼又更定之。
說者謂鄭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
然鄭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
《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鄭本尚以《文言》自爲一傳,所割以附經者,不過《彖傳》、《象傳》。
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經皆弼所更定,非鄭氏之舊也。
每卷所題《乾傳》第一、《泰傳》第二、《噬嗑傳》第三、《咸傳》第四、《夬傳》第五、《豐傳》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爲名。
據王應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標。
蓋因毛氏《詩傳》之體例,相沿既久,今亦仍舊文錄之。
惟《經典釋文》以《泰傳》爲《需傳》,以《噬嗑傳》爲《隨傳》,與今本不同。
證以《開成石經》,一一與陸氏所述合。
當由後人以篇頁不均爲之移幷,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復追改焉。
其《略例》之注,爲唐邢璹撰。
璹里籍無考,其結銜稱「四門助教」。
案《唐書·王鉷傳》稱爲「鴻臚少卿邢璹」,子縡,以謀反誅。
則終於鴻臚少卿也。
《太平廣記》載其奉使新羅,賊殺賈客百餘人,掠其珍貨貢於朝。
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則至今附弼書以行。
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蜀本略例有璹所注,止有篇首釋『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
」是宋代尚有一別本。
今則惟此本存,所謂蜀本者已久佚矣。
弼之說《易》,源出費直。
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即費氏學,李鼎祚書尚頗載其遺說。
附录王弼哲学的方法论探究_《周易注》附录王弼哲学的方法论探究_小学_儒部摘要:本文探讨王弼在注易及注老之作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文中指出,王弼注老发挥了对于老子哲学中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将本体论哲学问题中的本体与事务间关系的抽象特征予以推进,极有贡献于中国哲学史的义理进程,但是对于价值哲学的本体论根据的探讨,却仍不能有效地从其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王弼以万物宗主的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取代了道与玄等概念,又以崇本息末的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功夫主旨,扩充了无为哲学的观念义涵,但是两者的结合有着方法论上的鸿沟,王弼并未注意,此亦为中国哲学史中被持续探究之主题,后由心性说取代。
王弼注易只为一对于周易体例的观点表述,并未有方法论上的创新,亦并未有将玄学思维背景下的价值心灵强行转嫁,只有若干思维形式特征上的借用,其以人事情境为卦爻辞之主旨,以儒门义理的价值心灵适为注解,理论上并不预设六十四卦为一宇宙论的图式,而只为人心情伪变诈的场合,是为一人性论中心的周易诠解进路,亦为一本体论哲学型态的思维进路。
总之,王弼哲学的方法论使用,得以见出魏晋时人哲学构作的方法论倾向,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为如何将形上学与价值哲学进行义理结合,魏晋之尝试是为型态之一,王弼之作即为重要指标,足以发为深论之处多矣。
关键辞:王弼、周易、老子、方法论、本体论一、前言本文将针对王弼注<老>及注<易>之作中所显现具有哲理创造的思想部份进行方法论的探究,就王弼所阐发的哲学观点而言,主要表现在独立作品<周易略例>及<老子指略>二文中,其余<老子注>及<周易注>之作品中关于方法论思维的部份亦不超出于该二专文之上。
所谓方法论之探究即为在我们所提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1]〕的研究进路上从事分析王弼哲学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活动的特质,务使王弼哲学的基本性格予以显明化,王弼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多年来已为学界明确指出,亦已广泛研究,然而基于我们所提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探索之下,我们仍有若干新的观点得以表述,是以为文,本文之写作进程,将先进行表现在王弼注<老>及注<易>中所开发出来的方法论观点之解明,然后再进行对于此些观点之方法论探究,我们企图对王弼于注<老>中所开发的“贵无论”思维的义理脉络进行疏通,指出其在方法论思维上的理论意义,进而以此为基础而探视其于注<易>之作中的方法论运用,检视其玄学思维与易学思维的两路义理活动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如何“以易解老”:首创“以老解易,以易解老”历史先河的王弼东方既白著纵观中华文化和中华哲学文化的发展历史,魏晋时期的天才少年王弼,绝对都是继“老庄”之后,对于《道德经》及其宇宙大循环体系,解读比较接近于老子本意的人。
其不但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注解论述,数量和种类涵盖万有,关键还在于其成就,在于其质量,在于其创见的巨大突破和引领。
天才少年王弼,易道皆通之大贤他注解的《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是历史上第一位尝试“以老解易,以易解老”的人。
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
王弼首推“以老解易,以易解老”的研究方式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他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
其核心思想亦和老子一样崇尚“以无为本”的本体论,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无”是“本”,“有”是“末”。
“无”是“万物之宗”。
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
以无为本,以有为末;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释疑》)。
这就是说,“道”就是“无”,所以“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
《周易注》王弼著
《周易注》
王弼
■ 简要介绍
王弼,字辅嗣,祖籍山阳高平
(治今山东邹城市西南),生于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卒于魏
废帝齐王芳嘉平元年(249),享
年二十四岁。
王弼以注释《周
易》和《老子》名闻于世,
《易》学方面的著作有《周易
注》、《周易略例》和《周易大
演论》。
王弼综合儒道,借用、
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
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
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周易注》为历史上重要的周易之一。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选用王弼注,认为“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
从此,王弼《周易注》作为官方定本而流传于世。
至宋代理学大家程颐、朱熹思想及哲学观点均源于王弼《周易注》。
至清代官方仍以朱熹的《易本义》为科举读本,可见王弼对中国儒家影响之深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王弼《周易注》评价为:“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
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
王弼《周易注》底本浅析作者:陈磊来源:《神州》2012年第11期摘要:《周易》原本只有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经,后经孔子做《易传》,乃加入“十翼”。
王弼《周易注》底本源自费氏易,其只为六十四卦做注,之后有晋韩康伯为系辞以下做注,合为流传至今的《周易注》。
关键词:王弼周易注底本一、王弼注《周易》底本来源《隋志》云:“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
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
玄做《易注》,荀爽又作《易传》。
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1]。
”另有赵汝楳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学,马融郑玄荀爽王弼皆为之注,今易乃费氏经也[2]。
”马国翰云:“王弼用费经注疏,今存,其易亡而不亡也[3]。
”根据上述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推论出王弼《易注》本是为费氏《易》作注,而他所用《易经》底本也应是费氏易学所用之本。
《隋志》云:“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古文易》[4]”。
《汉志》亦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或脱去无咎、悔亡。
唯费氏《易》与古文同[5]。
”由此可知,费氏《易》所传《易经》之本乃是古文《易经》。
两汉易学在版本上有今文《易》和古文《易》之分。
历史上出现过赫赫有名的“今古文之争”便是指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所代表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及学术斗争。
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是相对于正在流行的今文而言,主要是指秦朝将文字统一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
古文《易》是相对于已经立为博士的《易》学而言。
两汉时期,设立五经博士,今文《易》列于学官,而古文《易》始终未立于学官,只在民间流传。
今文《易》学主张阴阳灾异说,偏重吉凶复活预测,并且长期拘泥于象数,章句十分繁琐。
而古文《易》学则注重对于《易经》文本的疏通理解,以经解经,以传解经,致力于恢复经典的本义。
另外,《易经》六十四卦被分为上经和下经,原本只有经的部分。
至孔子“十翼”为《易》作传,《周易》遂发展为经和传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