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城乡差别问题原因及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总体来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城乡关系初步建立正常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经济十分落后的严峻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集中精力采取三项主要措施，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使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逐步形成。

二是统一了金融和货币，取消了私人钱庄，将经济调控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同时又建立和发展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掌握了流通领域中的重要物资。

三是中央政府针对战争造成的城乡分隔，交通运输设施破坏以及剧烈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城乡之间商品交流受阻的情况，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发展集市贸易，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非法活动。

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随之加强。

同时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比价问题。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几次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工业片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一五”时期，国家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建设，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的同时，兴建和发展了一批中小工矿企业，新建和扩建了部分城市，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从1952年到195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提高了24.6个百分点，而农村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指数只提高了2.4个百分点。

①农①《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民从价格上得到了好处，对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起了积极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是开放的，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比较自由的，城乡关系总体上沿着协调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1958～1978年）人民公社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约束与城乡分割体系形成。

从1958年开始，由于对经济发展形势估计过热，加上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为了实现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必须借助于一套强力的政治动员机器，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全国有限的物资资源，实行高度集权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

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我国在政策取向上采取了促进城市和工业发展而固化农村的制度，即通过建立一套严密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强化资源控制，把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从而形成了城乡不同的独立发展局面。

这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城市就业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等一系列城乡分割体制和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以农补公，以乡养城”的格局，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但是，由于国家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带来的平均主义的共产分配机制，因此，城乡居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乡差别扩大。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实行了新的制度安排，各项体制处于转轨之中，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在该时期，人民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崭新成果: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引起世界瞩目。

在人们欣享改革开放新成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代价——城乡差别的扩大。

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城乡差别存在的社会所有制基础，城乡差别从理论上应该缩小，但现实情况却是它不降反升，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思考和研究。

下面我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别的现状，城乡差别产生的原因分析和我国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我国城乡差别的现状。

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服务四个角度来分析我国城乡差别的现实状况及影响。

（一）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的经济活动是人们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

所以，马克思认为分析社会现象首先从经济现象开始。

在生产环节上，我国城乡居民的生产行业不同。

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等都集中在城市；第三产业服务业也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只是处于零散的小规模的状态。

据统计，中国作为农业型国家，长期以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就业人员中的比重大于50%。

虽然中国逐步加快工业化进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但是中国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与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不到20%相比仍然偏高，这说明中国城乡就业存在较大差别。

而且，尽管中国农业从业人员绝对数大于其他产业，但是它所创造的产值在GOP中的比重却不高，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农村居民所从事的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

最后，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别也较大。

长期以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企业和国家共同支出，投资的领域集中于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公共设施，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主体主要是集体和乡镇企业，长期以来政府给予的公共投资相对较少，因此导致了农村道路、水利、邮电、通讯、科教文卫等公共设施供应相对不足。

在分配环节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是反映城乡分配差别的主要指标。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153元。

而实际上，因为城市居民的财产性实物收入是农村居民所难以享受到的，所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远比国家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要大。

同时，国家财政作为二次分配的主体，用于农业的支出不足，乡村几乎靠自我积累发展生产和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则完全靠国家投资进行建设，城乡长期以来累计的差别越来越大。

在交换环节上，城乡交换差别是城乡之间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换的过程中产生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价格剪刀差上。

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其实质是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来获取工业化建设资本。

近年来，由于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逐步形成。

这种地价剪刀差表现为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经过适当的前期政府较低的公共投入增值后，再以较高的价格进行出让的行为。

在消费环节上，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405元上升到2010年的92296.3元；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则由1978年的138元上升到2010年的28833.6元。

城乡消费水平的较大差别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生活质量的较大差距。

另外在消费质量方面，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城乡居民消费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它是食物支出金额在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体现了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现实，但是，据统计资料显示的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到，一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城镇的高接近1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始终滞后于城市。

最后，从农村和城镇居民存款和支出的对比上来看，城镇居民存款收入始终较高，人均支出也较高，由此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能力萎缩，农民购买力不足，农村市场不发达。

这些城乡经济差别，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首先，产业结构不协调，工业化发展步伐缓慢。

一般而言，工业化初始阶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是依赖农业提供的剩余，但因为农业发展落后，不足以支撑大工业所需要的资本，所以新时期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

但是，农民有效需求的不足，使得城市工业品价值不能在国内完全满足，导致工业品积压，难以实现产业资本再循环。

因此寻求出口导向战略，不过这种战略对外依存度较高，一旦国际市场有所波动，国内也会产生影响。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量工厂倒闭就是例证，这些因素都放慢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

其次，城市化发展滞后。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

而且，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不能够在城市中生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最后，“三农”问题严重。

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激发了农民积极性而一度有所缓解，但是随着城市体质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政策的调整，加以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苦难。

总之，不合理的城乡差别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尽管中国经济在波动中高速发展，但是不可忽视其潜在的风险。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与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相适应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城乡居民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被选举为人民代表的选举人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条件，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选举人是表达所在群体诉求的传达人，但是在我国人大代表的比例中，政治参与度严重不平衡。

虽然宪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现实状况是，农民通过选举成为县级以上代表参加国家政权的比例极小。

绝大部分的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干部官员、知识分子及其知名企业家等，社会底层人员很少能够在人大会上发出强有力的呼声。

另外一个显著的政治差别体现在政治权利实现的差别，当城乡居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由于城乡居民各自掌握的政治资源不同，各自教育程度的差距、基层政府执行力较差以及相关文化心理等因素，导致在维权时，城市居民主要采取比较理性的手段合理发表诉求，而农民则不相信法律等制度内手段，受“法不责众”心理影响，常常通过群体性事件来维权，结果反而常常受到更大的利益侵害。

最后，虽然我国在基层最早实行基层自治和村委会全体村民选举制度，但是，由于农民民主意识较为淡薄和传统意识较为浓厚，贿选、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的现象普遍存在，以至于最后推选出来的村支部书记或者村支部主任往往不能真正为广大农民争取利益，而只是基层政府和村内少数人的“传声筒”。

（三）在中国，由于多种原因，城乡文化存在较大差别。

主要表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农村硬件供应不足是指在文化设施和文化投入上，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在地级市以上级别的城市中，各个领域的文化设施齐备。

大部分的优秀学校、科研院校、艺术场馆、体育场馆、社区文化活动场所齐全；而在乡镇，中小学校以及村委会办公楼是最主要的文化设施，除了极个别经济极好的乡镇外，大部分不具备地级以上城市的和县城所具备的文化设施，甚至于改革开放前的乡镇文化、广播站，现在要么是名存实亡，要么因为年久失修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