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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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司机教你上车:说说中国古代的乘车礼仪周末夹馍君出去转悠了两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共享单车的存在,才没有让自己这双老腿废了。
现如今的出行真的是非常方便,可以骑车,可以开车,可以打车,完全不惧距离长远。
在乘车这件事情上,也有很多的礼仪因素,在正式场合下,什么人坐在什么位置,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同样的,古人在乘坐车驾时,也是非常注重礼仪的。
车马图传说,最初是由黄帝制造了车子。
史书中有加载曰:“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
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
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虽然不能肯定其正确与否,但车子的产生时间非常非常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在大禹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用马驾的车。
古代的车,并不是还有马车,更早的是牛车,相传在少昊时期已经出现。
正所谓“服牛乘马”。
需要注意的是,在先秦时期所说的车子中,打仗和载人的绝大多数是马车。
马车也叫小车,专供作战和出行之用。
牛车也叫大车,一般用作运载货物。
殷墟中的马车在《虎啸龙吟》第三十八集中,司马懿率领死士攻打武备库,其中就有司马懿乘车的场景,司马懿居左,手扶车轼,而汲布居右,为其驾车。
其站位可也是非常有值得说道之处的。
在处处以礼仪来规范的国家,“乘驾之礼”是必然的存在。
它甚至被作为是一种制度被加以规范固定。
《周礼·地官·保氏》有相应的记载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仪。
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
听治亦如之。
”高庄战车青铜马车夹馍君特地总结了六句口诀,与大家分享关于古代乘车时需要遵守的礼仪。
快慢节奏须把握车驾行进的速度,如同君子之行,要有急有缓,该急则急,该缓则缓。
甚至不同场合下,车驾的行进速度应该遵循不同的音乐。
如同《周礼·春官·宗伯》中所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发展史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工具的种类和性能逐渐改善。
本文将介绍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发展史,并重点介绍古代车辆、船只和马匹的使用情况。
古代车辆是中国古代交通工具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早的车辆是用来运输货物的。
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过牛拉动的犁车和马拉动的战车。
战国时期,出现了“匆匆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包裹并有座位的四轮马车。
此后,马车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贵族和官员的专属交通工具。
汉朝时期,官员有使用六马并驱的车辆。
唐朝时期,中央政府规定了各级官员的马车数量和等级。
除了车辆,古代中国人在交通工具上的另一大突破是船只。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制作简单船只的技术。
商周时期,船只已经广泛用于长江、黄河和淮河的水运。
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多层船,使得船只的负载能力大大提高。
秦汉时期,水运成为了重要的交通方式,运输贵重商品和粮食都依靠船只完成。
在唐宋时期,航海活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豪华的船只和船队。
明清时期,木帆船发展成为标志性的中国船只。
另外,中国古代交通工具中少不了马匹的使用。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就开始驯养马匹。
战国时期,马匹作为官员和贵族的象征,开始被广泛使用。
汉朝时期,马匹逐渐被引入军队,马军成为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匹的品种和培育技术不断改进,马的速度和耐力也有了明显提高。
唐宋时期,马匹培育和选种技术达到了顶峰,骏马成为珍贵的财产和军队的利器。
总之,古代中国的交通工具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最初简单的船只、车辆和马匹到后来的豪华船只、宽敞车辆和精良马匹。
这些交通工具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的繁荣与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也为后世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
如今,虽然汽车和高速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已经取代了古代的交通工具,但古代交通工具的影响和价值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古代的车和坐车礼仪文‖秋尘在我国,车子的历史非常悠久。
当然,古代的车子并不是现代的汽车,而是马车之类。
古人在长期的劳动和生产实践中,很早就懂得把圆木放置在重物的下面,靠滚动来搬运石块等重物。
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说法,这是把滑动摩擦转化为滚动摩擦,大大减小了摩擦力,简单方便又大大的节省了人力。
懂得了这个原理,古人就制造出了车轮,逐步就发明了车子。
按照以前的说法,车子最初是黄帝所创造的,这应该只是传说而已。
但车子大致是黄帝时期就出现的,应该不会错。
最初是靠人力拉,到了传说中的少昊时期,出现了牛车。
到了大禹时代,开始出现了用马来驾车。
古语有云“服牛乘马”,说明同时是用的有马车也有牛车。
先秦时期所说的车子,打仗和载人的绝大多数是马车。
马车也叫小车,专供作战和出行之用。
牛车也叫大车,一般是用来运载货物。
古代大量的车是战车,衡量一个国家的战斗力,往往也是按照拥有的战车数量来计算的。
岳飞《满江红》中还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以至于到现在,中国象棋里“车”(读古音如居)还是战斗力最强的棋子。
先秦时期,古人乘车有明确的礼仪规范。
古代马车的车厢叫做“舆”,是乘人的部分。
乘车人从舆的后面上车。
《论语·乡党》说:孔子“升车必立正执绥”。
“绥”是车上的绳子,供人上车时拉手之用。
就是说,孔子上车,必定抓住挽手的绳子,端庄肃立。
这算是古代乘车的标准姿势。
古人乘车时均需站立,叫做立乘。
当然也有例外,《礼记》说:“妇人不立乘。
”大概老弱病残都可以例外吧。
舆的前部有横木,供人凭依扶手,这个横木做”式',后来写作'轼”。
按照礼制,古人在行车途中,双手扶式,同时俯首,来表示致敬,这种动作也称为'式”。
唯一的例外是兵车,《礼记》说:“兵车不式”。
孔子是崇礼的典范,所以见到服孝的人式,以示对丧主同情;见到携带典籍的人式,以示尊重。
《礼记》更规定,君子乘车,遇到老人要行式礼,经过卿的朝位要下车,进入市区不应飞奔急驰,到了里门也必须扶式。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古代官员千奇百怪南朝坐羊拉车被视为有品位导语:其实,官员的配车与用车,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沿革和改进。
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其实,官员的配车与用车,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沿革和改进。
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
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章节。
舆,即车、辇、轿、座驾。
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有详细规定。
从上古时代官车就有严格制度规定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
孔子曾是鲁国的司法长官,有专门用车,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颜回的爸爸想卖掉孔老师的车给儿子买棺椁。
哪里想到,孔老师却不答应,理由是:我处于士大夫的行列,怎能不遵守用车制度?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人口数量大减,社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民休息、增加生产。
所以汉初几个皇帝都是采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不乱搞改革,同时朝廷也厉行节约。
公车问题,首先刘邦自己带头。
史书上说,当时皇帝连找四匹相同毛色的马做公务用车也没有。
其实在部队里找几匹马也不是找不到的。
刘邦自己带头,手下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敢浪费了。
到汉景帝时,生产已经大发展了,富人出门,母马都不骑!史称文景之治。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颁布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
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车漆成红色,两千生活常识分享。
盘点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史(车)[中外历史] 盘点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史(车)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黄帝时已知做车。
但由于车是一种形制较为复杂的交通工具,所以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它的发明,不仅不可能是一人所为,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其创制之前,必然还有一段漫长的萌发和完善过程。
轮是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察车自轮始”(《考工记》);因此,轮转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车子问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创制出许多轮转工具,如纺线用的纺轮,制陶用的陶车和琢玉用的轮形工具等等。
纺轮出现的时间最早,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七千多年)遗址中就发现了它的踪迹。
(1)继纺轮之后,陶车出现了。
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出土了轮制陶器,(2)这标志着陶车在当时已普遍使用,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某些自然现象,也给古人以启示,“圣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续汉书·舆服志》),“蓬”,指蓬草,“转蓬”,即蓬草团随风旋转。
古人运送物品,最初主要靠背负肩扛或手提臂抱。
进而采用绳曳法,即将绳子系在物品上用人力拉曳。
但这种运输方法,物体着地面积大,因而磨擦阻力很大。
为减少磨擦,后来利用树枝为架,两杈之间绑以横木,横木触地,其上载物,即所谓橇载法。
但是这种木橇在平滑的地面上行进,还比较省力,如遇颠簸不平的路面时,仍很费力。
古人进而把圆木垫在木橇之下,借其滚动而移动木橇。
这种圆木与木橇的结合,可以说是车的雏形,装在木橇下的圆木可以视为一对装在车轴上的最原始的特殊形式的“车轮”,其车轴的直径恰好等于车轮的直径,而且两者是一个整体。
这种车轮的出现,是人类在更高的阶段上对轮子的功能的利用。
因为陶轮仅在转动中带动泥坯作回旋运动,而车轮则在滚动中减轻了车子对地面的磨擦,因此,陶轮这一类轮转工具可认为是车轮的前驱。
公车私用管理制度最早公车私用管理制度最早公车私用管理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旨在规范公务用车的使用和管理,防止公务用车被滥用或私用,确保公车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节约。
公车私用管理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时期。
在古代社会,贵族和官员拥有各种车辆作为交通工具。
这些车辆不仅用于公务活动,还用于个人私人的日常出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的需求,公车私用管理制度逐渐形成。
最早制订公车私用管理制度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周朝。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公车私用管理制度在周朝时期开始逐渐形成。
周朝是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通过一个完善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事务。
根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国家制度主要包括封建的土地制度、官员的任免制度和车马制度。
车马制度是最早与公车私用管理相关的一个制度。
根据周礼记载,周朝的统治者规定了车马的使用和管理,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和情况下使用车马的规范和限制。
例如,一等公车只能由君王或诸侯使用,二等公车可以由公卿和牧守使用,三等车马则是为下级官员和地方官员所使用。
这些规定旨在确保车马资源的合理利用,防止滥用或私用。
此外,在周朝还有其他补充规定,如规定官员要向上级报告使用车马的原因、目的和时间等。
任何公务活动外的使用都需要上级批准并有明确的理由。
这种制度确保了车马资源的合理利用,防止滥用和浪费。
公车私用管理制度在周朝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一管理制度在各个朝代逐渐得到巩固,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
尤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公务用车的使用和管理一直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为了防止贪污腐败和官员滥用权力,公车私用管理制度得到了更为严格的规范。
例如,在明朝时期,明廷规定官员私用公车会受到一些制度性处罚,包括罚款、调职、降级等。
这些处罚措施通过公开执行,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总之,公车私用管理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时期。
古代官员座驾,牛马羊车齐上阵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
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没有车乘了,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作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
从古至今,座驾不只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座驾的关注情结。
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人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
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首先是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其次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
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
人们常说的“冠盖云集”,即指众多官吏座驾聚集的场景。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春秋时期卫国卫懿公当政时,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乘坐的轩车,百姓大为不满。
中国古代以等级为标准制定出行时乘坐车轿的制度。
源于虞舜,成制于西周。
舆本谓车厢,后转意为轿子。
《老子》:"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宋以后,宫廷及官府乘轿逐渐普遍,而具体制度则各有异同。
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东北,其时尚无车轿之制。
太宗天聪六年(1632) 命礼官考定仪卫车舆。
清初沿用明制,皇帝用舆有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及凉步辇、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等名目。
乾隆八年(1743) 高宗改用五辂,改大辂为金辂,大马辇为象辂,小马辇为革辂,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是为五辂。
乾隆十三年谕定乘座五辂,并更造玉辇,改凉步辇为金辇,是为二辇。
又规定大仪轿为礼舆,改折合明轿为轻步舆,大轿为步舆,是为三舆。
除帝后之乘舆有定制外,嫔妃、皇子、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品官等,亦于乾隆年间各有一定规制。
武官未经皇帝批准,原则上不准乘舆。
除皇帝、皇太子外,任何人不许在所乘之舆上饰以云龙。
皇帝出巡时,一般是皇帝之乘舆在前,皇太后舆在后,有时,皇帝为显示自己的孝德,以"恭奉太后" 舆驾形式,对太后的舆轿专门护从。
各个等级具体乘舆之制参见各专条。
2023.7情感生活•百科我国古代公车使用面面观车作为交通工具在我国上古时代就存在了,而据记载,公车最早出现于大禹治水时期。
《史记》中记载,“禹乘四载”,这里的“四载”是指水行乘船,陆行乘车,山行乘欙,随着礼制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个级别的官员就有不同的公车待遇。
《逸礼·王度记》中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当时乘坐不同等级的公车已成为不同身份的标志,公车已从官方配给的代步工具变成了封建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并且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主流。
汉代时公车制度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官职不同公车配置不同的待遇,但增加了不同级别的公车使用不同装饰的规定:俸禄一千石以下官员公车左侧染成红色,俸禄一千石以上的官员可将公车两侧都染成红色,所有等级的官员都可以给车辆加装车盖和两侧的屏障。
魏晋南北朝时公车使用规定与汉代时相比虽然没什么大变化,但此时社会风气追求个性化。
比如,南朝宋文帝喜欢羊拉的官车;右光禄大夫颜延之喜欢用老牛、病牛拉装饰得奇形怪状的车;大将军沈庆之喜欢乘“猪鼻无帷车”。
隋代鼓励人们骑乘健壮威猛又有效率的马匹,来保持官员的活力,提高他们乘公车的办事效率。
唐代对公车的马、马车、船只、轿子使用有严格详细规定。
唐朝法律《唐律疏议》中规定:(1)用车数量不许超过标准。
(2)搭载物品数量和重量不许超过标准。
(3)行程路线及里程不许超过标准。
同时公车的所有物品都不准私自借用。
不仅在规定的细化方面为历朝历代之最,而且对于违反规定的处罚相当严厉。
宋朝时,宰相级别的高官才配有专用的官马,重要部门的公务员出差办事、普通官员出差承办紧急公务则可以申请使用官方乘驿。
当时中央政府绝大多数官员不能享受配备公车的待遇。
元朝是古代中国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它几乎包含整个东亚大陆,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
成吉思汗时就开始修建从草原到西域、中亚、辽东等地的驿道,驿道中的驿站超过1500个,驿站中有“公车”:马匹、驿车、船、驿狗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
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
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
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屁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
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中国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
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
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
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
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
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
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
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
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
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
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
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
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
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
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
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朱元璋还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察民情,有车也不用的。
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
据《明史》,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
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
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
“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
弘治七年令,文武官吏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
其五府管事,内外镇
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
雍正和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
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为:《张居正所乘轿子堪称世界之最内有套间厨房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