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山东妇女的慈善救助问题_1928_1937_以不缠足为例_赵宝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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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山东省重点学科(实验室)基金项目资助。收稿日期:2007-10-15作者简介:赵爱宝,男,济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

略论山东妇女的慈善救助问题(1928~1937)*)))以不缠足为例赵宝爱(济南大学,山东济南 250022) 1摘要2 1930年代,山东地方政府结合城市发展和乡村建设规划,采取各种措施,深入开展不缠足运动,这既推动了山东的妇女解放事业,也拓展了女性慈善救济的思路和领域,不过在这场运动中,缠足女性的心理反应以及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却很少被考虑。1关键词2 民国;山东;慈善;放足1中图分类号2D441.7 1文献标识码2A 1文章编号21008-6838(2008)01-0046-04

AStudyonPhilanthropicEnterpriseofFemaleinShandong(1928~1937))))AstheExampleoftheAnt-ifoo-tbindingMovement

ZHAOBao-ai(JinanUniversity,Jinan250022,China)

Abstract:In1930s,thelocalauthoritiesofShandongtookmeasurestocarryontheant-ifoo-tbindingmovementpro-foundlycombinedwiththesocialdevelopmentandvillageconstruction,whichpromotedthewomen.sliberationmove-mentandbroadenedtheviewofthewomen.said.Butthepsychologyofthefoo-tbindingwomenandtheirsubjectivefeelingwerenotconsidered.Keywords:RepublicofChina;Shandong;philanthropy;ant-ifoo-tbindingmovement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人权运动和妇女解放思潮等逐渐传入中国,而摧残妇女的缠足陋习遭到了舆论的强烈批判。清末民初,女子放足不但成了文明的标志和社会的一大风景,而且也成了颇具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救济事业。本文拟结合1930年代山东城乡社会建设活动,以放足运动为视角,分析近代山东妇女的慈善救济问题。一、城乡并举,以乡为主早在清末,山东地区就开展了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不缠足运动[1](p48-50,54)。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伊始,辄以革命政府自居,标榜除旧布新,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习俗改造法规,山东地方当局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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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妇女运动史研究 总第78期 发起了/破除迷信,打倒偶像0的运动,诸如取缔涉嫌迷信的团体组织、拆除城墙、改庙宇为学校等,放足自然也被当作兴利除弊的要政来实施。与以前相比,其计划更规范、措施更严厉。市政当局在反缠足运动中比较积极。1929年,济南当局调查发现,虽然都市缠足之习改良较快,但/未放者仍占十分之二三0。社会局拟定工作计划,并会同公安局、妇女协会等/积极劝戒,以除恶习0[2](p21),依据1928年5月的5内政部禁止妇女缠足条例6,省会公安局于1929年7月颁布了5禁止妇女缠足条例6,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前三个月为劝导期,三个月为解放期,到期未放者/即处罚其家长0。而青岛市政当局则把放足纳入到了地方自治、社会行政和社会建设的范畴,表示/除旧布新,改过迁善,社会行政,亦不外此0[3](p18)。韩复榘主鲁期间(1930~1937),/中央以山东为放足模范区0(5济南大观6,1934年),山东不缠足运动达到高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女子缠足,通令各县一律成立/放足会0,负责督促、检查放足问题。1930年代,山东不缠足运动的重点在乡村。1931年,韩复榘邀请梁漱溟来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提倡新风俗、新习惯,消除早婚、缠足、迷信、赌博等/弊风陋俗0则成了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邹平县政府成立了女子放足督查委员会及督查处,乡学、村学则设立放足委员会,每乡派一名妇女负责开展乡村妇女放足工作,严加禁止青年妇女特别是少女缠足,不仅要对本乡本村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而且还负责协助乡村组织对妇女放足进行检查,对执意缠足者实行处罚。民间也积极响应,把放足视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工作,不少乡村还自发地成立了有关的团体。如邹平县第一乡贺家村就组建了/风俗改进会0。地方政府还因势利导,加快了反缠足运动的步伐。首先,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宣传教育和劝导。1935年,鲁西黄河决口,省政府乃把灾民分送各县就食。韩复榘视察灾民收容所、对灾民训话时,就大讲缠足之害,并编了5放足歌6,令分发各收容所大力传唱,以期加快乡村的放足运动(5泰安县灾民收容管理处收容灾民报告6,1936年)。1936年7月4日,省政府所发布的一则反缠足布告再次明确了反缠足的政治意义,妇女缠足,/小则残害个人的肢体,大则影响种族的健康0;并警告说男人将不娶缠足的女子,缠足女子将遭社会的遗弃(5山东省政府公报6,第395期,1936年7月9日)。同时,各县政府及妇女组织等也开展了宣传运动。各村初级小学均制备黄布襟章,上书/誓死不与缠足女子结婚0字样,分发学生佩戴。邹平县组织乡学、村学学生上街宣传/劝导妇女不要缠足,尤其是没有缠足的女孩子不缠足,已经缠了的劝他们放开0,并按乡户籍登记名册/挨户清查女孩放足的情形0;乡村建设人员还通过艺术化(如演文明戏等)的形式,讲述缠足之害[4](p84,180-181)。其次,各地为废止缠足陋习,不惜采取一些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如/对于顽固不改者,则施以罚款及游街0[5](附录一p43)。再就是经济惩罚。1931年10月,山东省政府颁布了5禁止妇女缠足办法6,后几经修改,于1936年6月26日,正式颁布了5山东省取缔妇女缠足办法6,规定:女子在20岁以下者不准缠足,已缠者,立即解放,违者处家长两个月拘役或1~10元之罚款;男子不得同20岁以下缠足女子结婚,违者处两个月拘役或200元以下之罚款;各乡、镇、坊长对辖内新婚女子要厉行检查,并于1月之内上报,违者处以100元以内之罚款(5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95期)。在这场反缠足运动中,究竟多少人因此而受到经济处罚,目前尚无丰富的佐证资料,但肯定不在少数。二、成效评价及原因分析国民党统治时期,山东的反缠足运动已由城市深入到农村,进入了一个普及阶段。济南等大都市在国民党接管初期,市区的放足就取得了很大成效,所谓缠足者多为20岁以上的成年女性,10岁以下/未解放者已不多见0[6](p25)。另据省会公安局统计,经过劝告、复查和惩戒等措施,济南城内外各区/未放足者已寥寥无几0。从1934年8月至1935年

5月,济南市初查各区缠足者1934人,其中经劝告已解放者有1660人,未解放的183人,也由该分局将其家长照章处罚并勒令其解放(5山东省会警察概况6,第13页)。青岛和烟台市区内的女孩也均已放足;临清/城市青年女子则一律解放矣。0[7](礼俗志)至于乡村女性放足也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原来女孩子从6、7岁开始缠足,在很多行动积#47#

2008年第1期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t 极的县份,经过反复的宣传和检查,在短短的一二年内,10岁以下的就不缠脚了,10岁以上的缠了的也全放了[4](p123)。胶东牟平县/幼女缠足者亦罕见之。0[8](卷3,地理志)莱阳县自/民国以来,开通者力事倡导,其风渐变。至(民国)二十年后,政府严加取缔,幼女无复缠者。0[9](卷2,商业)东阿县/妇女放足,十余年来,恪遵明令,幼女不缠,少妇解放,其中年以上解放不开者,暂仍其旧。0[10](卷12,选举志)值得注意的是,孔府的小姐们也不再缠足,/出现了第一代-天足.的妇女。0[11](p91)取得成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城市文明风气的导向作用。城市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近代文明、新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中心,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多半从国家复兴和增殖社会财富的角度对缠足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鞭笞。在近代城市,不缠足代表着进步和文明,女性要想不被社会排斥和蔑视的话,就要认同新风俗,自动放足,否则在婚姻、交往、就业、家庭生活等方面都会陷入窘境。于是,青年女子在观念上/以缠足为耻,天足为荣了0。第二,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一贯以之的态度。韩复榘统治期间,山东境内虽也曾发生过一些军事纷争和灾荒等,但所影响地区小,时间短。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得地方政府有精力去推动反缠足工作;强大的行政控制能力和健全的组织网络,则保证了放足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政府态度坚决,措施得力,软硬并施,如制定阶段性目标和措施,先进行劝导、教育,然后从事检查警告,最后强制、惩戒,并从道德、舆论、政治等层面彻底否定了缠足的价值,这样,放足就成了妇女及其家人的明智选择。第三,社会中上层的婚姻示范作用。在封建社会,男性普遍以女子缠足为美,缠足则是女子嫁入中上层家庭的重要条件,民国初期,政界、商界、教育界等社会精英阶层逐渐接受了新式教育,且多半为反缠足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不愿与缠足女子结婚。其审美观和择偶标准无疑会推动民间习俗的变革。而省政府也规定公务人员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不得迎娶缠足女人。这不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舆论导向,出现了缠足运动的阶层性差异。如莘县虽然/乡村实行(放足)者寥寥无几0,但公务人员家属却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再缠足[12](卷1)。东平县/妇女缠足风最盛0,对于放足运动,/乡愚无知之辈,仍多阳奉阴违,袭其故辙0,而中上阶层家庭的女性已/逐渐遵从放足0[13](卷5,风土志)。然总体而言,各地的反缠足效果参差不齐,即便乡村建设试验县也是如此,遑论其他偏僻县份的农村了。1936年,省政府也承认,强制放足措施等/成效并不甚大0。事实也的确如此。1937年省政府公报曾说,莱阳县城乡妇女均已放足,惟偏僻乡区仍有缠足者;即墨/全县妇女放足,尚未完全普及0;再如掖县,/男子剪发,成绩甚好,女子缠足,乡间仍屡见不鲜0,胶东地区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接触近代文明较早,缠足风气之顽劣尚且如此,至于更为保守的内陆地区,缠足者可谓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山东乃圣人之乡,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润,社会风气素来保守,民众/保守有余,进取不足0[14](p1),从而制约了推行的难度。再者,民国时期军阀政权更迭频繁,/你方唱罢我登场0,政策法令朝令夕改,老实的农民也就无所适从,不得不怀疑政府推行的诚意和目的,进而产生抵制情绪。如商河县妇女不放足,乡村放足人员劝青年女性不要缠足时就常常碰钉子,她们说:/我缠我的足,又没缠你的足0。另外,人手不够等具体问题也制约了放足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上说,废除缠足有助于国家、社会和女性的发展,但若举措失当,也可能招致民众的不满。这时期反缠足的动力来自于政府,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难免操之过急,方法简单粗暴,发生一些过激行为,往往禁令一经颁布,即兴师动众,勒令解除,甚至采用野蛮方法,对缠足女子极尽侮辱之能事。更有甚者,一些放足劝导员借机敛财,在百姓看来,废除缠足是幌子,而敛取钱财才是目的,如此善政在某些地方变成了虐政和扰民之举[15](p69)。三、余论毋庸置疑,地方当局革除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妇女的传统礼教和习俗,既体现了其所谓的/革命0精神,也确实推动了妇女的解放,维护了妇女权益,促进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等,目前学界也多有述及,兹不赘述。在此笔者想再进一步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妇女慈善救济的特殊性问题。通常,人们把慈善看作是一项济贫扶弱的活#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