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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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
文史上的地位
【内容提要】
本文将七十子后学着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
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
散文”。
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着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
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
【关键词】七十子后学散文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
《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
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
文章。
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
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
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
内容相近。
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文章相近。
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弟子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弓》。
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
“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
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
”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
学之手。
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
一“七十子后学散文”释名
“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个概念能否成立?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此前只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之说
① ，而从来没有“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
如果“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
“名者，实之宾也。
”要论证“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能否成立，关键是看有没有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一史实。
汉代文献记载了一些七十子后学着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又载《王史氏》二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
”这些《记》都是解说《礼经》之作，传世的大小
戴《礼记》就是选自这些《记》。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着录《曾子》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子思》二十三篇。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被专
家断为子思学派之作。
上博简中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文章，如《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中弓》、《内礼》、《相邦之道》等等。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的“记”、“辑”、“纂”都与七十子后学有关。
据《礼记·杂记下》载，孺悲从孔子而书《士丧礼》，以
此推测，《仪礼》是孔子所述七十子所记。
《孔子家语》、《孔丛子》中可能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文章。
据此，“七十子后学散文”是指七十子后学着述的以《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以及郭店简、上博简中儒家文献为代表的文章。
有如此丰富的文献作为依据，“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就不是出于个人的杜撰，它完全能够成立。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外延很难确定，因为战国文章往往不是一次写定，它是由宗师口述，弟子作笔录，然后在传习过程中不断地被后学增删，这个增删的过程可能长达两三百年，大小戴《礼记》中有些文章的最后写定可能已到秦汉时代。
因此，“七十子后学”既指七十子本人，也包括七十子弟子及其向下延伸数辈的战国秦汉之际所有儒家后学。
但“七十子后学散文”的主体，则是由孔子口述而为七十子笔录以及由七十子口授而
为他们弟子笔录的文章，说理散文的创新主要是由这两代人完成的。
此后虽然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之作，但这些文章的艺术创新价值已经不大。
如果不考虑儒家后学增删的因素，仅以文章开题者为标准，那么我们可为七十子后学散文设定一个大致的下限——
子思及其弟子作品，所以战国中后期孟、荀等文章是排除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之外的。
那么，对大小戴《礼记》、郭店简、上博简中
的某一篇儒家文章，怎样才能知道它是由七十子及其后学开题，抑或由战国中后期乃至秦汉儒生所作呢?这就要从思想内容、典章
制度、文风、体裁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
七十子后学文章虽然不断地被后人增删，在学术观点、篇章顺序以及文字上较初稿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但基本文风应该保持了初稿的原貌。
对此，竹简本、帛书本、王弼本三种《老子》，郭店简、上博简和今本三种《缁衣》，上博简《民之父母》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郭店简和帛书两种《五行》，郭店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等，都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批珍贵的出土竹简，像上博简《子羔》、《中弓》等竹书应出于子羔、仲弓之手，《鲁邦大旱》也应该是出于七十子的记载。
这些文章基本保留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文章风貌。
结合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完全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并非所有七十子后学文献都有文学研究价值，像《仪礼》和大小戴《礼记》中那些专载礼仪制度的文章，文字枯涩艰深，内容淡乎寡味，基本上没有文学意味，至多只能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背景资料② 。
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主要是以下几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