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集聚理论角度，利用2003~2010年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表明：（1）制造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的显著性，服务业聚集显著提高地区工资水平，且对地区工资水平影响力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无显著性影响，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制造业与服务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影响具有显著性作用，而制造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作用不明显。
（3）从制造业集聚外部性效应来看，MAR 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效应不显著，而Porter 、Jacobs 外部性效应显著，但Porter 负外部性效应远大于Jacobs 正外部性效应。
关键词：产业集聚地区工资水平拥挤效应共同集聚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间的工资差距逐渐扩大，201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为上海市的71875.36元，最低为鄂州市的13818.39元，两者相差4.2倍，而在2000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8531元，鄂州市为6837元，两者相差1.7倍。
目前地区工资差距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也成为我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所面临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研究地区工资差距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研究，主要代表有Fleisher 和Chen （1997）、Raiser （1998）、万广华等（2005）、张建红等（2006），这些学者从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地理位置等方面对我国地区工资或收入差距的形成与原因进行分析。
万广华等（2005）认为，全球化对于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很大并在逐渐加强，资本成为影响地区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因素，而教育、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减弱。
张建红等（2006）认为工资体制、所有制改革、地方保护、对外开放、教育水平和资本投入等因素对地区工资水平和差距均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运用新经济地理学进行研究，主要代表有Mion 和Naticchion （2005）、Fingleton （2006）、刘修岩等（2007）、刘修岩和殷醒民（2008）、张文武和梁琦（2011）。
Mion 和Naticchion （2005）认为意大利就业密度和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显著性。
Fingleton （2006）运用英国工资数据对比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工资方程，结果发现新经济地理学的工资方程的解释力更为显著。
刘修岩和殷醒民（2008）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就业密度对工资水平具有非线性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张文武和梁琦（2011）认为，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集中度上升会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目前各省份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可能进一步扩大地区收入差距。
三是运用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26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杨仁发*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10YJC790331）、“基于产业融合理论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12YJA790082）以及欧盟—中国合作项目“URBACHINA （SSH.2010.4.1-3）,WP2,2011-2015”的研究成果。
作者感谢南开大学刘纯彬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Peter W Daniels 教授、浙江工业大学徐维祥教授、王庆喜博士的帮助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城市经济学的空间集聚理论进行研究，主要代表有Glaseser和Mare（2001）、Ciccone（2002）、Combes等（2003）、范剑勇（2006）、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
范剑勇（2006）认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一步对地区差距产生持久的影响。
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对提高地区工资水平有显著作用，而产业间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作用不显著。
从上述研究来看，对于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基于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进行的，这样则导致无法较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工资不平衡的地理分布这一事实，从而使得许多研究并没有找到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地区工资差距的内在联系。
从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于解释地区工资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更多的研究是基于市场潜能、人力资本等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探讨地区工资差距形成原因较少，已有的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对地区工资水平进行分析的文献更多的是从制造业集聚这单一角度进行的，并没有从更多其他行业产业集聚的角度进行。
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制造业在我国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已形成了大量的制造业集聚（刘修岩等，2007；韩峰、柯善咨，2012）。
同时，我国服务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形成了大量的服务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大中、陈福炯，2005；陈建军等，2009），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不同行业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以期能从合理制定产业政策的方面缩小地区工资差距。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集聚理论角度，以2003~2010年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析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1）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结合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希望能为我国地区工资差距存在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2）本文从不同行业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不同行业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产业间共同集聚对地区工资差距的效应大小。
（3）本文进一步以制造业集聚为例，分析产业集聚三种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的效应，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产业拥挤效应情况下我国制造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希望能从产业集聚的角度为缩小地区工资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设定；第三部分是计量方法、变量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外部性效应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设定（一）理论分析本文借鉴Crozet和Koenig（2005）、Mion和Nat⁃icchion（2005）的思想，推导一个理论模型来表示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①。
假设有J个地区，人们的消费主要来自于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②。
制造业部门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差异化生产，主要用于最终消费。
制造品在垄断竞争市场中进行交易，存在一定的运输成本，这里假设运输成本为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即1单位的最终产品从i地区运输到j地区，只剩余1/t ij。
服务部门为本地区及其他地区服务，无运输成本。
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是同质的且服从Cobb-Douglas偏好，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服从CES子效用函数。
U j为消费者效用；n i为i地区的产品种类数量，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均由垄断竞争厂商提供，则产品种类数量就是厂商数量；σ为产品的替代弹性；x ij为i地区的厂商在j地区的产品销售数量。
通过对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规划，可以得出j地区的消费者对i地区的产品最优需求量为③：这里，p i为i地区的产品出厂价格；Y j为j地区的总消费支出；μ为消费者用于产品的支出比例；为j地区的CES价格指数。
将所有地区对i地区产品的需求相加，可以得U j=æèçöø÷∑in i x ijσ-1σσσ-1,σ>1x ij=()p i t ij-σ∑m∈Jn m()p m t mj1-σμY j=()p i t ij-σ()G jσ-1μY jG j=éëêùûú∑m∈Jnm()p m t mi1-σ11-σ到i地区产品的总销售量。
接下来转向产品生产，假设经济中生产部门的投入都可用劳动进行衡量，这样只考虑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并且劳动自由流动，i地区代表性厂商的成本函数为：TC=（f+c i q i）w i。
这里，f为固定成本，c i为边际生产成本，q i为i地区代表性厂商的产量，w i为i 地区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
一方面，根据Abdel-Rahman和Fujita（1990）、Ciccone和Hall（1996）以及Combes（2000）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要素和技术在一个地区的空间集聚将促进该地区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将通过对边际生产成本影响，导致该地区生产要素回报提高；另一方面，Brakman等（2001）、Henderson （2003）、Brülhart和Mathys（2008）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大量厂商将集聚在同一区域内，可能出现盲目的过度集聚，并且随着土地、劳动、房价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产业集聚效应将进入“非经济区域”，产生拥挤效应（congestion ef⁃fects），从而使得边际生产成本增加，导致该地区生产要素回报降低，因此，产业集聚与边际生产成本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假设i地区边际生产成本c i是产业集聚aggl的函数。
这里，θ为产业集聚水平对边际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γ、θ符号不确定，将取决于产业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大小。
在价格指数给定的情况下，假设所有厂商均确定自己产品的价格，这样，每个厂商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将等于任意两种差异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因此，i地区的代表性厂商的最优规划为：由上式很容易得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定价为p i=[σ/（σ-1）]c i w i，并进一步得到厂商最大化利润∏i=w i[c i q i/（σ-1）-f]。
当厂商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时，这时厂商的均衡利润为0，因此，厂商的均衡产量为：q∗i=（σ-1）f/c i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产品的需求量将等于产品的生产量，即x*i=q*i。
将p i=[σ/（σ-1）]c i w i和c i=γ（aggl）θ代入上式，可以得到：这样，可以得到i地区工资水平决定方程。
两边取对数，（二）计量模型设定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这里，i为地区，t为时间，wage为被解释变量，即工资水平，aggl为产业集聚水平，X n为其他控制变量，这里主要选取市场潜能（mp），人力资本（hr）、FDI占GDP的比重（fdir），ε为随机误差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