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中丞传后叙的艺术风格：
1、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神气流注，章法浑成。
文章先议后叙，看来是两大部分，但毫无脱节之感，这首先是因为不管是叙述，还是议论都服务于赞美英雄，斥责小人的鲜明主题。
从整体上讲文章的前半部分侧重议论，但议论中带有叙事。例如：“远虽材若不及巡者，……与巡死先后异耳”。这节文字主要对许远的高贵品质进行议论。但也附带叙述了许远开门纳巡，授之柄而处其下的事迹。把议论与叙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再如“诚畏死，何苦守尺雨寸之地……以与赋抗而不降乎?”这一节文字主要针对“畏死”的论调进行驳斥，但又包含了对许远杀所爱的人充饥的事迹的叙述。
2、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和衬托
文中，张、许、南三个正面人物，相互映衬，各显个性，许远官职本在张巡之上，因巡贤能，授权于巡，自然其下，并最后一起守城而死。这里既突出了许远的谦和让贤，又映衬出张巡的杰出才能，
睢阳城陷落后，敌人劝降南霁云。张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将欲以
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这里一呼一答，既写出了张巡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又写出南霁云想保
存实力，何机复仇的心理。而且从他的答语中，可见张巡在部下眼中的崇高威望，两个相互映衬，更见
英雄气概。
文中南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一段，是以反面人物贺兰进明的卑鄙无耻，衬托南霁云的忠肝义胆
和刚烈性格，刻画人物极其传神。
二/长恨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创作风格
长恨歌艺术特色p149;
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主要从他的诗歌主张来看,他注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注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
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
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三/谏逐客书的论证艺术
P57
四/赤壁赋—>>苏轼的人生观
政治上的失意.
人生无常,生命的短暂.
从苏轼的《前赤壁赋》可看出他豁达淡然的人生态度.
本文在语言风格方面,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
《前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他在黄州作的诗中,曾经痛苦地描写过此时的忧郁苦闷的心情.“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①.《前赤壁赋》正是作于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苦,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在他的赤壁词中,即有过明显表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现实中的我却只能“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地慨叹“人生如梦”.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东坡内心有着深刻的感发,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慨世事的纷忧与虚无,但如果仅是“入乎其内”地感叹人类的沧桑,这就不能产生我们今天对他的文采及人品的钦佩.东坡之所以成为“白首忘机”的“东坡老”②,更有他善于“出乎其外”的“自我解脱”的另一面（这一面至关重要）.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没有打击,问题是面对打击的态度.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苏东坡既想超脱又不能超脱.他在《书＜前赤壁赋＞后中说：“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傅尧偷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这段跋语,对于了解作者当时深受压抑的心境提供了帮助.苏轼不得不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寄托,黄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对古人的怀念,于是触景生情地倾吐了自己对前辈英雄的钦慕,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业的壮志.总之,苏轼当时的心境极其复杂：消极隐退与积极进取,疾世忿懑与逍遥山水的双重情绪,在与世无争的思想背后,却流露出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怒,不甘妥协的积极进取精神,鄙弃富贵,傲然独立的旷达情怀.
有人曾认为《前赤壁赋》把黄州赤壁当作孙曹交兵之处是苏轼“用事疏舛”,这并不十分准确.苏轼所游之赤壁并非历史上发生大战的真正的赤壁；而苏轼文章之重心也不在周瑜破曹之壮举,他无非是借事写文,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