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言文教学的浅略思考
语文组钱东梅文言文作为经典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尤其是我们选编入教材当中的一些名著名篇。
它们跨越了古今，穿越了时空，对我们有着很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意思，能够引起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共鸣。
而这种共鸣并非是无缘由的产生的。
只有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才会产生。
绝大多数的文言文本因时空的限制，古今语言的发展变化，学生在理解它们的意义和语境上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中国古代的经典文言作品，一是很多词语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义色彩的变化等等，导致学生很难读懂；二是因为时空的间隔，对于文本的理解需要一些知识背景，年代背景作为铺垫。
而正是这些基础知识的缺乏，导致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是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学生甚至对文言文产生了厌恶心理，觉得一学习文言文就昏昏欲睡。
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文言文感兴趣，并有信心去学好文言文，就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好的处理好“言”的问题，只有弄懂了文章讲的是什么意思才会有学习的动力。
而要让学生觉得学习文言文有意义，必然要让他从中学到一些知识，这就需要对文言文“文”的掌握。
因此，教好文言文，让学生学好文言文就需要处理好“文”与“言”的关系。
在语文文言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好“文”与“言”的关系这一难题。
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将文言文讲的生动形象，讲出风采。
但是，无形当中，学生学习知识还要为了应付考试，尤其是对高中生来说极为重要的高考。
所以在高考这一指挥棒下，我们老师在文言文教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将重点偏向了“言”。
而且偏向较为严重。
对于一些课文，学生学完之后，老师抽出的重点也仅仅是一些文言重点实词和虚词的掌握。
而对于文言文的“文”方面却很少涉及。
所谓“文言文”，显而易见，既有“文”又有“言”，所谓“文”是指字词句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文化底蕴等人文因素；所谓“言”是指字词句本身的意义或作用。
二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其一。
离开“言”，古今汉语意义的差异导致文章无法理解；离开“文”，只剩下字词的意义，又会扼杀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将课堂变得枯燥无味。
所以“文言兼顾”是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在文言文教学当中，既要重视“文”，又要重视“言”，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精心的设计教案和上课思路将两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做到“文言融合”。
那么如何将文言融合了？我觉得应该在“言”的基础上深入对“文”的理解；在对“文”的掌握中巩固“言”的意义或作用。
就拿《陈情表》这篇文章来举例，这篇文言文情感充沛，感情真挚，情感丰富。
我们不仅要让学生掌握“闵”、“茕茕”、“吊”、“除”、“薄”、“矜”、“以”、“于”等实词虚词的意思，还应该引导学生深切的感受作者至真至诚的忠孝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
从文章情感切入，提出疑问，李密是如何打动晋武帝让他暂且辞官侍奉祖母的？一下子抓住学生，从情感上激发学生学习文章的兴趣。
那么接下来学生学习文言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大大提高了。
在弄懂“言”的基础上，通过提问如“李密非得辞官侍奉祖母的原因有哪些？”来深入理解李密至真至诚的忠孝之情。
找出相关重要语句，重点解释说明，这又巩固了“言”的知识。
这样“文言融合”既掌握了“言”的知识，又把握了“文”的内容，有助于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学生学习文言文，除了掌握“文”和“言”之外，最好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平时的语言运用或者写作当中。
但如何运用这就需要我们对文本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学习文言文时，对于文言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也是有必要了解，甚至是把握的。
如学习《师说》，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大意，还要让学生了解到作者当时的写作背景。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
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
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
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
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从而深刻的体会韩愈所说的从师的道理。
再如学习《长亭送别》，只有在学生了解当时封建社会制度下，封建礼教束缚严重，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景情况下，才能体会这种能够获得婚姻自由的不易，从而对“莺莺”这一女子形象的深刻认识。
那么在以后的言论和作文当中，才不会将这些例子引用错了。
文言文的教与学要处理好“文”与“言”的关系，才能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