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分析法

文化因素分析法,“其要义简单讲就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

”
文化属性就是指；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的习惯的定性（基本的文化素质表现）。

这是一种思想程序，不以意志为转移；可以形象地说：“你的衣、食、住、行、言，处处都在从侧面折射出你的基本层次”，通俗的说法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表现，一眼就能看透你骨子里的东西，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掩饰什么，因为这毫无意义！文化属性对个人来讲，是透视一个人的受教育情况及生存环境情况的理想工具。

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思考
宋玲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99级博士生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在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和运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正式提出，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学者们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二里头文化、吴城文化、先周文化、楚文化、燕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也激发学者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把握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使其更加完善，并有不少学者著文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然而，对融合型青铜器以及文化面貌复杂的铜器墓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论的探讨却十分薄弱。

那么，如何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青铜文化中出现的融合型青铜器以及文化因素来源构成复杂的铜器墓的考古学文化归属作出判断？本文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融合型器物的文化因素分析
融合型器物是指某一器物的器形和纹饰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因素特征。

那么融合型器物的考古学文化归属该如何定夺？有学者建议以器形为主、纹饰为辅，即以器形所体现出的文化因素特征作为其考古学文化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其实，这种观点恐与考古实际并不相符。

从诸多融合型器物产生的文化背景来看，融合型器物是由某种考古学文化族群将自身的土著文化因素与外来的文化因素杂糅、结合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器物。

融合型器物的创造者无论以何种取舍标准对其土著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形制和纹饰的重新组合，都体现了他们重新设计、构思一件器物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因而不宜将一件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特征截然割裂开来。

融合型器物一经产生，理所当然就已成为创造者所属土著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融合型器物在该考古学文化范围内的频繁出土也足以证明：与土著型器物
一样，融合型器物同样也应归属于该考古学文化。

例一：江西新干大洋州商代大墓出土的融合型铜器群包括虎形扁足圆鼎、鱼形扁足圆鼎、虎饰双耳方鼎、四足甗、折肩鬲等。

这些青铜器中，有的是对商式青铜器原生器型进行了部分改造，有的虽在形制上模仿商式青铜器，但纹样和装饰却为土著风格。

譬如人字纹（亦称燕尾纹）不见于商文化青铜器，却在江西和湖南一带的商时期青铜器上屡见不鲜，这无疑是这一地区的地方特色。

此外，鼎耳、甗耳上的虎形装饰也具有地方风格。

由此可见，这批极具地域特色的融合型铜器群显然是吴城文化的土著居民自己创造的，不见于商文化，当然应归属于吴城文化。

例二：东周青铜器中的豆形器。

若考其形制，乃由中原青铜文化的盛食器盖豆与北方青铜文化的炊器铜鍑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盛食器。

其绹索形双耳、双耳上的小乳突以及盖面的绹索形四环纽都体现出浓郁的北方青铜文化气息。

从其出土状况和出土地点来看，豆形器常与北方系青铜器伴出，且多出自山西的忻定盆地、浑源一带、晋东南地区以及内蒙古地区，这恰在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豆形器的确是北方青铜文化吸收中原青铜文化因素并结合其土著文化因素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器物。

因此，豆形器无疑应归属于北方青铜文化。

对融合型器物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首先，要对其形制和纹饰的文化因素特徵进行仔细辨认，搞清各种文化因素的来源。

其次，要广泛考察该器物在某一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出土频率，因为仅凭器物的出土数量来判别其考古学文化归属是十分危险的，而器物的出土频率倒是可以反映该器物与某一考古学文化关係的密切程度。

二关于北方青铜文化无陶铜器墓的文化因素分析
商周时期，中原青铜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地域毗邻、文化交流频繁，彼此在吸收、借鉴对方文化因素方面，也互有侧重。

一方面，中原青铜文化善于吸收、模仿北方青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小件青铜器，如武器、生产工具等，并模仿北方青铜文化的纹饰和装饰风格，如络绳纹、动物装饰等。

另一方面，中原青铜文化具有先进的礼制观念和完备的青铜礼器。

这些铸造精美的青铜礼器既可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可作为奢侈品或珍稀之物而被北方青铜文化的贵族阶层所看重。

于是，北方青铜文化对中原青铜礼器大量引进（包括战争掠夺、交换、馈赠等）、仿制并加以改造，这便是中原青铜礼器常见于北方青铜文化墓葬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某一族群的葬制和葬俗通常体现了本族人的传统观念和习俗或宗教观念。

与器物相比，这种物化的精神观念在其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文化稳定性。

因而，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应充分重视对葬制、葬俗的考察和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在对北方青铜文化无陶铜器墓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就不能仅以中原青铜礼器在数量上的优势而草率定论，而要将其随葬的北方系青铜器与墓葬的葬制、葬俗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

例一：商代晚期晋陕高原铜器墓的考古学文化归属。

这些铜器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多为商式青铜器或仿商式青铜器，而青铜武器和生产工具却具有浓郁的北方青铜文化特色。

从每个墓葬的情况来看，商式青铜礼器的数量远远多于北方系青铜器。

但若对这一地域的同类墓葬进行综合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北方系青铜器在这一带的出土频率极高，数量可观，而且分布地域极广，其或者与商式青铜器伴出，或者单独出土，时
而还与金珥形饰、金制品等共出。

因此，根据这一地域极具特色的北方系青铜器群以及随葬金珥形饰等习俗，我们认为，商代晚期晋陕高原青铜文化归属于北方青铜文化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例二：东周时期山西忻定盆地石椁铜器墓的考古学文化归属。

这类铜器墓多随葬大量晋式青铜礼器和少量北方系青铜器。

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用卵石砌筑石椁，并有随葬金盘丝的习俗。

显然，我们不能以晋式青铜器与北方系青铜器在数量上的简单对比来定夺这类墓葬的考古学文化性质。

根据北方系青铜器以及石椁墓葬制、随葬金盘丝葬俗等体现出的北方青铜文化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东周时期忻定盆地的石椁铜器墓应归属于北方青铜文化。

通过上述个案的分析，笔者对研究北方青铜文化无陶铜器墓的文化因素分析模式作了初步探讨。

实际上，这个分析模式对研究南方青铜文化无陶铜器墓的文化归属也同样可以适用，此不赘述。

此外，笔者在对上述案例进行分析时，有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分析模式作为凭依，深深体会到建立文化因素分析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况且，要使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得到良好地运作、推广和改进，我们的确需要逐步建立丰富多样的文化因素分析模式，从而使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更好地为考古学研究服务。

总之，任何考古学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与其先行考古学文化以及同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一般而言，若干考古学文化因素共存于同一考古遗存甚至同一器物的现象，在考古实践中乃是司空见惯之事。

而且，相关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文化渗透，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何确定某一考古遗存或某一器物的文化性质，文化因素方法则是目前唯一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文化因素传播的历史背景往往极为複杂，传播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加之，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也是变化多端，如果我们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用之不当，便会得出与考古遗存实际情况相悖的结论。

因此，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文化因素分析的多种模式，使我们能够运用不同的模式去分析、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从而使我们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具体操作时不至于感到困惑甚至束手无策。

以后，我们应该注意摸索一些规律，尝试着去建立文化因素分析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因素分析模式，使其形成一整套的文化因素分析模式论体系，便于我们在考古研究中更好地把握和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建立文化因素分析模式体系，以期为考古学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步骤，而绝非想以此到处生搬硬套去解决一切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研究理论、方法和分析模式，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何况考古现象往往千变万化、错综複杂。

因此，我们主张建立文化因素分析模式，旨在作为我们分析类似现象和解决类似问题的参考。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强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绝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