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治国之言

管仲夷吾者的原文及翻译“管仲夷吾者”是《管晏列传》的第一句，文章着重选取了管鲍之交、晏婴推荐越石父和作者的故事，娓娓动人，天然成趣，于细微处见精神，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爱憎。

下面给大家整理了管仲夷吾者的原文及翻译，一起来看看吧！《管晏列传》原文：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

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

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

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慎权衡。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

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

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

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

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古人智慧：管仲的立德立功与立言《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

”愚以为，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也呈现出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繁荣局面。

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广阔舞台。

但仔细比较一下，则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

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

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

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

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

”《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

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

好政策滋养公民理性和德性春秋政治家管仲曾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只有广大人民都富足了，国家才能繁荣昌盛，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个道理;唐代文学家刘禹锡《贺赦表》有言“网开三面，危疑者许以自新;耳聪四达，瑕累者期于录用”，好的政策更能够引导民众有过改之，从善而谋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的政策不仅仅是对公民意愿的满足，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

好政策可以满足公民的意愿。

两千多年前，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富民”，他认为欲实现天下有道，关键在于赢得民心。

而民心之所得，首先考虑的是民众物质利益的需要，“政之所急，莫大乎使民众富且寿也”，孔子的富民主张，满足了公民意愿，同时也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苏东坡因地制宜治理西湖，不仅为民众增加收入，而且还让为西湖增添美景，留下“苏堤”美谈。

所以，好政策能够真正为民众谋福利，从而满足公民的意愿。

好政策还能够滋养公民理性。

理性是一种理智思考问题、尊重客观规律、科学谨慎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态度。

理性意味着不意气用事，不狭隘任性，不盲目冲动。

只有大多数公民具有了普遍的理性思考方式，我们的社会才能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限塑令”的出台，引发了一片热议，商家和消费者都有诸多担心，但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行落实，民众通过理性的思考，逐渐理解了政策出台的意义，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好政策;一些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骄奢之风盛行，党和国家及时出台了反“四风”的政策规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倡导了实事求是的理性作风。

所以，好政策可以约束公民的行为，改变思想观念，引导公民理性思考。

好政策更是能够滋养公民德性。

德性体现着公民的道德品性，德性的提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对公民的德性修养产生深远的影响。

网络实名制、快递实名制，许多领域推出“实名制”政策，使人习惯于对于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培养了人们的责任意识与规范意识。

好政策鼓励真善美，多地出台“好人法”，旨在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正如小品中的一句台词“人跌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扶人心”，让崇德向善成为公民的自觉追求。

管仲“以人为本”治国理政思想浅析“以人为本”一词最早出自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中，该书《霸言》篇记述了管仲向齐桓公建言霸王之业的一段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中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是政治家、思想家。

对管子的学派定位，看法不一，韩非将他划为法家，班固则将他划为道家，也有人说他的一些思想与儒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现代学者多认为他是博采众长的杂家。

管仲的“以人为本”所讲的“人”主要是指百姓（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后来的“稷下学士”孟子的“民本”思想源头也许就源于此。

管子也是第一个提到了对人的个体要予以尊重的人，如“于身之不爱，则何有于公？”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他用帮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业绩验证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正确性。

学习、研究、理解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内涵，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管子“以人为本”首先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顺民心”上，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顺应民意，则远者自然会亲近；违背民意，则近者也会背叛。

如何“顺民心”？管子认为：要做人民最想做的事。

当时的“民心”是普遍痛恨忧愁和劳苦、痛恨贫穷和低贱、痛恨断子绝孙、痛恨动荡不安，为此当政者要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等。

要做民力能及的事。

管子强调不是所有顺民心的事都能做，要量力而行、举事以时，否则不但无法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还可能引起新的民怨，所以“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民以其所恶也”。

不做违背民心的事。

当政者不要对百姓使用强制手段，如果行事违背人心，靠严刑和杀戮来驱使百姓的一切做法都是危险的，正所谓“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