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合理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

韦伯的合理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摘要：唯物史观认为, 工业化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矛盾, 即人的异化。

马克思把变革日益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意义的唯一途径, 此后的思想家们沿袭了这一思想路径, 对工业化时期物质生产层面的技术理性进行批判。

但人类历史从来都是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并行的历史, 两种生产构建出同一种文明的两个不同时期, 承担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使命。

人口生产是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起点, 仅从物质生产层面探寻伦理意义上的“价值”容易陷入逻辑怪圈, 而对人口生产历史意义的自觉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工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两种生产; 技术化; 批判; 伦理化;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继承了马克思对生产生活日益技术化、工具化的批判, 并把社会伦理生活价值和意义的丧失归结为物质生产的技术理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提出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 但其考察领域主要是物质生产, 因而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其历史意义, 人口生产所承担的构建社会伦理体系的使命为技术批判提供了新的维度。

一、“合理化”与现代性危机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构建于他的合理性框架之上, 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主要体现在他对合理化过程以及合理性特征的阐发中。

祛魅是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认为贯穿社会整个传统和现代时期的“合理化”过程表现为巫术成分的退场和科学精神的彰显。

(一) “合理化”与“合理性”韦伯提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行为,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行为成果的行为;价值理性行为, 即不管后果, 而由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行为的无条件固有价值 (如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 的纯粹信仰所决定的行为;情感行为, 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支配的行为;传统行为, 即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所控制的行为。

其中, 目的理性即为现代“合理性”的主要内容, 而目的合理性由目的合理和手段合理构成。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韦伯系统阐述了合理化的意涵。

“合理化”首先表现为宗教的“祛魅”, 进而可以延展到整个世界的“祛魅”。

当人们不再相信和借助神秘的手段求得灵魂上的救赎, 就必然要诉诸于其他方式。

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伦理使他们得以凭借世俗的“志业”来确证灵魂的得救, 韦伯认为这一伦理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化”的内在动力。

他指出:“宗教发展中的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即祛魅或除魅, 由古希伯来的先知们发起, 之后与希腊的科学思想相融合, 已经将所有意欲获得救赎的巫魅手段当作迷信的罪恶完全否定了, 最后在这里得到了它的逻辑结论。

”[1] (103)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精神上有赖于新教为人们提供了传统秩序下的新的伦理准则。

在个人奋斗、辛勤工作、追求财富的经济“合理化”过程中, 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此逻辑中, 一切合理性都来源于经济理性, 因为“归根究底, 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 乃是理性的持久性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及理性的法律。

不过, 这还不算完, 我们还得再加上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2] (181) 。

经济合理性、法律合理性、政治合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合理性的基本内容。

经济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可计算性”, 或者是对“可计算性”的要求。

首先, 经济生产中的人力和非人力生产工具的劳动时间、效率等都是可计算或者可预测的;其次, 经济合理性的配套措施, 如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也是可计算的, 配套系统中的人员尽管有其个人意志, 但限于固定的规则, 因而也是可预测的。

韦伯指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就是在严格计算的基础上把经济行为理性化, 由远见和谨慎引领他们走向经济成功。

”[1] (69) 在韦伯看来, 这种目的和手段都具有合理性的行为, 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他把经济内容的合理性分为两个部分:技术合理性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合理性。

对劳动组织形式来说, “为人类提供物质财富而努力工作”是一种目的理性行为;对技术来说, 以科学观点作指导摆脱了生产过程中“人类个体自然的身体局限”, 生产是一种手段理性行为。

他认为, 传统型的法律系统不可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传统型的政治体系同样也不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因此, 法律和政治的“合理化”作为经济行动“合理化”的配套措施一并产生、发展才能够为后者提供保障。

韦伯的合理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表现为法律的高度形式化。

首先, 法律的制定是合理的。

传统社会中法律制定严重缺乏目的导向, 现代法律的制定则不同, 它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着明确的立法意识。

现代立法的过程本身也被法律所规范, 褪去了“卡理斯玛” (神圣的天赋) 式立法的随意性, 因而在法律规范下的立法过程具有极高的合理性。

其次, 法律的实施是合理的。

法律的整个实施过程是合理的, 行动者甚至可以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做出可靠的预测, 法律“判决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体系如同一个技术上合理的机器一样运作。

这就保证了这一系统中的个人和团体拥有一个相对最大化的自由, 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预测其行为导致的法律结果的可能性。

”[3] (811) 现代法律有着高度的形式化, 保证了法律制定和审判过程的公正性要求, 但代价是实质正义的缺失。

因此, 法律合理性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 它仅仅反映了经济行为追求可预测的合理性的诉求, 原则上排除了一切主观目的和价值因素, 构成了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在形式上看起来没有缺陷的系统。

官僚科层制是韦伯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 他认为现代管理制度越来越表现出官僚化的倾向, 这一倾向是合理化的必然结果。

官僚科层制表现出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 在官僚体系下, 个人自由意志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而必须遵守官僚体系下的规则。

个人在这种形式化和理想化的行政体系中, 只需要传达既有的“系统”“程序”就算完成了决策, 传统型的政治系统中强烈的人为色彩被纯粹形式上的官僚科层制的合理性取代了。

官僚科层制是应经济合理性而生的, 可以说这种合理性为经济追求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表现在官僚选拔日益突显出的技术性和专业化。

专家型的管理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对经济行为来说总是合理的。

随着经济合理性的强化, 技术性专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可以想象, 缺乏专业知识的人要么在官僚体系中逐渐失去控制的能力, 要么会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造成破坏。

政治合理性与其他社会领域一样, 日益服从于事实判断, 而悬置了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二) 现代性危机在韦伯那里, 合理性和现代性具有同构特征, 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都是“传统主义”的。

现代性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内在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目的理性行为与价值理性行为之间出现了矛盾。

前一矛盾在经济合理性、法律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中都能看到。

人类社会只能尽最大可能做到“价值无涉”, 但绝不可能不做价值判断。

经济合理性建立在对市场的支配上, 交易关系由资本多少决定, 其行为的“合理性”完全取决于外在的客观因素。

作为人类生活一部分的经济行为最终却脱离人而独立运行, 根本原因在于,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应有之意相去甚远。

法律和政治合理性的形式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法律和政治往往为了维护形式上的自由、公正而牺牲掉对人类来说极其重要的价值判断。

有论者指出:“‘合理性’在工业化的现代文明制度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客观化的、个体化的、超越个体的形式化倾向。

这种‘形式化’的要求根源于社会对于‘效用’与‘效率’的看重”。

合理性排斥来自个体的主观性和差异性, 因此要想实现现代性的普遍化, 就只能舍弃掉实质性内容, 依靠形式化的规则、技术推进“效用”与“效率”。

当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种合理性与人类所追求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善”是不相符的, 因而形式化的合理性可能极度不合理[4] (132) 。

目的理性行为与价值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表明, 现代性导致目的理性与“传统价值”的断裂。

新教伦理最初作为经济行为合理性与传统伦理之间的桥梁, 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也为新教伦理寻得现实依托。

但当激烈变革时期的“卡理斯玛”丧失超凡魅力之后, 经济伦理中的价值合理性的维度随之消失, 资本主义精神也简化为单一目的合理性要求。

这说明在现代性之下, 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自成的规范面前也成为了“传统”。

在价值理性弱化乃至消失之后, 目的理性塑造出的“铁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 无人幸免。

在目的理性主导之下, 人们“所投身的需要不断工作的事业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这才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动机, 但是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 这种‘人为了发展事业而存在, 而不是事业为了人的生活而存在’的生活, 非常不合常理”[1] (64) 。

物性消解了人性, 成为人的主宰, “意义的丧失”成了无人能够摆脱的命运。

二、法兰克福学派与技术理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合理化”过程视为“启蒙”的过程。

“启蒙”与“祛魅”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 在韦伯那里, “祛魅”代表着“巫术”让位于“理性”, 而“启蒙”的出现也有类似的意味。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在一般概念的权威下, 仍存在着对神灵鬼怪的恐惧, 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神灵鬼怪,人们试图对自然发挥影响。

从那时起, 物质便摆脱了任何统治或固有权势的幻觉, 摆脱了潜在属性的幻觉, 而最终得到控制”[5] (4) 。

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也是启蒙运动所信奉的理念, 科学与计算的发展使“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 因此才有了霍氏“被启蒙摧毁的神话, 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的感叹。

与霍克海默相似的是,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都生活在“发达工业文明”之中, 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发达工业文明”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能, 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的潜力, 它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6] (9) 。

“合理性”的价值应该在于使人明白到应该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安排生活, 在理性的原则下做出合理的行为选择。

从培根开始, 知识与权力就被看作是同义词, 技术理性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概念而是方法存在的。

技术理性借助现实中的普遍性, 成倍地增强了整体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安逸。

技术理性不仅在经济领域, 而是在一切领域都依存于自身的独立性而显露出形式上充分的公正, 保障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正常运行。

技术理性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是无论哪个思想家也无法反驳的, 人与自然地位的反转便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在神话学通往逻辑主义的道路上, 思想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5]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