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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帝制已去。
华夏大地却仍苍茫不见前路。
国内，经过“二次革命”、袁氏复辟等，政府内派系众多，地区间军阀林立。
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中国的主权又一次被置于列强刀俎之间。
乌云弥漫，惊雷也在孕育。
1919年9月，迟到了4个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面世。
这本姗姗来迟的杂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克思主义专号。
杂志中有八篇文章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当时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陌生学说的最全面深入的介绍。
新的思潮，振聋发聩地启发了正在苦苦探寻国家、民族救亡图存之道的中国人。
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被其吸引，投身其中。
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共产党诞生。
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以此为发端，马克思主义会在此后数十年间，如此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中国。
这是中国历经曲折后追寻到的真理之路。
这是历史的选择。
《新青年》进京1917年初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内的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从没见过的杂志——《新青年》。
它主张白话文，主张科学和民主，反对尊孔，反对封建专制……深得年轻学子之心。
刚从江西老家考到北大的理工预科一年级学生张国焘，头一次看到《新青年》就如获至宝。
后来他回忆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讨论。
”其实，《新青年》1915年就在上海创刊了。
只是头两年，名头儿不太大。
直到1917年，创办者陈独秀把杂志移师北京后，它才在北京这个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引起轰动，并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
说起《新青年》进京，功劳最大的还不是陈独秀，而是慧眼识珠、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北大新校长——蔡元培。
1916年12月，在北洋政府的再三央告下，蔡元培从法国回国，收拾北大这个烂摊子。
说北大是个烂摊子，一点儿也不夸张。
当时的北大校风、学风都很差。
张国焘记得，同宿舍的几个高年级同学“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
58党史纵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被诸多党史著作和研究成果采用，已然约定俗成为关于党的创建史和陈独秀、李大钊对党的创立所作的特殊贡献的一句经典评述。
这个似乎耳熟能详的表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先有“北李南陈”，再有“南陈北李”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
目前所见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
他于1920年8月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此诗于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在社会上广泛传颂。
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目前尚不清楚，都没有史料佐证，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当时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手。
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
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送葬队伍中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送的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
”这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顺序。
把“南陈北李”组合起来使用，目前所见文献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怎么来的祝 彦1943年3月，出席中共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中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即所谓“南陈北李”。
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汇报》上发表《李大钊的思想评介》，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
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始末作者：董宝瑞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1年第7期“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段佳话。
如今，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立其基”和“导其先河”者，而《新青年》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主要发起和组织者。
90多年前，在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以后，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相互呼应，珠联璧合，共同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董宝瑞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立其基”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研究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
”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是李大钊最早认清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而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1912年12月，即将走出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李大钊，受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总务干事陈翼龙的思想感染与影响，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党，并于1913年春天成为天津支部执事，初步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接触已经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13年冬天，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有了接触各国社会党资料的机会，也了解到社会党的活动性质，并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某些活动，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一下突破种种局限，对“马尔克派之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浓郁的兴趣。
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对西方的种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探索一再碰壁之后，李大钊才从俄国革命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悟出社会主义革命之真谛，在中国率先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高高地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南陈北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肩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不仅是一段佳话，更是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二人思想发展的结晶。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相约建党并非偶然，而是二人从相识到思想高度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建党活动的一个过程。
李大钊李大钊与陈独秀最早相识于日本。
陈独秀在日期间一边学习，一边帮助章士钊从事《甲寅》杂志的编辑等工作。
李大钊虽然未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经常向该杂志投稿，亦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通过《甲寅》杂志这个媒介，二人逐渐相识。
不久，陈独秀于1914年11月10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陈独秀主要发泄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悲观失望的情绪，认为中国的内患不仅在政府，而且人民群众亦“无建国之力”。
针对陈独秀的这种观点，李大钊则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于1915年8月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一方面对陈独秀的文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方面亦对其给予了善意的批评。
由此二者由相识开启了学术与思想的争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友谊，成为二人回国之后奋斗共事的基础。
陈独秀和他创办的《青年杂志》。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之后不久，于当年的9月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此后改名为《新青年》），该杂志的创办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此时远在日本的李大钊虽然不能参与这一洪流之中，但是一直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对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十分赞赏。
李大钊在日本撰写的《青春》一文，正是对陈独秀的遥相呼应。
李大钊回国之后，即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新青年》，陈独秀则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并亲自撰写了《新青年》一文，与李大钊的文章相匹配。
一方面可以看出，李大钊撰写《青春》一文，既是李大钊对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全力支持，一方面亦道出了二者在思想上的惺惺相惜。
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谈中共建党的背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
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
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
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
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
重新解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问题作者：许洁任武雄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10期[摘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直是中国党史学界公认的推动建党的重要酝酿和准备工作之一。
但陈独秀、李大钊是否在赴天津途中酝酿建党,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使者是谁,陈独秀在上海是怎样推动中共发起组成立的?笔者通过考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
[关键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0-0011-04今年是中共发起组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日,自1920年中共发起组成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发起组担负着筹备建党的任务,它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九十年后的今天重温中共发起组是怎样由酝酿准备建党而发展到促进推动建党任务完成的这段历史,对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请史学界指正。
一、李大钊天津之行的一次会议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根据南陈北李的挚友高一涵的回忆,并不可靠。
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1]文中描述护送的经过;在武昌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作《李守常先生事略》[2]的演讲时,提到陈独秀、李大钊在离京赴天津途中酝酿建党的问题。
提出质疑者,据证两点:一是从胡适日记中查到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自日本写给胡适、陈独秀的信[3],认为当时高不在国内,怀疑高氏笔下的描述是道听途说,相约建党之事并不确切。
其二是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传略》[4]和《回忆李大钊》[5]文中都未提到相约建党。
疑为高可能传闻失实而不提。
笔者认为对高的回忆不能完全否定,因为根据《陈独秀被捕送案表》记述高一涵亲历了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散发《宣言》传单,是目睹军警搜捕的知情者。
虽一度离开国内,回国后完全可能从李大钊等人处了解详情,虽非亲见,确系亲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