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东军费论述

唐河东道为时人称誉为国之北门，地雄兵众户，深为唐朝廷所重视。

然而中唐以后，河东节度之实况与唐前期相比己大为逊色. 所谓大镇雄藩、精甲十万等称号已受之有愧。

且不说具兵额难及十万，就连治下州—县也变得久己残破；乾符年间，河东以延资库供粮边镇的事实，证明建中前后西北边镇于北都市粮供军之情景，己成明门黄花；元和之后，河东节度以民困库虚，州残俸薄的形象. 在不少唐人的记录中，较隋时、唐前期河东库贮数千万之盛况. 显见其破落之轨迹。

大镇何以衰落的因素可能很多，但河东东军额居诸镇之最，难逃其咎。

面对河东军费沉重之现状，唐朝廷一改“统筹兼顾”的体制，只是偶尔以粮食、器甲、马匹、俸料等补给其阙，但河东依前地同比远. 诸种证据凸显了—个事实：显然河东之残破牵累于巨额军费，造成中唐以后河东诸州残破之原因，也与军费管理体制的前后变化相关。

一“天下雄镇”的衰落《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太原府》：“河东最为天下雄镇，犄角朔方。

自注：河东节度管理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衣赐一百二十六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

”诸书记载天宝初年河东军费时，多与此同，独《通典》卷6 《赋税下》，记为：“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每岁军用日增。

”社佑于此分到诸军费支出，其中河东节度：籴米粟40万，给衣40万，别支计50万疋段，馈军食50万石。

前三项合计130万疋段，与上引李吉甫所言之126万稍有出人，恐为分项记录时不计余教而总计时略言大数等情况有关，由此可窥见天宝初年河东军费支用之大概。

李吉甫言河东为天下雄镇。

时人办有相似记载，令狐楚在《为郑詹尚书谢河东节度使表》等文中言：“太原守在北门，地方千里，丰沛故壤，陶唐遗人，合求勋贤，膺此委任。

”梁肃也认为河东是“北门宴闲，夷夏是赖......国家之丰沛，天下劲兵所处。

”丽正殿学士韩覃疏中言河东：“劲锐强兵，尽出于是。

”又曾任河乐节度掌书记的李德裕其所作《掌书记厅壁记》记载：况河东精甲十万，提封千里，半杂胡骍. 遥制边朔，惟师旅之威容，为列藩之仪表。

等等。

从这些略带夸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河东之所以可称“大镇”，有几个原因，即所谓据边守险、兵强马壮，其中以兵众马多为主，但其所管将士是否如李德裕所言有“精甲十万”，尚待斟酌。

宋人王应麟引“张洎曰：唐......郡国军额，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汾宁、宣式各六万，滁徐荆扬各五万，宣襄寿镇海各二万，现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

张洎之言不知所据为何，其言河东军额为十万，正与李德裕之言相合。

唐人在许多场合也有类似提法。

似乎河东兵额十万证据确凿，可信无疑。

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史书于此多有抵触。

大历贞元之间，长孙某、李繁记其时宿兵十万，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马燧对组建此道军事力量有过不小的措置，“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寡弱. 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居一年，陈兵三万，开广场以习战阵，教其进退坐作之势。

”马燧于大历十四年（779年），至贞元三年（787），任河东节度使. 其时河东实有兵三万，非十万。

再者，据崔元略、李德裕记，贞元元和之间，河东兵额也非十万，检《新唐书》卷170 《王锷传》“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 兵才三万，骑六百，府库残耗。

锷能补完啬费，未几，兵至五万，骑五千，财用丰余。

”王锷在元和五年（810年）到十年（815年）间，任河东节度使，其时河东兵由三万增加到五万，己称能政，与前揭诸议沦，述作不合。

至于王锷何以在岁余之内，使河东马匹由600匹增加到5000匹，史无明文，参《新唐书》卷146 《李栖筠附吉甫传》元和八年，“以江淮甲三十万给太原，泽潞军，增太原马千匹，由是戎备完整。

”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年）给太原甲30万，马1000匹，正是王锷在短时间内“器械精利，仓库充实”的内幕。

河东在唐时为国之北门，号称雄镇，但并非如诸家所言，有精兵十万，实际兵额在天宝之后在三万到五万左右，清人吴廷燮在其《唐方镇年表. 旧序》中记：河东、宣武，号称大镇，究厥地影，如今一道；江西、福建，即今一省，而置观察，号为小镇，并汴戎士皆诩十万. 洪、福、潭、越不过万人，盖以此也。

实则大镇厥军五万，此外节度率皆率领三万。

吴氏对大镇十万之说提出怀疑，颇具卓识。

他认为并、汴为大镇，与前引宋人张洎之太原、青社，有所偏重。

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河东为唐时大镇。

如果青社是指平卢淄青，则在元和末已分成三镇，使其大镇地位因此而削弱。

至于并、汴之顺序，唐宣宗时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宣武。

周墀奏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宰之求何可厌？”同其他人一样，周墀、王宰都认为并、汴是大下大镇。

但王宰以河东节度身份厚赂求领宣式，其二者之地位高下己非常明显。

唐朝廷天宝时定河东节度之军粮预算额为年50万石。

衣赐为125万段，其后河东诸项军费不记载于史，上元中，河东节度使王思礼，“储军粮百万”，于是“奏割其半送京师”，司马光也记其事：“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

”不管这次进奉是否实现，王思礼所定之留、送标准各为50万石。

并非没有根据。

参照元和时，唐朝廷军用不足，使盐铁副使程异讽江淮诸道进奉，淮南节度使李墉，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皆贡于朝。

李墉的进奉原则是. 留足本军府一年的经费，剩余上供。

恐河东节度使王思礼留其半也与此例类似。

诚如是50万石应是河东将士一年的军粮用度。

主要的区别是：天宝年间，河东军粮由度支配给，而此时河东需先留足本道，方近羡财。

此外，其他项目是否也如天宝初，不得而知。

中唐以后西北诸镇军粮，一度曾于北都市取，《新唐书》卷53《食货三》：“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

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者众。

欧阳修等史臣将此事系于建中之前，必有所据。

建中元年京兆尹严郢也提到丰州军：其粮谷从太原转饷漕运，价值至多。

可知建中之前，西北诸军粮谷来自河东，这种格向贞元中仍然维持着。

《册府元龟》卷498 《邦计部·漕运》贞元八年（792年）五月. 郑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又于胜州溯河运云、朔米万余斛。

也是运代北云、朔粮供应灵夏军队。

河东供军使每年采所管胡落池盐1.4万石供应振武、天大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

“自大中四年党项叛扰，馈运不通，供军使请权市河东白池盐供食。

其白池属河东节度使，不系度支，同样也是把从河东白池收购来的盐用来供应西北诸边军。

京兆水运使与代北水运使都置在雁门郡(代州)，如果是同职司的名称演变，也许是同院异称，或字近而误。

到唐末，此种格局逐渐有所改变，最明显的是所运军粮来源已非仅限于河东。

《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南效赦》：河东向管延资库斛斗五十万石，……宜令本道节度使点检，除道路与边镇接近，缓急勘（堪〉般充军粮者，即且准前。

延资库在大中二年（849）之前称备边库，其经费来源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送纳，葛承雍先生对其已有研究，乾符二年在河东之延资库管斛斗50万石，正与前论河东军粮额相合，此粮并非专为河东军而储，故其言供边镇军粮，恐应包枯西北边诸军。

这也说明，没有三司的筹备，仅靠于北都市粮而供西北诸军已难完成，唐朝廷为保证此条供馈军粮线路，必须要建立稳定的粮源，延资库或许为此而设。

在乾符中唐朝廷收纳三司之粮，储于河东延资库的事实，反映了河东和籴粮食已经不能满足北边诸镇之需求，甚至于自顾不暇，诸种情况已经说明河东已无余粮可供他镇了，较建中之前，西北边镇每岁市粮于北都之情景，有所不同：更与天宝之前旬日得百万缗，库贮米三千余万石居诸道之首，布帛数千万之河东，事若天渊。

河东在这个过程屮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出现此种残局，除了战乱造成之荒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二“劲锐强兵”与“州县久破”之关联河东节度使天宝之后虽没有甲士十万，仍号称大镇，但是，河东诸镇的辉煌日见渐其微，相反，一些与大镇全不相称的记载与河东联系在一起，《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上》元和六年诏文提到四个“州县久破，俸给至微，史曹注官，将同比远”的方镇，其屮就有河东、河中（由河东道分出）；到文宗时诏文仍言河东“仓廪空虚，黎元困乏”唐朝廷不得不借10万石粟给河东救急。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7《太原状》也认为：“太原只自贫虚，犒赏不足”《全唐文》卷77武宗《减放太原及沿边州郡税钱徳音》：“地素贫褊，物力已穷。

”虽多指战争之后的萧条，却表明武宗会昌年问河东诸州仍残破不堪，等等.这些记录出自不同身份，不同时期的作者.其对唐后期河东仓库空虚、州县残破的记载，却不约而同。

从某一万面來讲，也部分地反映出河东在唐元和之后的衮落。

元和之后，有关河东官俸单微的记载不绝如缕，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列出比远数道，河东又一次添列其中：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只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

伏准元和六年闰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敕，河东、风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户部加给课料钱，共六万二千五百贯文。

吏曹出得平流官数百员，时议以为至当，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现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

此文系李德裕执政时在会昌元年奏上，奏文提到唐廷从元和六年以来，三次加给河东等道官吏傣料，而河东等道一旦不加给时，其地方官依前比远。

甚至此种情况在大中年间仍在继续。

《全唐文》卷82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河东、振武、易定、京西北等进官吏料钱，过闻寡薄，省司注拟，罔不固辞。

官人固辞不愿赴任的几道中，仍有河东；又《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大中五年（851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其河东、潞府……等道，或道路悬远，或俸料单微，每年选人，多不肯受。

”河东等道仍是选人不肯接受的对象，几处文献都将其置于比远官之列。

由是可知，在元和之后，河东道地方官难以选拔，选人多不肯赴任；之所以人不赴任，在于俸料单微；而造成河东俸料单微的原因，是仓廪空虚；又是什么使河东节度仓廪如此空虚呢？会昌三年（843年）李石任河东节度使，“先是，军士出征，人给绢二匹，刘沔之去，竭府库自随，石初至军用乏，以己绢益之，人才得一匹”。

河东州县残破、仓库空虚，或许与其将士众多有关，但唐时赋税制度、供军制度之变化，对河东节度经用状况之影响，也是明显的。

观刘沔出军讨泽潞，悉府库自随之例，正体现了唐中后期优先供军的原则，或者说，本道经费盈亏，取决于赋税总额与军费之间差距大小。

在赋税总额与军费支出持平或出现负差时，其他经用必然被侵蚀，河东节度正属此类。

此种供军制度，其前提条件是“州府两税【钱】物斛斗，每年各有定额”的赋税制度。

为什么天宝之前河东节度很少残破之记载，而到元和之后骤然增加？其间与唐赋役制度前后变化有何关联？陈明光先生认为，唐前期军资供应纳入国家财政分配计划，其供军原则上强调统收统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