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湖州的发展
-------读湖州近代史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经常在饭桌前、在湖滨公园散步的草坪中、在会议室、在湖州在线的论坛上，会听到许多百姓、朋友谈论关心湖州发展的话题，流露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哀其不争而且往往埋怨-----“发展”太慢，执政者如是老百姓也如是。
的确，在长三角经济区域各城市的综合排名我们在后，即使在我们浙江省内，也已经偏后好几年了。
最近一年以前的舟山小兄弟也已经浮上来了，你能说政府和民众的心里不急吗？何况现在上至中央下至乡镇，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唯一体现，GDP依旧是个鸡筋，所以我们湖州每一届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落后”
的原因，参观学习不少，可回来后除了感叹他人的发展之快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良丹妙药，综其落后的原因无在乎如交通是发展缓慢的颈瓶，产业机构调整的不到位，湖州人小富即安的“百坦”陋习，最近还出了个论点“湖州中心城市人口偏少”也是发展较慢的理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上述这些观点粗看好象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推敲又很难站得住脚。
你说湖州一直在上海、杭州、南京的城市圈中，比义乌的交通区域还差？浙江的十一个地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产业，都曾是发展的包袱都曾经历过阵痛，我记得湖州那时还是首批全国企业产权改革试点城市呢！“百坦”是我们城市的人文现象，做任何事不要太急，套用现在的时髦话，还挺和谐呢。
即便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州许多企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可以回想起南浔的“铁马电器”，那时全国小家电的雏形就在这个江南小镇，空调、洗衣机、吸尘器、油烟机、小马达电机等等，现在政府提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那时就发扬光大了。
当然“中心城区人口偏少”说更不值得去追究，欧洲城市基本在10至20万左右，你能说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海德堡靠人口发展吗？
去年苏州的朋友慕名湖州博物馆，陪他看了赵孟頫的画展，随后去了南浔古镇、安吉的吴昌硕纪念馆、长兴的水口，德清的莫干山，临走时他扔下古人的一句话：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对于清朝全国状元唯一超过湖州（六人）的苏州，我还是显得比较谦虚。
难以想象的震撼，他说湖州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他敬佩的城市。
其实我想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清末民初国民革命时期一个难以想像的小城市，更恰如其分的说法是，这个小城乃是国民党历史的重要篇章。
可以这么说，如果孙中山先生的墓地不在南京的话，那么湖州是国民党连战极有可能访问大陆的第一个小城市，因为在碧浪湖畔有着另一位伟人陈英士先生。
今天我们在寻求湖州经济发展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其他元素，它不是建成一条迎宾大道或大剧院那么简单，也不是单纯依靠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容易。
我以为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着夹杂着政治，必备的伟人，百年树人的教育都是前进道路上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你去翻开湖州这段历史，你才会恍然大悟！
咱们湖州犹如历史长河里荡漾的小船，一直波澜不惊。
大致可以这么说，官吏安静地做官，没有特别强烈的政绩观；老百姓劳作读书写字，淡然地过日子。
因为一直来风调雨顺，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官民相安无事，所以历史上来湖州做官者多半是不重要甚至是贬职的的，品茗吟诗来陶冶情操的。
套用今天的话说都是些“不要事体”的为官者，连皇帝来都吃闭门羹。
清史记载有一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想来湖州，那时也讲究面子，皇帝路过的地方也要大量拆迁，知县赵某怕扰民，将自家船沉于水道，使得皇帝改道而行。
这种藏福于民的做法，在英国工业革命
余波未来之前，加上蚕商经济的发展（类似于现在的原油生产国），湖州得到空前的发展，完全是富可敌国。
今天你依然可以在南浔庞家、张家的建筑中得到验证。
但值得惊叹的是湖州“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其随后的思想更值得感叹。
1902年张静江在去巴黎的邮轮上遇见了孙中山先生，在和先生的谈话中得到其光辉的思想，即以白银3万两资助，在随后推翻满清皇朝的过程中，他倾家而出还变卖了巴黎的店铺。
曾获比利时政府颁发勋章的杨信之，资助陈英士革命，抗击美国夺回铁路权，他代表湖州投资白银500万两，震惊朝野。
在上海他还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旅沪湖州同乡会总董等职务，为湖州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不免感叹，我们湖州接轨上海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还是收效甚微，看来真的是企业唱戏，政府只能是搭台而已。
想起小时候上海人来我家，说上海的房子很高，南京路上的上海国际饭店高到你望着它帽子都要掉，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湖州人盖的。
中华银行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王一亭参加同盟会任上海分会财务科长，被誉为“慈善大使”，举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伤16万，满载一船救济物资赠送日本灾民，是日本收到国外第一批救济物资，日本人称之为“王菩萨”，今天湖州人去日本旅游，小日本还肃然起敬。
王老先生还有一事让我羡慕，爱因斯坦来中国访问，王先生在家还请他吃过一顿饭。
这期间还有杨谱笙、、庞青山、陈果夫、陈立夫、沈翔云、姚勇忱、周佩箴、周觉、郑凝、汪汝琪、周凤岐、周家骅、陈其采、朱五楼、沈联芳、周伯年等等，他们在上海经商的同时，感受到民主思想的开放，加上湖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文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湖州人特有的温文尔雅和任侠豪爽表现的淋漓尽致。
据老一辈说，那时湖州百姓只要遇到读书难、看病难，只要找大户家，一般都能得到救济，所以亲带亲邻帮邻一团和气，湖州人当时真是一统天下的感觉。
不是广告词“做女人挺好”，而是做湖州人挺好。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湖州政治、经济、文化我觉得有如下几个特点：一经济的发展将湖州和上海紧密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接轨，而是一种超越财富的融合。
湖州商人不仅在上海购置大量地产，而且已经在上海商界尤其是金融业中起到引领作用，以许春荣、庞元济、朱五楼、徐恩元、吴鼎昌等十三人，分别担任上海各钱业（银行）的重要职位，甚至成为国民时期中国的金融寡头，从造币厂到各大银行、财政部的管理层，都有湖州人的身影。
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就是由俞寰澄创办的，那时蒋介石只是其中的经纪人而已；二经济的发展把政治串联起来。
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和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湖州人都担当起重要的职务，如张静江国民党第一任财政部长、浙江国民政府主席、吴鼎昌实业部长、其他还有江苏、云南国民政府主席、政府秘书长、著名外交家等等，历史有这样的评价：国民党中央有一半是浙江人，浙江人中又有一半是湖州人；三经济的发展促进思想的进步。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在接受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时，从来没有犹豫过，不仅是迅速的，而且是全力以赴的，用现在的说法是“思想高度的统一”；四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带头人。
创办各类学校，大力发展教育，成立各种刊物，宣传先进思想，兴办福利团体，造福百姓等等，今天的复旦、南京、浙江大学的校史上都记载有湖州商人的馈赠，后湖州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如梁希（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长）、文学家矛盾、钱壮飞、胡宗南、周家骅，张乃燕等等都受益于他们创办的教育。
抛开历史的局限性，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呢？据说南浔现在也在评选著名企业家，但在“社会责任感”
和“财富”这两面镜子前，我们还是渺小的，唯一的区别是那时是民间自己的评价，现在是政府的推崇。
新中国成立后，湖州近代史上的从政从商者随着旧政权的垮台而逐渐隐退，在远走他乡的同时，一大批山东团营级老干部降临这座江南小城，除了在生活上多娶了一房湖州女人外，在文化上很难和湖州人融合在一起，他们执政湖州时显得束手无策，湖州人一直很藐视他们，称之为“弯舌头”，整个城市象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
但是从商的念头一直跳动在小城人的心间，直到文革其间，一位李姓商人被“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后，湖州仅剩的一点元气也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后，湖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得中规中矩，象奥运会会上跳水的常规动作，没有难度系数，唯求入水花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