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篇一：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据说李白有一次上宰相府，自报家门道：“海上钓鳌客李白。
”宰相笑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李白说：“以明月为钩，虹霓为线。
”宰相又问：“用什么做钓饵呢？”李白高声道：“就用天下最无义气的士大夫作钓饵。
”宰相闻言不禁毛骨悚然。
千百年后苏东坡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一翻气壮山河、威慑群小的钓鱼高论把李白的侠肝义胆、高情逸致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
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
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
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
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
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
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
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
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
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篇二：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
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
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一位“诗仙”，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
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宝四载 (745年) ，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
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
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
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
”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影人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思君不见下渝州。
” 出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
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
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时人号为“六逸”。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
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与李白意气相投。
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
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
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
”（《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而正是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
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
”（《冬日有怀李白》）。
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春日忆李白》）这应该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
他对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论和评价。
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
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
”（《九日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
”（《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谓赞誉之词了。
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
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字没提。
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
这就很怪了。
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
但李白完全没有。
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
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有人认为此乃李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
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
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
”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
”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
苦吟代表的是一种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
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
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
我觉得“总为从前作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
我想，杜甫不会做不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
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
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
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
”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
”。
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
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篇三：李白与杜甫的小故事】胡适对唐诗的研究和论述，主要见于1928年修订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以及它的前身即1922年初版的《国语文学史》[1]。
他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就包含在这两部著作中。
黎锦熙先生说：《国语文学史》，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2]朱光潜先生说:《白话文学史》是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3]可见，要想准确地理解、阐释和评价胡适关于唐代诗歌（包括李杜诗学）的观点，就必须首先了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策动的文学革命及其核心主张。
因为这是形成他的唐诗学的思想背景和根源。
1915年，胡适在一首致留美同学的诗中说：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4]此诗概括地描述出晚清及民国初年，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呈现出的两种状况：传统式微，新潮涌动。
延续二千多年的旧文学衰落了；伴随着欧风美雨，文化新潮涌来。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上，生长于清末民初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青年学者胡适应运而出，首举义旗，顺风疾呼，倡导文学革命。
[5]1916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寄陈独秀》一函，信中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