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3期No．3，2012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2年6月Jun．2012萨金特：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到理性预期经济学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方兴起，郑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要】卢卡斯与萨金特在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前，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萨金特是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行为，而非像卢卡斯那样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来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
两者之所以殊途同归在于，都以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为切入点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
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完全不同于。
萨金特基于“微观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理论，虽能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无力解释和解决当前欧美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而不是经济人的理性预期。
【关键词】理性预期动物精神经济政策宏观经济【作者简介】方兴起（1950—），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2－04－01【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12）03－0084－07在国内经济学界，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J．萨金特并不生疏。
但是，人们并非对这点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即同样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萨金特却不像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样极端地坚持理性预期假说。
关注这点，可能成为研究萨金特理论和反思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新的视角。
一、从理性预期的政府到理性预期的经济人卢卡斯与萨金特在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前，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就卢卡斯来说，他曾“试图献身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此，想借助“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工资－价格部分建立‘宏观经济基础’对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作贡献”①。
1973－1975年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滞胀”问题，把凯恩斯主义的乐观幻想变成了恐怖的恶梦。
西方政府各种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使人们更加坚定了对“市场解决办法”最优性的信任。
于是，卢卡斯便从献身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转向投靠新货币学派，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卢卡斯为其投机行为作了这样的辩解：“人们全然不会对下列事实感到惊奇与不满：要使人们相信某件事，你就得以谈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方式以及用他们认为是情投意合的语言来提出问题。
”②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经济基础的看法已经成为常识。
尽管人们对这一需要的本质及满足这一需要意味着什么还认识不清楚”，“但是有直接的原因把当代对于理论上健全的总量经济学的探索解释为对于前凯恩斯主义理论家理论的恢复”。
③基于这一认识，卢卡斯将微观经济基础的研究变为创立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切入点。
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高深的数学方法为分析工具和表述手段，但其“主要思想简单”。
具体来说，卢卡斯将约翰·穆斯为分析微观经济问题所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拓展到宏观层面，④从而发展成为理性预期假说。
这种假说将经济人对未来的预期假定为合理的或理性的，即假设经济人“知道决定市场未来状态的真实概率分布以及其他人现在及未来的状态”，从而“所有的个体在他们的目标及可利用信息明确的条件下最优地行动”，⑤并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8①④②③⑤［美］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4，12，253，183－184页，朱善利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J．F．Muth．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1961，29：315－335．因而一切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只能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中得到解释。
例如，如果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理性经济人都会像卢卡斯那样，能够有效地利用所得到的信息，知道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会随货币增长率同比例上升，并相应调整其行为以达到最优化。
虽然卢卡斯承认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也会出错，但他把这种错误归咎于政府政策的欺骗性，从而强调这种错误是随机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
结果，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起上升，滞胀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严重经济问题。
既然政策的无效性意味着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张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和自由放任，就成为卢卡斯理论的必然归宿。
卢卡斯正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说，将弗里德曼由总量分析所得出的货币非中性（短期）和中性（长期）的理论、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及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规则置于个体行为或个量分析的基础上，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个体未预料到的货币量变化导致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因此货币因素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可以为理性经济人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
不难看出，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不过是以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的方式复述了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至于包括弗里德曼都难以说清的一些宏观经济问题，如货币传递机制问题，卢卡斯则利用哈耶克的不可知论，谦恭地将它们归于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及的范围。
在创建理性预期理论的过程中，萨金特坦率地承认走了一条与卢卡斯完全不同的路径，即不是像卢卡斯那样，将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人的基础上来创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是从凯恩斯主义出发，基于理性预期来解析政府行为，并由理性的政府行为拓展到理性的经济人行为，再基于理性的经济人行为创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因此，萨金特在1970－1974年间写作其《宏观经济理论》一书的前五章时还“是一个虔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
他说：作为“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
我相信为了使经济免受商业周期之苦有必要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且确信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具备的力量。
理性预期的观点动摇了这种信念”。
①实际上，“这几章已经预示了在当时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理性预期革命”。
正是对“模型、模型中虚拟的人们、他们的目标和外生价格预期的作用进行艰苦而审慎的思考，才导致内尔·华莱士和我走向了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
”因此，这本书反映出“我从一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变成理性预期经济学家的轨迹”。
②在萨金特看来，可以把“理性预期革命”看作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发所产生的连续、不可避免的一种演进”。
具体来说，“在美国，二战以来宏观经济学多多少少都蕴含着一种不断的努力，它旨在揭示支配着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等凯恩斯主义范畴的决策规则的微观基础。
”“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要结合因这些努力而产生的决策规则来建立比以前更加复杂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学模型”，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导向理性预期，即“把一项‘政策’视为政府在某些‘约束’条件下为实现一个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而选择的一项规则或重复的策略，这些约束条件采取经济计量模型的形式并且给出了政府想要控制的系统的‘运行法则’。
在这些政策试验中，认为政府完全就像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那样行动”。
在萨金特看来，这一研究所导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是宏观经济学家最终会将这些思想应用到私人以及政府的决策规则中。
假定私人以及政府代理人都拥有‘理性预期’，或者换言之，私人将解决动态最优化问题并且也需要顾及他们所面临的约束”。
总之，“从上述研究路线演进的观点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宏观经济学中许多最早倡导和使用理性预期的人最初都是热衷于应用控制理论来研究最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③萨金特强调指出，虽然“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推动力一直暗含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议事表中。
然而，理性预期的观点却使我们对于宏观经济均衡的理解和我们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方法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宏观经济学家所讲的语言都与从前殊异。
据此我们可以说，已经发生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因此，“不可避免的一步就是探索理性预期的明确含义。
在假设存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将解决大量的时际问题）的条件下来分析投资、消费和资产组合决策是一个好思路，58◆经济学研究①②③［美］托马斯·J．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第1，1－2，6、7页，f王小明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促使经济学家们相信这一思路的理由同样也向他们提供了一种观点即经济人能够最优亦即‘理性地’形成他们的预期”。
在萨金特看来，“对未来的预期是宏观经济学家应用最优化经济人理论的最后一个领域”。
①而《宏观经济理论》这本书反映了萨金特“把新观念（理性预期）和新方法（时间序列与最优预测）融合到应用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中”所作的努力。
他认为，“预测以及研究那些正在预测未来并且对预测作出反应的人们本身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议题”，“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依据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约束来解释对各个经济总量的观察结果，并预计以各种不同方式管理政府经济政策的后果”。
②这点正是萨金特与卢卡斯等人所创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基本不同之处。
二、非理性的凯恩斯预期理论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时期，理性的信念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经济学中。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理性预期理论持否定态度。
他说：“自我反思———看看我的同事就更是如此———使我坚信理性假设是荒谬的。
不久我就认识到我的同事非理性地坚持着理性假设，并且要想改变他们的这个信条并不容易。
所以我采取了更容易的对策：我仍沿用理性假设，但指出在信息甚至出现微小的变化时，该假设的每个结果都会全然改变。
”③在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时期，萨金特采用了类似的方式，即仍沿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但却基于理性预期重新解析国家干预行为：在假设存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政府行为的情况下，推导出存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再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预期行为分析投资、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从而构建起取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这被称之为一场“理性预期革命”的关键点在于，“经济人能够最优亦即‘理性地’形成他们的预期”。
但是，从凯恩斯的预期理论中不仅找不到这个“关键点”，而且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基本观点上凯恩斯的预期理论都完全不同于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
凯恩斯认为，“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以前的预期很可能不应验，而现在对将来的预期可能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货币的最主要的特质是联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微妙的手段，除非利用货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讨论变动中的预期对现行活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