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亲亲相隐”之当代法律价值及运用研究

试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制意义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流毒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所废弃。

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制意义，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应吸取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中的合理成份，其所规定的包庇罪应与社会道德规范相结合，形成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合法性的现代容隐制度。

关键词：亲亲相隐包庇罪法律与道德现代容隐制度一、亲亲相隐的发展与演变（一）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被确立所谓”亲亲相隐”也称”亲属容隐”，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学界普遍认为，亲亲相隐的观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礼”。

《论语》载记，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而孔子则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事情持有异见，认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①孔子的这句话可谓奠定了亲亲相隐原则的理论基础。

人们不能互相隐匿罪行，否则将施行连坐。

②（二）亲亲相隐范围的一步步扩大自亲亲相隐在汉宣帝时期被确立之时起，一直到汉结束，亲亲相隐的范围一直都仅限于单向相隐，即只能是卑为尊隐，而不能是相反。

如尊为卑隐，则应受到包括刑事制裁在内的各种处罚。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情形已有所变化，向着逐渐承认双向容隐的方向发展。

③这表明，当时法律已逐渐认可同辈人相隐以及尊为卑隐④。

唐代法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

即漏露其事摘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⑤。

统治者首次以正律的方式肯定了双向容隐，扩大了”隐”的范围。

宋、明、清律沿袭了唐的这一制度，宋律称”有罪相容隐”，明律称”亲亲相为容隐”。

到了清朝，容隐可以适用于雇主与雇工之间，雇工对雇主所犯一般罪行，雇工必须隐匿，不许告讦，否则治罪。

另外，即使是主人的亲属犯有一般罪行，奴仆也应为之容隐。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当代法律应用、价值与重构作者：郑晓辉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3年第08期摘要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保障国家长远利益，有利于保障人权，也有利于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但是，2012年二修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把草案中提及的亲属拒绝作证权定入法条。

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显然已是不合理之举，本文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阐述其历史渊源，分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当代应用，结合制度价值的分析，探讨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立法中的重构。

关键词亲亲相隐制度历史渊源当代价值制度构建一、亲亲相隐制度概述（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主要是指在追诉犯罪中，罪犯亲属没有作证义务。

其主要内容为以下三点：其一，亲属之间有权相隐，如拒绝作证，且不构成犯罪；其二，没有相隐的亲属要被判有罪；其三，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案情影响重大的不能相隐。

亲亲相隐制度不但在中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古代和近现代立法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但是我国现行立法中，却没有类似原则的体现。

虽然2011年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时将亲人拒绝作证权提入草案，但修改完成后的条文仅仅规定亲属有权拒绝出庭作证，但其与亲属拒绝作证权的意义全然不同，（二）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及发展亲亲相隐制度源于春秋战国，孔子是亲亲相隐制度的提出者。

《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与叶公的这一段对话，提出了一个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是否应该隐瞒、包庇的问题，是儒家“亲亲父为首”礼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后此句话便成了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亲亲相隐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也因此形成。

真正从法律上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是汉宣帝地节四年的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论“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现代法制意义作者：黄姗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36期摘要最早在西汉时期，就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制度，随后逐渐被各朝各代的封建法典所集成和应用。

随着近现代时代的来临，我国正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政策，对于现代化法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言，“亲亲得相首匿”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能够帮助构建更加平等、和谐、完善以及公正自由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实现社会价值。

基于此，本文对“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现代法制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能够为现代法律的完善寻找新的平衡点，解决各种社会法律矛盾。

关键词“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现代法制法律作者简介：黄姗，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8.12.258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过“亲属之间具有非常深切的爱，如果在亲属之间发生恶行，将会被人们认作为伤天害理的罪恶。

”在我国古代的西汉时期，刑法的立法和适用原则中，就重点强调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并且在相关的刑法规定中进行了明确要求，卑幼首匿尊长者，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尊长首匿卑幼，能够在死罪之外，减免一切的刑事处罚，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一、“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理论概述（一）“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定义“亲亲得相首匿”制度也被称作为“亲属相隐”以及“容隐制度”，其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西汉时期，主要应用在古代亲属中，古代亲属需要相互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隐瞒，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彼此的犯罪行为，而且即使出现犯罪行为，亲属之间不能相互作证。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经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提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句话也就表明如果子女出现犯罪行为，那么父母可以把子女藏匿起来，从而防止法律对子女进行追究。

如果发现父母存在犯罪行为，那么子女可以把父母藏匿起来，从而防止法律对父母进行追究，这也就体现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

“亲亲相隐”的合理性价值分析“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行不论罪或减免其刑，当隐而不隐者则定罪处刑的制度1。

它是儒家倡导纲常伦理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

作为中国封建史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曾经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但在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而被摒弃。

但我们应当看到在越来越重视法律的合理性价值的今天，“亲亲相隐”这样重视人伦亲情为纽带的司法制度，对于今天这个伦理道德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现迷失倾向的中国社会中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笔者认为“亲亲相隐”这一司法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和合理性。

首先，“亲亲相隐”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基础之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在中华文明萌芽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亲亲相隐”的思想。

《论语子路》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

’”而中国最早将“亲亲相隐”纳入法律的是《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而后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思想正式奠定了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之后，有利于维护其纲常伦理的“亲亲相隐”制度也就逐渐固定下来。

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将“亲亲相隐”这一道德原则上升为法律原则，即承认因为亲属血缘或同居关系而对罪犯的行为有所包庇的行为给予免罪或减刑；其二是除了叛国等出卖国家或危害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外的其它罪行的审判中均可以使用“亲亲相隐”制度；其三，禁止亲属间相互告发，违者论罪处刑。

“亲亲相隐”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封建司法体系一项极具特色司法制度。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项原则才被法律所摒弃。

从以上的历史沿革中不难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一项极具特色的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亲情关系应该是相互关爱、守护的纽带，家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最密切的。

但是，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和犯罪手段的变多，许多犯罪分子都会利用亲情关系进行犯罪活动。

这就引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包庇、窝藏犯罪中，如何权衡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庇、窝藏罪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罚则也比较严厉。

在判定包庇、窝藏罪时，亲情关系在判定上是被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果过于重视亲情关系，势必会对司法正义产生一定的干扰。

因此，本文从包庇、窝藏罪的视角出发，探讨“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将重点放在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权衡上。

并且，本文将从主流法律体系的角度出发，借鉴国外法例的有益经验，总结我国应对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冲突的策略。

二、研究现状目前，在研究包庇、窝藏罪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其中，对于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定标准，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和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研究“亲亲相隐”问题上的研究较少，且较为普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该问题在古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主。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本文研究内容为“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

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包括法律法规、案例和学者文章等在内的文献资料，对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决标准进行深入了解，并寻找国外相关法例的借鉴之处。

（2）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剖析其异同之处，有助于深入探讨在我国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

（3）实证研究法：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研究包庇、窝藏罪的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有助于分析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

政法论坛zhigong falv tiandi-222-2017 年第 5 期职工法律天地亲亲相隐制度探究以及该制度在当代法制环境下的意义陈伟巍（550025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摘　要：本文从亲亲得相首匿的历史渊源出发，探讨了其在我国的出处和发展并对比研究了国外相类似的思想及其表现。

接着研究了该制度的内在法理，用现代的刑法理论来进行解释，探讨如何规定使得刑罚更具合理性与现实性。

最后指出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提出该原则在如今社会结构、人的观念及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发扬其作用。

关键词：亲亲相隐；儒学一、历史渊源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中国历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礼法的结合同步的。

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注重了“孝治”，儒家思想日益受到当政者的重视，直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这种“孝治”的氛围中，“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建立起来，并最终于汉宣帝地节四年上升为立法。

礼法的完美结合完成于唐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同样是在唐朝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扩大了制度范围，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

二、域外表现从世界各国立法上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所特有的。

早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曾规定。

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现代法律体系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法制程度很高的现代西方国家在他们的法律中还均保留有隐匿亲属的一般犯罪不罚或减罚之规定。

例如英美法中，夫妻享有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间知道的情报和信息。

不能强迫夫妻对其配偶做不利的陈述。

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刑法典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享有拒绝作不利亲人的陈述，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

西方法律对此类规定的立法基础在于尊重个人权利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防止司法专横而伤害人们的感情。

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法律价值法律史 100402019 李晨摘要：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尤其是在今年的8月24日，刑诉法修改稿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这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本文仅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阐明该制度包含的合理的法律价值。

关键词：容隐亲亲相隐拒绝作证权社会互信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法学词典》中的相关表述为：“亦称‘亲属容隐’。

”在古代刑律中是主要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其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处罚或减刑处罚；第二，控告应当相隐的亲属，要处以刑罚；第三，国事重罪例如“十恶”，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表现，同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1中国的亲属相隐思想可能始于春秋。

2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 ，卫大夫元口亘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诸侯各国的盟主晋文公之庭, 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受理此案。

他以为:“夫君臣无狱。

今元口亘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3应该是有记载以来首次表达“父子不得互相告诉”思想。

《礼记·檀弓》也有礼法原则:“事亲有隐无犯”。

4以上文献显然包含了亲属相隐的观念。

最先明确提出容隐思想的是孔子。

根据《论语·子路》的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伍党之直者异于是。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

”5《吕氏春秋》中记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揭之上。

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

告吏曰：父窃羊而揭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6孔子曰：一父而载取名。

亲亲相隐与中国当代法律制度作者：苏怡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4期摘要亲亲相隐思想于春秋战国萌芽，西汉起历代均将其引入制度中，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绵延千年，至今仍为一些国家所沿用，我国2012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已将这一制度引用其中，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也下彰显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人文关怀。

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大环境而言，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制度的建设，需借鉴中西古今之经验教训，对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含义、范围以及相应制度有更符合情、理、法的认识。

关键词亲亲相隐现代法律制度情理法作者简介：苏怡，四川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33-02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指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而不负刑事责任，是中国古代法律术语，来源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早出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孟子·尽心上》亦通过假设的“舜窃父而逃”的故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一、亲亲相隐的国内外现状古希腊思想对于西方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西方的法制发展中，亲属相为隐、亲属互不举证法有了更为完善的发展。

大陆法系中，德国1994年《刑事诉讼法典》第52条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有权拒绝作证。

1998年《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1章规定“包庇与窝藏罪”，其中第257条规定了“包庇罪”，第258条“使刑罚无效”第6项专门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

”《日本刑法典》第105条亦有相关规定。

而在英美法系中，1898年《英国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在普通刑案中被告人的配偶可以作证，但只能当辩护证人，不能强迫其作证；如果被告人不让配偶出庭作证，控诉方也不得加以评论。

亲亲相隐的现代价值[关于“亲亲相隐”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思考]在2010年10月14日《南方周末》法治版《量刑的抉择：“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一文中公布了一组对“大义灭亲”民意调查的数据：认同31.80%；反对29.39%；矛盾38.81%。

面对如此情形，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明确提出的“亲亲相隐”这一法律观念有必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关于亲亲相隐观念的历史演变追溯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源头，最早出现“亲亲相隐”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思想基石。

孟子以孝为最高价值，认为在守法与尽孝的两难之时国人最终的选择应当是尽孝，而不是守法。

西汉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为指导，亲亲相隐做为一项司法原则确定下来。

到唐代时候该项制度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备，甚至对不相隐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性规定。

宋代，《宋刑统》及《大元通制》沿袭了《唐律》中有关亲亲相隐的规定。

明清律在容隐制规定上大体承袭唐律，稍有变化。

在文革期间，把亲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作为革命行为加以推崇。

在1979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制定时，沿用了“大义灭亲”式的法治理念。

二、亲亲相隐法律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性（一）亲亲相隐制度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首先，“大义灭亲”不仅背离人之常情、常理，甚至会削弱、损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伦理关系，是一种损害我国“亲亲相隐”传统道义规范的行为。

其次，对亲属大义灭亲的，可以给予犯罪人从轻处罚的回报，这种规定并不符合刑法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性质。

亲属大义灭亲并非犯罪人的悔罪表现，并不代表犯罪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的较小，有我国司法公正背道而驰。

最后，面对情、法、理，困扰我们的更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更多的是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态度。

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法律应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亲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然属性之一。

“亲亲相隐”正是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符合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势。

论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的论文摘要:“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

这一制度贯穿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情感立法的体现，反映了人内心对亲情的渴求，以及人伦和人性的需要。

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肯定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有限度地去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性历史价值合理利用“亲亲相隐”，也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

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隐”条的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

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

”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早在周王伐纣的时候，周王就已经意识到纣王迅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

周初的统治者已经体味到统治者内部关系的稳定和朝廷的盛衰息息相关，所以非常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主要从家庭方面着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不仅要求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和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其尊卑地位也必须有悬差。

在战国时期，“亲亲”和“尊尊”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这是古代法律中亲属相为容隐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

汉初，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

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

“亲亲相隐”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李楠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2期摘要：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

本文试追根溯源，以期对我国刑法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关键词：亲亲相隐；立法建议一、“亲亲相隐”：历史的选择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儒家法的思想基本居于主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倡“亲亲”原则，以亲亲为人之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事实上，历朝历代法律规定强迫血亲相证犯罪也是犯罪。

以《大清律例》为例，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

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

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国外求证：中西法的暗合从横向来看，我国台湾、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刑法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中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

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

其中164条规定的是“藏匿人犯罪”，165条规定的是“湮灭证据罪”。

167条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164.165条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及其当代司法价值“亲亲相隐”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最早提出的思想主张,随着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

作为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直接体现,“亲亲相隐”不仅有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律价值,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标签：亲亲相隐拒证权现代司法一、“亲亲相隐”的历史沿革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至西周。

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汉宣帝地节四年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从而开创了长达2000余年以“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

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

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

《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亦有“亲亲相隐”的规定。

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和三等亲以内的姻亲。

新中国成立后,把“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绝对化,延续了2000多年的“亲亲相隐”制度被抛弃,从而使主导了中国2000多年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评价1.亲亲相隐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对人性的尊重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基于血缘婚姻构成的家庭是人类基本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成员之间的关爱之情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典型表现。

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代诉讼法的价值研究[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刑法史中重要的法律制度，它在我国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为办案取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当代司法实践诉讼“取证难”，与废除“亲亲相隐”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

本文研究国内国外“亲亲相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以人性为出发点的相隐制度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建立，加以合法合理利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谨供司法实践取证弘扬其长处。

[关键词]亲亲相隐；合理借鉴；法治和谐；社会需求[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6-0092-03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在不断地继承弘扬合理成分，汲取先进而得益于进步，法制建设与实施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没有法制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没有实施法治的成就，随着经济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国古代法制思维的集成借鉴利用问题，进而引发了“亲亲相隐”热烈关注讨论。

本文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合法合理利用进行诉讼价值研究，谨供司法实务借鉴。

一、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我国历史悠久，中国的相隐制度渊源流畅，“亲亲相隐”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就有一定基础。

“亲亲相隐”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法律上的再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亲亲相隐”的主张最先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

儒家思想赞同：亲人之间相互不告发其犯罪结果，使其不被官员发现，维护家庭成员的完整性，从而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

《论语》中记载：儿子为父亲所犯的罪隐瞒不说，父亲也为儿子所犯的罪不去告发，是符合伦理和道义的；《孟子》中也有一些相似的观点理念：孟子有天被问到，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说：舜应该背着父亲向滨海深处逃，并找一处隐秘的地方安身，度过晚年。

可见在儒家学伦理学说中，亲属之间互相隐匿包庇犯罪行为在伦理上和道德上是合法正确的。

“亲亲相隐”制度刑事立法化研究近年来，中国国家机关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旨在对一些侵害他人隐私、尊严等人身权益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裁。

其中之一的“亲亲相隐”制度，在近段时间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将对这一制度进行探讨和研究，并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分析实施的效果。

“亲亲相隐”制度，是指在官员的家庭成员或者身边人员中涉及违法犯罪行为时，官员隐瞒或者为其开脱的行为。

对于这样的行为，相关部门将对官员进行纪律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措施的出台，旨在维护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打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具体来讲，在执行上，“亲亲相隐”制度是与违法犯罪案件职责追究制度相结合的。

一旦发现官员家庭成员或身边人员涉嫌违法犯罪，官员隐瞒情况，则将根据相关法规进行追究，甚至实行刑事立法化。

在这样的制度下，官员与其家庭成员、身边人员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呈透明化状态。

不难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具有极大的意义。

近年来，这一制度在一些地区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同时，在执行上，还借鉴了外国的立法经验，使制度更趋完善。

下面，本文将通过一些相关案例来探讨这一制度的效果。

首先，2015年，重庆市江津区就以一例“亲亲相隐”制度的案例进行了司法立案刑事追究。

当时，就有一名江津区委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儿子开了一张卡片，存入了数万元钱财，用于满足孩子上学及生活的开支。

事情被上级政府发现后，对于这名工作人员的女儿，几乎没有过问范围。

然而，江津区方面认为，这名工作人员的行为涉嫌违反《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于是对其进行了立案追究，并按照相关法规实行了纪律处分。

除此之外，2018年，广东警方也曝光了一起“亲亲相隐”案例，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实效性。

当时，该案涉及广东一名官员的女儿，在执法部门抓捕其涉嫌犯罪的男友时，该女子利用自己父亲的权利力量，要求警方放开其男友。

由于警方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未将这一情况提报给上级部门。

事情被发现后，这名官员的女儿也面临相应的职务追究和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