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统服饰的变迁土家族是聚居于我国湘、鄂、黔、渝四省市边区的一个山地民族。
黄柏权认为，土家族有两个源头：一是古氐羌人的伏羲族团的一支——巴人；二是自古就居住在峡江和武陵的土著——濮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家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为武陵山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伴随着社会变迁与发展，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土家族服饰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家族服饰变迁就是展示土家族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
因此，梳理土家族服饰变迁历程，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而且可以总结土家族服饰变迁规律，为社会转型时期与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经验，并以此弥补土家族服饰文化研究之不足。
这就是本文写作目的之所在。
一、土家族传统服饰的变迁历程从某种意义来说，土家族传统服饰发展史就是一部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史。
因此，笔者以为，土家族传统服饰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改土归流前的土家先民服饰。
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相当落后，人们生活艰苦，可谓衣不蔽体没，食不果腹。
因此，此时土家先民服饰发展缓慢，样式单一，质地也较为质朴。
原始部落时期，土家先民在还没有纺织技术的情况下，就只有选择树叶、草根、兽皮等自然物，并在简单加工后作为遮羞御寒的饰品。
在《毛古斯》、《摆手舞》等土家族古老的歌舞中，就出现了稻草毛人与身披土花被面的形象，这可谓当时土家族先民服饰的遗存。
秦汉时期，土家先民已掌握纺织技术，初步具备了制作简单服饰的能力。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纻……皆纳贡之。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至秦惠王并巴中……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
其民户巾家布八丈二尺。
”同时，《后汉书南蛮传》还有关于包括土家族先民在内的五溪之民服饰形态的记载“织绩树皮、染以草实，好五服衣服，制裁皆有尾服”。
可见，此时賨布不仅是土家先民主要的服饰原料，而且也是主要贡品，纺织技术和服饰工艺也都有了一定提高。
唐宋时期，土家先民多采用“峒布”为主要服饰原料。
宋《蛮溪丛笑》中“溪布”条释为“绩五色线为之，文采斑斓可观，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
”《永顺府志物产志》载：“棉花，可给本境织成布，皆粗厚。
汉时令蛮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儿二丈。
宋朝时，辰之诸蛮与保靖、南渭、永顺三州接壤，岁贡溪布，皆此类。
”同时，宋代，黔州地区也还有土产蓖麻布、竹布、苎布、土布等。
可见,此时土家族民族服饰制作工艺和技术都有了较大提高,“溪布”亦因为贡品而被誉为“宝布”。
明清时期，土家族服饰有了很大变化，民族特点越显突出。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载“施州、保靖、永顺土人”为“短裙椎髻”。
明土司志《宣慰司》志记载：“……男女垂髻、短衣、跣足、跣衣，以布勒额，喜斑斓服色，重农桑，男女合作。
”明《明一统志》也载：“短裙椎髻，常喜渔猎，铜鼓祀神，刻木为契。
”清乾隆《永顺府志》卷十记载：“男女短衣跣足，以布裹头，服斑斓之衣……喜重耳圈，而耳累累然，又有项圈手圈。
”同治《来凤县志》记载：“那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服色。
”民国《永顺县志地理志》卷六引《府志杂记》记载：“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
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绣花边。
”可见，此时土家族传统服饰具有以下特征：喜斑斓服色；男女服饰不分；跣足椎髻；戴耳环、项圈等饰品。
2、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服饰。
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大改变了土司地区的社会面貌。
对土家族地区而言，土司制度地废除，地主经济取代土司封建领主经济，客观上都极大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带来了土家族服饰的变革与更新。
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对土司地区的风俗进行改革，使得土家族民族服饰也有了很大改变。
清同治《保靖县志》载雍正钦命：“今蒙皇恩改土归流，凡一切有关民俗事，宜相应兴举，从前陋习，合行严禁……即将衣屡改换。
”乾隆《永顺府志》卷十一（檄示）条也载：“服饰宜分男女也。
查土司地处万山中，界连诸苗，男女服饰皆一式，头裹花布巾，前裙尽刺花边，与红苗无异。
分别服制，革除唱和，应加严禁。
”伴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土家族传统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为：男女服饰分开；男子不再穿裙子，女子穿裙子的也越来越少。
男子穿对襟衣，衣袖小而长，不绣花边，裤子短而大，白布镶作腰；女子服饰样式增多；女子上衣主要有大襟、银沟、三股筋和露水衣等类型，下装主要有统裙、百褶裙、背裙等主要类型。
男女都包青布或者白布帕，穿青色布面、白色底子的圆口鞋。
可见，此时土家族传统服饰变迁的最大特点为在汉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土家族）男女服饰分开，女性服饰样式也逐渐增多。
民族时期，土家族服饰变化不大。
1938年《四川东南边区酉秀黔彭石五县垦殖报告》载：“人民衣服，色重青蓝布料，其形式与内地无异，女衫长不过膝，男衫这夏短冬长。
”1943年《石柱督查外记》载：“农妇装束，迥异城市，耳挂大环，头束白帕，髻重而加锡饰，长袖短裤，缠足之习似去未之。
”可见，民国时期，土家族民族服饰变化不很明显。
3、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土家族服饰。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历来备受压迫的土家族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劳动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社会生产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衣、食、住、用等都得到了很大改变。
随着思想的开放、观念的更新、生产生活范围的扩大以及信息流通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家族开始追求时髦服装，列宁服、青年服、学生服、军装等走进了土家族的日常生活，部分土家族也就开始逐步放弃自己的传统服饰。
同时，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扶持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青布、蓝布、花布等流入了土家族地区商品市场，使得“的确良”、“灯芯绒”等机织布逐渐取代原先土织布，成为土家族服饰的主要布料。
在1952～1966年间，湖北恩施地区就销售棉布多达1.82亿米，1967年共销售1，866万米，人均购入7.53米。
因此，在1950～1969年间，湖北建始县就流行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等服饰。
1970年后，各种涤良、涤卡、涤纶、晴纶等化纤开始上市。
但在较为偏僻、消息闭塞的高山地区，仍有少量老人或者妇女还穿戴传统服饰。
可见，此时土家族服饰呈现出多样化、现代化和时髦化特征。
4、改革开放后的土家族服饰。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和国家政策的逐渐宽松，使得土家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社会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土家族服饰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增加和社会供应的日益充足，以化纤为主的毛料、的确良、皮料、羽绒材料的机制服装走进寻常土家族家庭。
在湖北建始县，各式大衣、西装、弹力紧身衫、茄克衫、拉链衫、连衣群、弹力长袖衫、直筒裤、喇叭裤、运动衫、健美裤颇为流行，各式中青年时装不断更新，款式、花色品种越来越多，但高山边远山区着老式服饰者仍多。
在鹤峰县，到80年代，西服革履开始在城乡年轻人中出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土家族地区已基本上看不到土家族传统服饰，就是连原先老人的丝帕都很少见，而代之以尼龙或毛线、羽绒料手工或机制的帽子。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走出大山的土家族年轻一辈已经没有了祖、父辈的相对保守和害羞，开始大胆追求流行服装。
土家族女孩子和外面年轻人一样追求如吊带、超短裙、“迷你裙”等前卫服装；男孩子则开始讲究时装品位与高雅，高级西装、礼服、领带等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
据《来凤县民族志》记载，近几年来，来凤县（土家族）已大大改变（过去）只重饮食、不重衣饰的习惯。
特别是年轻人，好赶时髦，不仅讲究衣料质量好，还要求款式新。
此外，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土家族民族服饰的符号化、商业化趋势增强。
现今，除了民族节日外，几乎没有土家族穿民族服饰，甚至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土家族传统服装制作工艺已近失传，年轻一辈的土家族族已经不知道、甚至没有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
可以说，土家族民族服饰及其制作工艺即将成为土家族集体记忆中的美丽象征。
近几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关部门对土家族传统服饰进行了深入挖掘、整理和发展创新，但也仅用于服务行业和舞台表演，并未普及于民间。
可见，土家族服饰的商业化、符号化趋势十分明显,现实生活中土家族所着服饰已和外面大中城市的服饰几乎没有区别。
二、土家族传统服饰变迁的当代启示服饰文化是土家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土家族社会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通过梳理和回顾土家族服饰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对当前民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文化变迁理论的反思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从土家族服饰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土家族服饰文化的变迁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
人类学家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每一种文化都处于恒常的变迁之中。
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土家族民族服饰，经历了从古代“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到现代流行服装的巨大演变，服饰制作面料也从古代植物果茎到现代高档布匹，制作方法从古代粗糙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精密机器编织的变迁过程。
同时，土家族服饰也从“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到男女服装分开，从防寒、保护身体到体现社会地位、财富、性别、年龄以及满足审美需求等的巨大转变。
可以认为，从植物原料到人工原料、从手工工艺到机械工艺、从人力到机械力，这一巨大变迁不仅展现了土家族服饰的变迁历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土家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发展历史，是展示土家族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体现和标志。
2、从理论角度来看，分析和总结土家族服饰文化变迁规律，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在当前民族地区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一些来自“文明”社会的旅客渴望了解和体验“原始”的土著民族和异国情调，旅游地人们为了商业利益，往往大肆渲染异族群和文化的表述以迎合游客的口味。
于是，旅游者将追求定位于“异文化”和“原始土著”文化的这种倾向，一定程度上就促使了民族旅游的文化商品化。
而民族旅游开发中文化商品化最终会使旅游地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原生的含义：传统节日庆典可以缩短、可以根据游客的需要随时举行，手工艺品可以改变形状、材料和颜色，尤其是文化商品化的进程会导致一种“舞台真实”的出现，即旅游目的地人们在已经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旅游者对“原汁原味”风俗习惯的追求，仍然扮演“职业土著”的角色，将“传统文化”表演给旅游者观赏。
这必然使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发生扭曲和变形。
为此，人类学家关注到外来人口及其文化对本土或者本地文化的冲击和巨大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或者延续了人类学对人及其文化的保护与宽容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