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唐研究祥解
- 格式:ppt
- 大小:175.50 KB
- 文档页数:19
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与反思雷恩海 李天保内容提要 唐代是中国散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
20世纪的唐文研究,走过了百年艰难探索的漫长历程,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唐文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与唐诗研究相比较、与唐文的丰厚遗存相比较,仍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弱点,存在着许多问题。
本文对百年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与反思,按其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总结,并探讨造成唐文研究滞后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唐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20世纪 唐文研究 回顾 反思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
清编 全唐文与 唐文拾遗、 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 新编全唐五代文(未出)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
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
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
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的回顾(1900-1949)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
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 唐代早期古文文论( 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 韩柳欧苏文之渊源( 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 略谈韩愈<答李翊书>( 国文杂志,创刊号, 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 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 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 藤王阁小序( 国粹学报,4-6号)。
20世纪海外唐代文学研究一瞥(一)【内容提要】在20世纪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选题广泛、新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但研究的热点较集中于大作家。
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深入细节,工具书的编纂和作品的翻译、整理卓有成果,关注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唐文学的特别关注尤为引人注目。
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多研究综合性的问题,视角新颖,较为关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叙事文学。
【关键词】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台港澳地区/日本、韩国/欧美国家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台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由郑骞、潘重规、饶宗颐、王梦鸥等一批民国年间的前辈学者奠定的,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
在大陆学术中辍的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却有长足的进展。
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异彩纷呈,既有夏敬观《说唐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这样传统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1975年第12期)、姚一苇《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文学论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这样很现代的研究。
张叔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一书融汇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在杜诗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杜诗加以探讨,如王三庆《杜甫诗韵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诗句法举隅》(台湾中华书局,1973)、黄启原《杜甫诗虚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
在诗体学研究方面,席涵静《唐人七言近体诗格律的研究》(昌言图书公司,1976)、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当时大陆学者较少涉及的题目。
唐诗研究的世纪回顾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
因此,当此世纪之交方兴未艾的“百年学术”回顾热潮之中,对唐诗研究作一世纪性回顾,显然不仅有助于唐诗学本身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在整个学术史回顾中亦可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义。
一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发生最伟大变革的时代。
就学术史而言,此前的历史渊源固然极为久远,内容无比丰富,并可以划分出各具鲜明特征的几大阶段,但是,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时代所形成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相同的人文背景之中,因而整个学术史乃至其中的古典文学研究以及唐诗研究即自始至终表现为大体相同的性质。
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形则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数千年封建社会寿终正寝,随着新的时代的来临,思想文化领域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与强烈冲击之下,传统的学术思想以及研究观念出现了时代性转型,学术研究便以此为契机而由古典走向现代。
作为学术史之一大宗的唐诗研究,也因而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伴随着百年思想文化的进程,二十世纪的唐诗研究也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转变等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当然,由现代观念代替传统观念,由注经的方法向科学的方法转变,并积累大量的成功经验与无比丰硕的成果,显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艰苦探索的过程。
同时,思想文化的进程与历史的自然时序并不能简单地直接同步,二十世纪之初十余年的中国学术史就基本上是旧体系的延续,真正体现二十世纪的巨大变革应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
因此,大体而言,百年唐诗研究也与整个学术史一样,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从“五四”至一九四九年之前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以新文化兴起为标志,“五四”学人在新旧对立的角度,树起“文学革命”之大纛,尖锐地提出变革传统文化的问题,从而引发对古典文学的价值重估。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文学本源于“多里巷猥辞”的《诗经》与“盛用土语方物”的《楚辞》,但以后却逐渐演变为“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一)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
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kǎi@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
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
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
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
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
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a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
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与反思(一)【关键词】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反思唐代是中国散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
20世纪的唐文研究,走过了百年艰难探索的漫长历程,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唐文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与唐诗研究相比较、与唐文的丰厚遗存相比较,仍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弱点,存在着许多问题。
本文对百年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与反思,按其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总结,并探讨造成唐文研究滞后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唐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研究综述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
清编《全唐文》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尚未出版)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
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
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
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的回顾(1900-1949)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沦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
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藤王阁小序》(《国粹学报》,4-6号)。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从研究观念到研究方法的转型期。
概括起来可划为四个阶段:渐变期、突变期、一元发展期、多元开放期。
一20世纪初至五四(1900-191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转型的渐变期。
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时代的发轫期。
20世纪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弥漫着浓厚的信古、崇古之风。
几千年来的学术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注经”和“解经”路子,遵循着“注不破传”和“疏不破注”的尊经信古的原则,没有大的发展。
虽说十三经的注疏洋洋几百万言,但都是阐述“圣人”的思想,作者本人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
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打着对经书注释的方式,来贩卖自己的“私货”——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
如北宋的王安石,清代的戴震(注:王安石著《三经新义》借训释《诗经》《尚书》《周礼》来阐述他的变法思想。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训释字义,批判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坚持“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哲学。
)等人,他们的新思想和新见解都淹没在对“圣人”思想的注疏中。
在文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对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的研究,大都体现在学者对诗文集和戏曲小说的注释和评点中,既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科学的说明,只能是科学研究的资料,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成果。
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算是比较接近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了,但也只是“准科学”,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受到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和西学东渐的沾溉,才有个别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学者打破了旧的治学框子,尝试着用新的治学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了新的试探。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王国维。
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为推行其政治维新的学说而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他论诗能以西方诗歌与中国诗歌对比,主张中国诗歌革命以“旧瓶装新酒”,“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与反思【关键词】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反思唐代是中国散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
20世纪的唐文研究,走过了百年艰难探索的漫长历程,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唐文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与唐诗研究相比较、与唐文的丰厚遗存相比较,仍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弱点,存在着许多问题。
本文对百年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与反思,按其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总结,并探讨造成唐文研究滞后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唐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研究综述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
清编《全唐文》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尚未出版)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
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
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
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的回顾(1900-1949)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沦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
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藤王阁小序》(《国粹学报》,4-6号)。
20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一)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巨大成就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反复吟诵,刻苦研究。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变革的世纪。
在这个世纪中的唐诗研究,也经历了重大变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本文拟对本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唐诗研究的状况、特点、流派,特别是著名的研究者和重要的成果,作一个粗略的回顾、检阅。
本世纪初,在唐诗研究上取得较大成果的,是王闿运(1833—1916)。
他才高学富,潜心诗歌创作与古典诗学研究数十年,曾有《湘绮楼说诗》、《湘绮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唐诗选评》及若干论诗的单篇文章。
1906年,他先后在《国粹学报》第18期、第22期上发表了《湘绮楼论唐诗》和《为陈完夫论七言歌行》二文。
他不是孤立地论唐诗,而是把唐诗的大家名家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在诗史上的特点、地位的前后传承与影响,其研究视野拓展到魏晋南北朝诗和宋词元诗。
文中有独到的见解,例如,指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直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说白居易歌行“纯似弹词,《焦仲卿诗》所滥觞也”;赞赏杜甫的七古歌行“自称鲍庾,加以时事,大作波涛,咫尺万里”;指出韦应物《郡斋忆山中》诗“淡远浅妙,亦从陶出”,说“元结在道州诸作,笔仗遒劲,充以时事,可诵可谣,其体极雅”;说王维诗“吐属高华,……《哭殷遥》诗,为特沉痛,《黄花川》、《石门》等作,亦能得山水理趣”等等,都能发人所未发,显出作者对诗歌艺术的超卓识见。
《为陈完夫论七言歌行》一文,论述七言歌行在唐诗中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地位,唐代七言歌行的源流变化及名家的风格特点,俨然一部唐代七言歌行史的论纲。
其中说,七言歌行“至唐而大盛”,“初唐犹沿六朝,多游观闺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赠答送别分题,或拈一物一事为兴,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维诸篇其式也。
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极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人议论矣……”这些评论较切合实际。
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陈明光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20世纪众多学者瞩目的重大课题。
1920年,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首次从财政学的角度评述两税法的五大优点,开本世纪研究两税法之先声。
此后,研究成果迭出。
1933年庄心在首先以《杨炎及其两税法》(《新中华》第1卷第24期)为题发表专文。
50—60年代,日野开三郎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第3卷《唐代两税法研究・前篇》与第4卷《唐代两税法研究・本篇》。
他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自成体系,对推动两税法研究起了良好作用。
80年代以来,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均对两税法列有专章,吸纳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己见。
船越泰次则先后发表《两税法研究史》四篇(前3篇后作为汲古书院1996年出版的《唐代两税法研究》一书的前3章,第4篇载《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999年第19号),所收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目录最为完整(尽管有过宽之嫌),并且简要介绍有关论点,是了解20世纪两税法研究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20世纪关于两税法的研究成果,可归纳成四个方面。
一、两税法改革的背景与目的杨炎在建议实施两税法的奏疏中,对改革的背景已有概括的说明(参见《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不过,唐朝采纳其建议而行两税法改革的社会背景和目的,其实都要比杨炎所陈说的复杂和深刻许多。
在20世纪,学者在前说的基础上,试图运用新的理论、采取新的角度作进一步的阐述。
他们经过争鸣,互相补充和启发,视角逐渐多样化,认识也逐步全面和深化。
第一,关于改革的经济背景。
首先是唐代土地制度变化与赋税制度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是自宋代以来的传统视角,20世纪学者进一步加以论证分析。
1930年,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史》“口分世业之制废而为两税”一节指出,天宝以后土地制度的混乱,“遂以影响唐之赋税制度”,“吾人固认定两税为均田制度破坏之结果,而不以两税为破坏均田者”(商务印书馆,1930年)。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概观(一)【内容提要】隋唐五代文学,唐代为主干。
20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集中显现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全面观照各体类文学,努力把握文学现象间整体联系,系统收集与考证资料,更新观念,讲究科学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隋唐/五代十国/整体/实证/马克思主义历史理念/结构主义/原型批评隋唐五代(581-960)这380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习惯地被视为一个发展段落,但若细加区划,又可以分解为隋代(581-618)、唐代(618-907)和五代十国(907-960)三段,其中唐代独占290年之久,自然构成整个隋唐五代文学的主干。
为方便起见,我们这里先分别简力量地介绍隋代文学和五代十国文学的研究情况,再着重考察唐代文学,并将有关隋唐五代文学总体情况亦一并在唐代文学研究中交代。
隋王朝虽是独立的王朝,但国运短促,仅37年时间,文学上未能有突出建树。
况且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以前,南北政权还处在分裂的局面下,那时的文学严格说来只是北朝文学的一部分,不能笼括整个文坛。
故而文学家也常将隋代文学归之于北朝文学的尾声,附在南北朝文学的时段里叙述。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中很少出现隋代文学的专题性探讨,迄今未见一部著作问世,少量论文亦多是关系到具体作家如薛道衡、卢思道等,罕有对隋代文学的宏观把握。
1963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载有汪之明和余冠英的学术通讯,就“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还是唐代文学的先驱”问题交换意见,惜未作进一步展开。
1988年第2期《淮阴教育学院学报》上章壮馀《试论隋唐的诗风》,1997年第2期《齐鲁学刊》上曹道衡《论隋代诗歌》,同年第2期《唐都学刊》上康震《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以及2000年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张采民的《隋诗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可能是仅存的几篇隋代文学专论,虽有隋代文学(主要是诗歌),一般特色的阐发,而讨论的重心却共同地落到隋代作为六朝向唐过渡的承前启后作用上,足以见出学界注目之所在。
《⼆⼗世纪隋唐五代⽂学研究综述》——第三节柳宗元研究《⼆⼗世纪隋唐五代⽂学研究综述》——第三节柳宗元研究本世纪的柳宗元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散⽂创作两⽅⾯,⽐较⽽⾔,柳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要逊⾊⼀些,柳宗元的⽣平研究取得的进展则更⼩。
就时间⽽⾔,本世纪上半叶的柳宗元研究成果寥若晨星,⽆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度都极有限;五六⼗年代柳宗元研究如旭⽇东升,⽣平、思想、⽂艺理论以及创作研究等⽅⾯都取得了长⾜的进步;⽂⾰期间,⼏⽆学术可⾔,柳学⽂章和著作虽然不少,但是谈不上什么学术积累,所以柳学研究实际上处于⼀个低⾕;经过七⼗年代末的学术反思和柳学复苏,⼋⼗年代以后的柳宗元研究可谓灿若繁星,这⼆⼗年中,不仅⽣平、思想、散⽂理论和创作、⽂集整理等传统柳学课题在持续、稳健地向前发展,⽽且柳宗元性格和⼼态研究、诗歌研究、柳学史研究等新领域也成绩斐然。
⼀、⽣平研究⽣平研究概说本世纪上半叶柳宗元⽣平研究的成果只有王韶⽣的《柳柳州年谱补订》,该⽂是对清⼈杨希闵的《柳柳州年谱》的订补。
五六⼗年代,柳宗元⽣平研究取得了较⼤的进展,先后发表了三个相关成果,即施⼦愉的《柳宗元年谱》、严薇青的《柳宗元世系补正》、吴⽂治的《柳宗元年谱》。
其中施⼦愉谱是对宋⼈⽂安礼所撰《柳宗元年谱》及张敦颐《柳先⽣历官记》的补正,但此⽂于旧谱旧注之疏失未能⼀⼀举辨,⽽是径书⼰见,未免使⼈难以了解其发明所在。
另外,此⽂对柳宗元的诗⽂尽量作了编年⼯作。
⽂⾰之中,也出现了三部柳宗元年谱,即⼭西师院中⽂系7207班编的《柳宗元年谱》、柳州拖拉机⼚⼯⼈理论⼩组、柳州市博物馆写作⼩组合编的《柳宗元年谱》、⼭西⼤学历史系柳宗元编写组编的《柳宗元⽣平⼤事记要》,这三部年谱均⽆多少学术进步。
⼋⼗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些柳宗元传记和评传,但这些著作的着重点多在对柳宗元思想和⽂学成就的评述上,对柳⽒⽣平、⾏年和重⼤事迹的突破则不太多。
同样,这⼆⼗年中,专门研究柳⽒⽣平⾏事的⽂章很少,提出的新见解也不甚多。
[键入文字]
浅析回顾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
以下为为您编辑的回顾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敬请关注!!
摘要: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唐代经济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和基本范畴,并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和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研究;学术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
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
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
1。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
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kǎi@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
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
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
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
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回顾(一)摘要: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唐代经济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和基本范畴,并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和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研究;学术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
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
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
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
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
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概观【内容提要】隋唐五代文学,唐朝为骨干。
20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功效集中显此刻唐朝文学研究上:全面观照各体类文学,尽力把握文学现象间整体联系,系统搜集与考证资料,更新观念,讲究科学的研究方式。
【关键词】隋唐/五代十国/整体/实证/马克思主义历史理念/结构主义/原型批评隋唐五代(581-960)这380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适应地被视为一个进展段落,但假设细加区划,又能够分解为隋代(581-618)、唐朝(618-907)和五代十国(907-960)三段,其中唐朝独占290年之久,自然组成整个隋唐五代文学的骨干。
为方便起见,咱们那个地址先别离简力量地介绍隋代文学和五代十国文学的研究情形,再着重考察唐朝文学,并将有关隋唐五代文学整体情形亦一并在唐朝文学研究中交代。
隋王朝虽是独立的王朝,但国运短促,仅37年时刻,文学上未能有突出建树。
何况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以前,南北政权还处在割裂的局面下,那时的文学严格说来只是北朝文学的一部份,不能笼括整个文坛。
故而文学家也常将隋代文学归之于北朝文学的尾声,附在南北朝文学的时段里表达。
基于以上两个缘故,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中很少显现隋代文学的专题性探讨,迄今未见一部高作问世,少量论文亦多是关系到具体作家如薛道衡、卢思道等,罕有对隋代文学的宏观把握。
1963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载有汪之明和余冠英的学术通信,就“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仍是唐朝文学的前驱”问题互换意见,惜未作进一步展开。
1988年第2期《淮阴教育学院学报》上章壮馀《试论隋唐的诗风》,1997年第2期《齐鲁学刊》上曹道衡《论隋代诗歌》,同年第2期《唐都学刊》上康震《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和2000年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张采民的《隋诗在文学进展史上的价值》,可能是仅存的几篇隋代文学专论,虽有隋代文学(主若是诗歌),一样特色的阐发,而讨论的重心却一起地落到隋代作为六朝向唐过渡的继往开来作用上,足以见出学界注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