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华的活着

试论余华的活着

试论余华的《活着》

分类：工作产物[原创] 2006-01-04 00:24

[张晋瓮]

余华在八十年代主要从事先锋文学的写作，实验性很强；进入九十年代，他关注的重心逐渐转向民间，开始对一些小人物进行贴进生活本身的观察和审视，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以平实坚忍的民间视角来反映严峻而艰难的现实生活的可能途径。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底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1995年前后，也就是《活着》这篇作品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活着》是余华作品由先锋文学向传统的美学和生存哲学归顺的标志。首先，让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在回眸身后，这时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余华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个宣言的出现恰恰是在他继《活着》之后，另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唯一兼有现实主义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这篇轰动一时的《活着》。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坛并非鲜见。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都曾经被贴过“先锋”这样的标签或打过“先锋”之类的旗号，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只是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还要久一些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说，《活着》是作者在进行先锋文学试验过程中思想、灵感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大多数优秀作品一样，是一种偶得，或说是一种运气。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仅是像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作者在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仅仅是在练笔，实验。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然而，这并不妨碍作品的伟大和其蕴涵的深刻意义。

一、“活着” 的意义

《活着》以一种渗透的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很沉重的小说。可是，这种沉重却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主人公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心扉。

（一）活着是艰难的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当一系列的苦难，有时甚至是永无休止的苦难就像无穷无尽的风一样袭向人的生存之旅时，人会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人能怎么样？这是人在面对活着、面对生命、面对存在时不得不思考也无法躲避的一个根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命题解答的方式决定着主题处理灵魂与肉身，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活着》这部作品，通过展现一个又一个的死亡过程，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的波浪，宣扬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可能的态度。老人福贵在“我”的面前展开讲述他的一生，从抗日战争到现在，历经了无数的沧桑，也看过许多人的死亡，而他仍然活着，而且可以回忆。 他本身是一位地主少爷，在年少的时候，以一个浪荡子的面目又嫖又赌，无所不为。抗战后，他在赌桌上输光了一百多亩地的家产，沦落到社会的最低层。父亲在痛骂儿子之后，还是挺直腰板、变卖家产，为他还清赌债，但随之也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在大便时从粪缸上掉下来，死了。母亲重病的时候，福贵进城请医生，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两年后当他回家时，母亲早已病死。儿子有庆熬过了三年大饥荒，却因医生为救县长的女人对他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嫁给了在城里做搬运工的二喜，出嫁时风光得全村人都为之大吃一惊，但仍然不久死于难产。三个月后，妻子家珍死于困扰她多年的软骨病。四年后，女婿二喜死于搬运时的一次以外事故。又三年，外孙苦根吃豆子时被撑死。

一场又一场的死亡不禁让人感到生存的异常艰难。似乎每走一步都有无端的不测在等着你。在文中，如父亲的死、有庆的死，属于人祸；母亲的死、凤霞的死、家珍的死为疾病；二喜的死则是意外；至于苦根的死，似乎纯粹是一个故事。生命在不断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显得异常脆弱，而且越叙述，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断的成分就是越大，就更能体会到命运的可畏和生存的不易。军官的暴躁，战场上呼啸的子弹以及被困后的饥饿；女儿凤霞因为发高烧无法救治成了聋哑人；解放后三年的大饥荒、大炼钢，连有庆的两三只羊也保不住；新中国的医生为了救新中国的县长夫人直接致有庆死于非命，愚昧的同村人对凤霞的残疾和嫁不出去指指点点；福贵成了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要拼死拼活去种地。仍然苦累依旧，这种活着其实本身就是苦难，就是一种受罪的生活，可人又不得不承受这种苦难——因为要活着。

（二）艰难也要活着承受世上最大苦难的往往是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底层农民由于力量的弱小，地位的低下很少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底层农民只要不处在一种实在无路可走的境地，“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境地，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因为他们不愿也不敢冒着生命都丧失，连活着都成为奢望的危险去斗争。正因为底层农民如此的精神面貌，他们无法去抗争苦难否定苦难，只能承受苦难。

在作品中，福贵表现了极强的承受苦难的能力，无论是对国家民族的风云变幻，还是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朝令夕改所造成的苦难都是默默忍受和承担。从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到最后一人一牛的犁地养活自己，福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用劳动来承担苦难，无论自己的生存目的受到多大打击。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他从一个浪荡子变成了一个骨子里的底层农民，只有劳动，只有种地能让他感受到生存的脚踏实地。作者在此作品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是如何熬过来的。”诚然，结合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承受苦难的巨大力量在保证本民族的延续性上，作用不可低估。但是，人活着的全部意义仅在于此吗？

伴随苦难的勇敢和坚韧需要内在的精神高度的支持。在底层民众的群体心理上，自然选择传统的民间道德，因此，他们善良、仁爱、淳朴、诚实、讲义气。但仅有这些远不足以使他们在苦难重压下自适自足。在这些优秀品质之内，他们有着不无乐观的心态，也正因为乐观，他们往往在承认苦难存在，认为命运无可改变的同时，对未来尚存有可怜的希望。因此，福贵虽然用双手埋葬了家人，但在孤苦的晚年仍能平和而乐观地活着。家珍死时对于自己苦难的一生也感叹道：“做人能做成这样，我也就知足了。”他们的希望可怜而廉价，也许甚至有些自欺。但除此之外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固然不会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但是如果连希望都没有的话，他们又用什么去面对无尽的苦难呢？如果他们看穿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们还会对苦难随意吗？这种平和、乐观的心态带来的是“顺天安命”的生活姿态，这无形之中帮助他们看淡了现实的苦难，从而理所当然地将这些苦难作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此年复一年，他们的生命力由此也磨得异常坚韧，艰难也要活着。

二、从相关评论看《活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现实主义为标准的中国主流文学评论，对《活着》给予尖锐的批评，认为作者将主人公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并予以唾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尤其是当海外市场对《活着》给予了高度的评论评价后，有关《活着》的另外一些见解渐渐出现。在网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福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的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福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自认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存在，他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

事实上，在我看来，在冰冷中叙述残酷是余华的拿手好戏。他就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一样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时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使得阅读过程本身也成了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这又暗示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之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唯一可以算做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

也正因如此，《活着》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生命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三、我看《活着》

《活着》用冰冷的态度在向人们展示着活着的状态，这是其深刻的一面；但是，正如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一样，任何东西都不是完美的，《活着》也有起缺欠之处，在我看来，有两方面：

（一）死亡的任意安排正如好运不会总是光顾一个人，成为他死心塌地的奴仆，坏运气也是如此。但是在余华的作品中这些都变了，命运一再地消耗福贵的心力，打击他的意志，厄运好像无处不在的魔鬼，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地对死亡做出任意的安排：《活着》中一连串的死亡太过于偶然，认为因素的痕迹太过明显，好像专门用死亡来打击人的感情。小说中，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除福贵以外的每一个人的头顶，作者是如此地偏爱死亡，喜欢、怂恿，并安排死神来掠夺一切——丑恶的和美好的，他总是把人物置于死亡的手掌上，毫不怜惜地把他们推进鬼门关，用那“不可避免”的结局来结束一切——如果死亡可以结束一切的话。在我看来，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不该再被这样嘲弄和虐待，因为悲剧不是“命中注定”

的那种，而是如古希腊的悲剧，或如关汉卿的悲剧那样因为种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的撞击而显示出生命的崇高和悲壮。

生存的本身并非全部由悲壮和艰难构成，生存也该有快乐与幸福。《活着》展示了太多的不幸，被忽视的，也是生活的本身。

（二）被抽去的是什么？看余华的小说，总觉得其中抽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的语言变成了单纯的线条，平板、单薄、脆弱，就像是自来水管限制住了水，不再是泉水或者溪流那么充满自身的活力。他不能给读者以现实和丰富的感受，他不能把那些真正生活过的人的感受和经历写在纸上，写到你的心里去，如山泉或溪流那样自然生动。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在小说中抽去了什么。后来看了他另外两本书——《高潮》和《内心之死》，终于找到了一些自以为是的答案。在其他的几篇文章中，比如《博尔赫斯的现实》、《威廉·福克纳》、《胡安·鲁尔福》中，我看到了他们类似的影子，这里不是说余华在模仿，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他截取了生活中原本应该丢弃的东西做了小说的骨干和脉络。而不是像博尔赫斯或者福克纳努力表述的那样，充满了对人类本身的关注和爱，比如博尔赫斯的《刀疤》和《沙书》，比如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中所表达的“他们在苦熬”的叹息就是很好的例证。福克纳还说：“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惟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