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舞歌诗》与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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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吴贤哲(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
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了。
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
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
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汉代;四言诗;赓续;转化中图分类号:I 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12—0147—06收稿日期:2004-04-28作者简介:吴贤哲,男,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四言诗体是中国先秦时代的主要诗歌形式,四言体诗,集中地保存在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它对于原始型的二言体歌谣来说,是一次诗体大解放,从而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诗经》中的一大批优秀诗篇,不仅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其多种表现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技巧,都一直是古代诗人学习的典范。
但随着社会现实生活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四言体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其二拍式的短促形式,使单音词和双音词在诗句中不易搭配,因此往往需要较多的诗句才能表达一个意思。
由于四言体过于呆板的形式,不能很好地表现日益发展、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因此,自《诗经》以后,四言诗便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诗坛一直比较沉寂,直到战国中期出现了冲破四言束缚的新诗体———楚辞,才又重振了中国的诗坛,出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到了汉代,由于儒学的发展和取得独尊的地位,《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儒家经生的诠释下,《诗经》被图解为政治教科书,并形成一套儒家诗教体系,人们冶《诗》、说《诗》都不得越过诗教的樊篱。
礼乐传承的历史演变中国的礼乐传承源远流长,其历史演变几经波折,却在传承中依旧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
从商周时期的祭祀礼仪开始,到秦汉时期的乐舞文化,再到唐宋时期的士人雅集,以及近现代的合唱音乐等等,中国的礼乐传承始终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
一、商周的祭祀礼仪中国的礼乐传承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礼仪。
商周时期的祭祀礼仪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主要是为神灵祭祀而设。
在每个春秋两季之交,国君都要亲自领导隆重的祭祀仪式,包括祭祀天地神明、祖先和其它神祇等等。
同时,贵族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举行宴席、玩乐等活动提升自己的名望。
二、秦汉的乐舞文化秦汉时期的乐舞文化是中国礼乐传承的重要阶段。
秦汉时期,古代音乐艺术达到了一个顶峰。
当时的音乐作品丰富多彩,各种乐器也开始不断涌现。
古代舞蹈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各地的舞蹈风格各异,而且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
三、唐宋的士人雅集唐宋时期的士人雅集是中国礼乐传承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当时,中国的文人雅士都很注重修养和修身,他们会在休闲时间自发地聚会,谈论诗词、音乐、绘画和其他艺术形式等等。
这些士人雅集不仅成为了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礼乐传承的重要阶段。
四、近现代的合唱音乐近现代的合唱音乐是中国礼乐传承的最新阶段。
合唱音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最初是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
这种音乐形式承载着很多人的情感,能够传递出很强的感染力。
近年来,中国的合唱音乐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甚至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喜爱。
中国的礼乐传承是一个非常广阔和复杂的话题,其中涉及到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艺术形式,无法在短篇文章中一一详尽地探讨。
但是,它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它都是极其珍贵和有价值的。
前言一、研究汉代乐舞的意义乐舞是一种社会存在,具有社会特征,折射社会风貌。
当“乐”和“礼”结合,互为表里。
一个时代的礼乐体系直接折射出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
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都可以通过乐舞来反映。
1、乐舞是国家礼乐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从很早开始中国的乐舞就和“礼”这个抽象的概念结合。
在殷商时期礼乐一体,礼即是乐,乐即是礼1。
在祭祀活动中,乐舞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一种进献、取悦神灵的礼物2。
在礼仪活动中,乐舞是礼义的传达者,礼乐教化的载体。
汉王朝全面实践了构筑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
就国家礼乐而言,乐舞是国家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成分。
乐舞与祭祀、礼仪程序是典仪活动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祭祀和礼仪程序要通过乐舞展开。
因此,汉代国家典仪用乐研究有利于研究国家祭祀、礼仪程序。
乐舞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体现。
汉惠帝命令叔孙通立宗庙礼仪,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3。
汉武帝建设国家郊祀体系,“作十九章之歌”4。
王莽元始改制,改革国家郊祀祭祀方式和用乐制度,“《周官》天墬之祀,乐有别有合。
”5将祭祀用乐一分为二。
东汉时期,国家礼乐制度建设开始于光武帝。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
”光武帝初创了郊庙乐器。
汉明帝、汉章帝时期制定宗庙用乐6。
另外汉章帝还整理了食举乐体系7。
纵观两汉,国家礼仪制度建设重要内容之一是礼乐建设。
因此,乐舞可以反映出国家礼仪制度的变迁。
乐舞体现国家礼乐思想。
汉代在周礼和秦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乐体系逐步体现出皇权至上的思想。
汉高祖、汉惠帝时代建立了以“孝”为主的社会道德准则;汉武帝时代建立起以泰一为至高神的社1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9页;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乐舞百戏”形象,是两汉墓葬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它在墓葬之中,不仅有二维的呈现,即表现在壁画、画像石等专门的图像载体上;更有三维的呈现,即以陶俑或器物堆塑的形式加以表达。
这一形象出现的频率之高,加之表现方式多样,或许暗示着,它在墓葬这一丧葬空间中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特定含义的固定化角色。
本文拟将墓葬中二维和三维的“乐舞百戏”形象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探寻其在墓葬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进而对其所反映的汉代墓葬的功能和社会问题作一管窥。
一、乐舞百戏的现实功能1.乐舞百戏的现场性功能:愉神和愉人若要探寻“乐舞百戏”形象在汉代墓葬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必须了解真实的乐舞百戏在汉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
汉代是乐舞百戏高度发达的时期。
张衡《舞赋》云:“且夫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化如凯风,泽譬时雨,移风易俗,混一齐楚,以祀则神祇来格,以飨则宾主乐胥。
方之于此,孰者为优。
”[1]《盐铁论·散不足》对汉代社会乐舞百戏的看法表达得更为直接:“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俱儛像。
……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2]这两段文字,道出了现实乐舞百戏所具备的愉悦功能,并且也描述了这种愉悦功能的双重性:“一是用于祭祀,祈求福祥,神灵保佑,功能是愉神;二是用于宴飨,为宾主助兴,延年益寿,功能是愉人。
”[3]78这是现实中乐舞百戏的现场性功能,也是它直接体现出来的功能。
2.乐舞百戏的社会性功能:基层社会凝聚和自治的手段关于乐舞百戏的双重愉悦功能,学界已有较多讨论,基本达成了共识[4]。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乐舞百戏何以会在汉代社会如此流行?乐舞百戏活动的组织者,究竟是单纯出于让现场观众或所祭祀神明“愉悦”的考虑,还是另有其他现实性、社会性的意图存在?关于乐舞百戏的社会意义,《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收录的司法文书中,有一则《识劫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根据此案记述,县廷之所以上奏请示,原因之一是在审理中无法判定的身份:最初为大夫沛家的女奴,沛在其原配之妻去世后免为庶人,并通报宗人、里人以为妻,但他却没有向管理户籍的乡里长官通报,因此在户籍中仍注记为“免妾”(庶人)。
《诗经·周颂》大武歌诗论辨摘要:《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从时间和地域两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历史根据。
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歌诗奠定了《周颂》的叙事传统,同时也为早期庙堂歌舞的体制提供了范型,以四节为基本单位,和《诗经》的四句成章遵循同一结构模式。
关键词:《诗经·周颂》;大武歌诗;叙事纪实;歌舞形态Abstract: Extolment of Zhou in The Book of Songs contains six poems of Mighty Valor Movement. These poems, realistic and successive in narration,related to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early Zhou Dynasty, the historical grounds of which can all be identified in time and space. The six poems have respective forms of sing and dancing , beginning with prelude and ending with finale with the four middle .stanzas as the main part. The Song of Mighty Valor Movement set up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for the Extolment of Zhou and a model for the style of temple songs and dances.Key Words: Extolment of Zhou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 Song of Mighty Valor Movement; narrative on-the-spot report; form of songs and dances大武是周代重要的乐舞,在天子大祭祀、天子视学养老,两君相见等高级别礼仪中进行表演。
论帝王与贵族女子类汉歌的思想内容摘要帝王与贵族女子类汉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对汉王朝国势的歌颂和赞美,对自身命运的深痛悲慨,对人生无常和离愁别绪的慨叹,也表现了王室内部斗争的残酷。
关键词:帝王与贵族女子类汉歌思想内容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汉代诗歌的命名自有一定的特点,最常见的就是“歌”。
《汉书·艺文志》所辑录的也名为“歌诗”,而不直呼为“诗”,现存两汉大部分有主名的诗篇,也多以“歌”名篇,可以即席演唱。
无论是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汉武帝的《瓠子歌》,还是张衡的《同声歌》,都是如此。
本选题的研究对象“汉歌”不是指现已更名为“短歌”的“五七五七七”格式的诗歌形式,而是专指汉代诗歌中题目里含有“歌”字的诗歌,也相当于狭义上的汉代歌诗。
汉歌主要包括在汉代楚声歌、徒歌、乐府诗当中,分类有很多种。
本文从产生作家群体上进行分类,分为帝王与贵族女子类、臣僚文人类和无作者名的民间类三类;主要讨论帝王与贵族女子类汉歌的思想内容。
此类汉歌集体和个人诗作共有以下46篇:文所界定的汉歌中的帝王和贵族女子类特指汉代帝王、同姓诸侯王以及帝王、诸侯王之后妃、公主等人的诗作。
大致范围如下(按用途划分):1、个体抒怀之作,包括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汉高祖戚夫人的《舂歌》;赵王刘友的《幽歌》;城阳王刘章的《耕田歌》;汉武帝刘彻的《瓠子歌》、《天马歌》二首、《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淮南王刘安的《八公操》;汉昭帝刘弗陵的《黄鹄歌》;燕王刘旦的《歌》;燕王刘旦华容夫人的《歌》;广川王刘去的《歌》二首;广陵王刘胥的《歌》;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汉成帝班婕妤的《怨歌行》;后汉灵帝刘宏的《招商歌》;后汉少帝刘辩的《悲歌》;唐姬的《起舞歌》。
楚霸王项羽的《歌》、《和项王歌》;白狼王唐的《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东平王刘仓的《武德舞歌诗》。
2、祭祀乐章,包括汉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2022年小学音乐教师考试试题3一.选择题11.低音谱号的中心位置应在()。
A.第四线上B.第三线上C.第二线上D.第一线上【答案】A【解析】低音谱号又称F谱号,因其中心位置在五线谱的第四线F音的位置2.下列作品中,不是德国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的是()。
A.《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B.《马捷帕》C.《英雄生涯》D.《唐璜》【答案】B【解析】交响诗《马捷帕》是李斯特的作品3.中世纪综合性的世俗音乐中有代表性的可首推()。
A.神秘剧B.奇迹剧C.礼仪剧D.喜歌剧【答案】C【解析】题目要求选出中世纪世俗音乐的代表,C项礼仪剧包含AB两项,D项为巴洛克时期法国流行的喜歌剧。
故选C4.《阿诗玛》是长期流传于()人民之间的故事。
A.云南彝族B.云南纳西族C.广西壮族D.东北满族【答案】A【解析】《阿诗玛》是流传在云南彝族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它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5.琵琶曲《楚汉》的最早演奏者是()。
A.成玉B.汤应曾C.青主D.李云迪【答案】B【解析】汤应曾,邳州人,外号“汤琵琶”,明朝万历年后的北方著名琵琶演奏家。
汤应曾早年随军在嘉峪、张掖、酒泉等地,熟悉军旅生涯,弹奏《楚汉》(即《十面埋伏》)时表现非常深刻。
6.我国古代的音乐机构“乐府”是从()成为专门的音乐机构。
A.夏B.周C.秦D.汉【答案】D【解析】乐府是秦代开始创建,但真正成为专门的音乐机构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7.《诗经》中属于民间音乐部分的是()。
A.赞B.风C.雅D.颂【答案】B【解析】《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15个国家的民歌,“雅”一般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多为古老的祭歌和舞曲8.d小调终止四六和弦的低音是()。
A.d音B.c音C.f音D.a音【答案】D【解析】一般终止四六和弦都是指此调式的I级和弦,它的五音就是终止四六和弦的低音。
d小调的I级和弦是d、f、a,它的五音是a,所以d小调终止四六和弦的低音是a9.()不是戏剧四个要素之一。
舞曲歌辞研究本文以《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为研究对象,采取“历史还原”的思维方式,结合音乐学、舞蹈学、音乐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舞曲歌辞的综合性研究。
第一章“《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收录情况考论”,是对舞歌作品的文献考察。
首先考述了历代文献中有关上古至唐五代以来舞歌作品的著录情形。
其次,对《乐府诗集》的舞歌著录情形、著录特点进行分析,探明“舞曲歌辞”的立目原因。
最后,对《乐府诗集·舞曲歌辞》进行订补,使其对舞歌的著录更趋完备。
第二章“《武德舞歌诗》与汉代祭仪文化”,重在对雅舞及雅舞歌的祭仪文化内涵进行发掘。
文章首先确定了《后汉武德舞歌诗》是合登歌、舞歌于一体的祭仪乐歌的身份,进而对《武德舞》及《武德舞歌诗》的创制、实施、沿用情形进行考察,从中揭示出汉代祭仪文化的传承、演变特点。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舞乐、舞歌的雅、杂互渗”。
对《巴渝舞》、《鞞舞》、《拂舞》及其舞歌进行个案研究,从舞乐的创制实施、体制结构、渊源流变等方面,审视此期舞乐、舞歌中的雅、杂互渗现象。
第四章“清乐舞曲在唐代的流传及影响”。
对唐代宫廷《清乐伎》中清乐舞曲的留存情形进行考索。
之后,选取《白纻舞》、《前溪舞》为清乐舞曲个案研究代表,藉之考察了清乐舞曲在唐代的流变及唐人旧题清乐舞歌创作情况。
第五章“唐代著名舞曲及其舞歌杂考”,通过对唐代盛兴的《垂手》、《绿腰》、《柘枝》、《剑器》等著名舞乐的个案考察,展示舞乐曲调风格、主题思想、表演体制等对唐人舞歌及非舞歌创作产生的多方影响,揭示唐代舞乐、舞歌对“盛唐之音”的出现所起的促动作用。
本文依据舞曲歌辞的时代特征,大致依照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三个时段进行研究。
每一时段选取极具代表性的舞乐、舞歌作品,结合舞乐表演进行个案考察。
既可纵向观其历史迁变,也可横向察其时代特性。
古代“乐府”内涵的变迁孙尚勇乐府这一名词的内涵,似不必说。
它是音乐机构名,又是乐府机构演奏之作品名,又是作家拟作之作品名,后又用作词、曲的别名。
但其内涵变迁的过程却并非人人所习知。
《日知录》卷一八所云“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被认为是乐府这一指称音乐机构的概念向文学内涵发展的第一步。
但这一看法与历史事实不合。
一、乐府之由机构向诗之的转移乐府机构所采之诗,在汉代并不称作“乐府”,而名“歌诗”。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晋宋甚至更晚的时期。
《汉书·艺文志》所录乐府机构所掌管、采集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一律都以歌诗为名。
据《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引《东观书》,东平王刘苍所献光武庙登歌题曰《武德舞歌诗》。
《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曰:“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又制《云台十二门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晋书•乐志上》:“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
”《晋书·乐志下》:“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
”《宋书·乐志一》:“(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
”以上资料表明,从汉到晋宋时期,人们一直习惯以“歌诗”、“歌”、“哥诗”来指称用于官方礼仪演奏的作品,而没有以“乐府”指称这些作品。
据现有史料,以乐府名文人所作诗歌之年代大约始于西晋末。
据《晋书·刘聪载记》,太熙元年(290)至元康元年(291)前后,九岁左右的晋怀帝曾创作“乐府歌”。
此“乐府歌”,并非乐府机构所采或所奏之诗,而是一般文人依乐府题所创作之作品,此当为乐府内涵扩大的第一步。
据《宋书·自序》沈林子著有“乐府”、《南齐书·乐志》“陈思王乐府《宴乐篇》”等记载,知南朝宋齐时径以后人拟乐府之作名乐府。
顾炎武所说“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大约发生此时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