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农民关键在于权利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关于苏联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国外学界有一个倾向性的认识，即苏联社会变革属于20世纪后期波及南欧、拉美、东亚等后现代化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模式来转型。

但是，苏联社会转型的过程及原因要比前面的国家或地区复杂得多。

国内学界对苏联剧变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剧变之初，政策界、学界主要从如何防止演变及总结执政教训等着眼，后来认识到苏联社会变迁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有其发生和演变的机理，研究角度逐渐向综合学科和多维视野过渡。

本文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阐述苏联社会转型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而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再现苏联社会转型与东亚、拉美等国转型的内在关联性及外在相似性，试图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把苏联社会转型的独特之路展现出来。

一、苏联社会转型的原因、观点及方法关于苏联剧变的认识，西方的主流解释大致有二：一是苏联经济体制缺乏生机，计划经济效率不高，唯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行的。

[1]（p.496）二是进行自由化改革，给了人们打破旧体制的机会。

下层群众通过选举、游行等行动和平瓦解了现行体制。

[2]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入苏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苏联体制在不可避免地崩溃，而精英们别无选择，只能引导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3]（pp.7、37）此论点颇得俄罗斯学者的认同。

西方学者对苏联垮台的解释多少带有西方模式色彩以及向西方民主转型的理论预设。

国内学界在苏联垮台问题上更是见仁见智，诸如“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停滞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等有十多种。

[4]其中“和平演变说”比较流行。

经济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渐进转型”和“激进转型”方面，激进式改革又与私有化的改革路线，渐进式改革又与社会主义道路联系起来。

[5]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联系。

[6]还有人指出经济转型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不能以中国的所谓“渐进”转型业绩去论证俄罗斯“激进”转型的失败，对转型成效的认定要考虑多重因素。

迈向强国家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状、问题与未来◎桂　华内容提要　强大的综合国力构成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

基层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与国家治理针对整体社会不同，基层治理重点回应群众需求和基层社会秩序。

在治理体系建设中，基层治理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妥善处理国家治理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关系。

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能力增强、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技术治理手段的运用，我国乡村治理进入强国家阶段。

农村基层治理程度越来越大地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整体范畴中，乡村治理过程因此而发生改变。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激活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将国家能力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相互强化，避免国家治理消解基层治理。

All Rights Reserved.关键词　强国家时代　国家治理　基层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２２－０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王绍光等学者将“国家能力”概念介绍到国内，并用于对我国政治问题的研究。

①国家治理状况取决于基础性国家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以经济发展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２０１７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３３．５倍，年均增长９ ５％，平均每８年翻一番”，②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强大的综合国力构成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

将国力增强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关键在于提高基础性国家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王绍光概括了衡量国家基础性能力的八个指标，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③重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中央统一各项权力，地方政府在上级授权下完成行政职能，最基层实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国家能力提升自上而下地推动整个治理体系转型。

农民主体地位的法律思考摘要：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

法律确立和保障农民主体地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必要保证；同时，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

在现代法治进程中，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就要使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在法律范围内得到确认；使农民主体地位和农民权益在重构的法律体系内得到保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使“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法律范围内得以体现和提升。

关键词：农民主体地位法律思考马克思所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1]。

任何时候农业都是基础，尤其是在农村人口占了2/3的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突出。

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最终得通过农民主体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以及责任的承担来实现，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三农”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

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激发农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公，实现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法律确立和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必要性1、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法治国家中，必然要求在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框架内，对权利和义务合理分配，以体现公平、正义、效益的原则，确立法律关系的主体，明确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激励主体的行为，使主体的权益、行为意愿、存在形式以及社会效应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明确和突出农民主体，可以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础上使新农村建设获得内在的发展动力。

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社会地位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农民则是社会的基础和中坚力量。

本文将从农业生产技术、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业对国家的贡献等方面来探讨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的社会地位。

首先，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发展。

在古代，人们根据气候、土壤和水利条件等进行科学地选择农作物的种植，掌握了种植时节、施肥和收割等技术方法。

例如，在黄河流域，人们利用灌溉系统使土地保持湿润，增加了地面的肥沃程度；在南方的水稻种植地带，人们采用了深耕和春秋两季种植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产量。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并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其次，农业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要。

由于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支柱，农民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生产者和劳动阶级的代表。

农民的劳动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因此古代中国的政府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保障农民的利益。

比如，政府制定税收政策时，对农民的税负相对较轻，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和发展。

此外，农民在农田的使用权和土地租赁等方面也受到法律保护。

这些政策使得农民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被尊重和重视。

第三，农业对古代中国国家的贡献不可忽视。

农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来源和物资基础。

农业的繁荣可以带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军队的补给和物质保障，推动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因此，古代中国的君主们非常重视农业，往往将农业生产列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

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农民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为整个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民劳动的重要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农村地区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和国家繁荣的源泉。

然而，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存在一些问题。

国家权力的来源与界限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权力来自某一阶级的人民。

孟德斯鸠曾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天赋人权，国家和社会首先是由人这一个体组成的，人具有各自的追求幸福的权力和独立的人格。

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体意识，个体的意识组成了整个社会的意识，个体的意志决定了社会的意志。

然而个体的丰富内涵中又与其他个体具有种种相似性，于是这种相似性使他们形成来了阶级。

人这样的个体总是需要通过各种行为获取利益的，于是共同的阶级便会有大致相似的利益，那么不同的阶级之间必然有利益的冲突。

例如，从远古开始就有的奴隶与奴隶主的冲突，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冲突，近现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

纵观历史，这样的冲突往往是压迫与剥削和反抗压迫与反抗剥削的。

为了剥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受统治阶级进行压迫，因而也就形成了国家。

这样的国家的权力便来自于统治阶级的人民。

例如古代的皇帝与君主，如果他们失去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支持，他们同样会失去权力。

例如商纣，他的残暴行为不仅仅失去了民心，同样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们失望。

于是，周武王周文王这样的另一些奴隶主来推翻了他的统治。

这实质上并没有什么统治阶级变化，仍然是奴隶主剥削奴隶。

只是奴隶主这个统治阶级为自己的权力重新换了一个执行者，一个让他们满意的执行者。

因此可以看出来，国家的权力不是来自受统治的阶级，而是统治阶级的人民。

当然，我国古代国家的权力也有“天赋君权”的说法，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神仙。

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统治阶级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力量，利用当时科学观念的落后对受统治阶级进行愚民统治。

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天神的，只是人们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得不相信神。

然而统治阶级究竟信不信神仙，很难有人证明。

早在夏朝的时候就有君主要射天，但是后来的历朝历代君主都祭天祭神。

这是人思想观念落后了吗？我认为不是。

而是统治阶级对受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提高了。

所以，君主自己都不相信的神怎么可能会赋给他们权力。

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孙立平作为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目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疑问的提出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完成的国家任务），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式。

国家制度的改革正在使过去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特征逐步消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淘汰了过去的集体经济，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

——国家在农村的弱化和衰败，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和瘫痪。

（３４４）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

任务：定购粮的整合艘、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

（３４５）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在农村任务的改变。

与城市生活相比，农村中社会生活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

（346）？“魔术”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描述与分析两个方面。

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

（故事文本）３４９相较于结构功能分析、冲突理论最基本点：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

前提，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

以社会互动为视角：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体现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超越。

事件之间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者随机的联系。

与一般历史分析不同。

静态的，变化不是过程。

情节是由跳动而停顿的画面编织出来的。

三、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目标的选定。

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

工作方式：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

意味着一种正式的国家权力因素与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因素的遭遇。

３５３在通常的情况下，某些结构和组织只是作为一种无为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只是存在着，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填空：1.__社会和谐__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2.就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看，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内涵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发展，二是__社会公平和谐____。

3._坚持以人为本___，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4.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把___发展____放在首位。

5.增进党内团结和谐，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完善____民主集中制_____。

6.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参加雅加达峰会时提出___和谐世界___理念，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崭新外交理念。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____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___。

8. ___人民当家作主; __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鲜明、最本质的特点。

9.坚持____改革开放___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动力。

10.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____党; _____。

11.__________是民生之本和安国之策。

12. 优先发展教育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__________，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13.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培育__________。

14. ___创新___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15.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___依靠群众______是关键。

1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__基层____。

17.“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是在__十六大___报告中提出的。

单选：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规范收入分配，调节收入差距，调节收人差距的目的在于__A___。

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农民工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然而，由于现行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了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加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社会治理，并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社会治理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旨在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在农民工问题中，政府部门应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劳动合同的执行。

同时，应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

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监督作用，帮助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援助和职业咨询等服务。

公民个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如关注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志愿者工作等。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促进农民工问题的有效治理。

其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法律法规的完善、政府的权力运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

针对农民工问题，国家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明确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加大对违法用工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打击力度。

政府应加强监管和管理，确保农民工工资的及时支付和合理待遇的提供。

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职业指导，推动农民工就业的转型升级。

此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社会公德，有助于改变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从而缓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

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首先，要注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支付方面提供必要的市场竞争，增加供给侧改革的力度。

其次，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信息化管理，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农民工的政策指导和信息发布。

同时，要加强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推动农民工问题的曝光和解决。

国家政权建设权利的文化网络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经纪：1保护型，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害，乡村共同体2、赢利型，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国家政权的扩张应提高效益，否侧会出现内卷化。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时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村庙是赏善惩恶的最高权威，这也是世俗组织借助于宗教势力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乡村，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

掌权人往往出自富裕之家，富有几乎成为掌权人的先决条件。

但是，作为一个保护人，除富有之外，他必须担当起下列某种社会责任：像乡村郎中那样治病救人、向村中宗教活动捐款、调解争端、介绍村民与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联系等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它成为村政的中心，而且创造出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属于哪个村庄对农民来讲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村民关系的变化并影响到村际关系。

）并探讨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摊款和农村（新式保护性政权首要的任务村内人村庄成为征税和被征税的对象临时摊派，没有客观标准（固定村界的首要目的是稳定国家收入，“村有定地”不仅便利于征收摊款（不论以何种方式）的短期目标，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权力的长远规划。

向村界内所有耕地征税可以减轻户口众多而比较贫穷村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不顾一村承受能力而摊款所引起的矛盾。

看青苗会，村界于乡村社区村内互相监视乡村内聚性本质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家长代表由自农耕成员组成的村庄，对新成员要求高，而且有较强的村组织具有紧密关系的乡村共同体（长期以来，对乡村社区的定义五花八门。

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访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民权利研究》作者张英洪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为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事实上，虽然近些年来农民权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社会保障权利、医疗保险权利等都覆盖了广大的农民，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财产权利的剥夺和侵犯已经成为目前农民权利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造成的自焚事件、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没有对农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不可能有农民的尊严和幸福生活。

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就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专访了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农民权利问题的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集结出版了你多年来对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成果——《农民权利研究》，你为什么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农民权利问题之上？张英洪：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农民权利研究》一共四本书，第一本是《给农民宪法关怀》，第二本是《农民权利论》，我把农民问题和国际人权公约结合起来，从国际人权公约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第三本是《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第四本是《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是我运用以前的研究基础和框架做的农民权利政策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在中国，农民是占总人口比例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最大的群体。

我出生在湘西农村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农民的底层生活和权利的受侵害使我感同身受。

但仅仅有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义愤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提升，没有基本人权观念的确立，简单地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义愤，极易导向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

我在农村生活和工作时，看到侵害农民权利的事很多。

论民众政治参与与国家决策模式间的矛盾及对策关于《论民众政治参与与国家决策模式间的矛盾及对策》，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我国现行的国家决策模式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它和民众政治参与欲望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

要克服这种矛盾，消除其带来的潜在的政治不稳定性，根本的措施在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现行的体制内民众政治参与的机制，尤其是健全和完善在现行体制内民众政治参与最基本最主要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大制度(1)能够切切实实地代表民众的意愿；(2)能够代表民意对国家决策过程施加实质性的影响。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政治参与，决策模式；矛盾；健全；人大制度[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07]05－0014－06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我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也由被动式的参与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参与的色彩，由此带来国家决策模式与民众政治参与欲望间的矛盾渐趋明显，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给我国社会政治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民众政治参与欲望与国家决策模式间出现了不均衡性和矛盾当代中国的决策模式，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决策模式，“决策过程基本取决于权力精英的作用，……在中国决策过程中，权力精英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对决策的影响很小，这样决策过程就基本不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而只表现为在共产党的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及其群体的政治互动。

应该说这种决策模式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它与当时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均衡性，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民众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总体来说是持顺从者的观念，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

”“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则始终抱着被动的态度”，他们缺乏自主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的内在动力。

145摘要：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面临的众多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建国以来我们长期忽视农民的主体性，从而造成占国家人口60%-70%的农民长期处在贫困和落后状态，进而造成影响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内需不足、政治体制改革迟滞、社会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频发等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必须从三农问题上着手。

关键词：农民的主体性；现代化中图分类号：S-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8-0145-01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60%多的国家来说，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从政治、制度角度来说，无疑都与农民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紧密联系。

然而，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对农民保守性落后性的评价以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从建国以来至今，各代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都是站在以城市发展和工业化为中心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仍然停留在"无农不稳"的认识水平上。

这种认识导致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长期以来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水平上，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也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在面上失衡，而且缺少稳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讲，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

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历史也充分证明，凡是农民的主体性发挥好时期，国家的经济建设就比较健康，凡是农民的主体性遭到忽视的时期，国家的经济建设就会发生问题。

建国以后有两个时期，农民的主体性得到较充分的发挥，也创造了显著的成绩。

一是建国初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面推动土地改革，提高农民政治水平，建立农村基层政权，中共中央对农民的主体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各级农民协会，即农民代表大会及其所选举的委员会，作为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的直接指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