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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十大法治热点案例2023年，随着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发展，法治热点案例的性质和范围也发生了新的演变。
这些案件不仅体现了法律实践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深切关注。
本文将对2023年度十大法治热点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探讨这些案件在法律、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重要意义。
一、北京车祸“滴滴打车”司机伤亡责任案2023年，北京市发生了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车祸案件。
一名“滴滴打车”平台司机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乘客重伤。
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机的责任认定、平台的管理义务以及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
法院对本案的判决不仅涉及到交通事故的具体责任分配，还关系到平台经济下司机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
此案引发了对网约车行业安全责任的广泛讨论，对平台企业的责任界定和监管措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江苏徐州“铁链女”案件2023年，江苏徐州的一起“铁链女”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一名女性被发现被铁链锁在简陋的环境中，案件揭示了人权保障、家庭暴力和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此案的调查不仅涉及到对受害者人身自由和安全的保护，还对相关部门在家庭暴力、人口贩卖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审视。
案件的处理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底层群体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推动了相关法律政策的改进。
三、陕西富平“魏某某”涉嫌贪腐案陕西富平“魏某某”涉嫌贪腐案件是2023年的一个重要法治案件。
魏某某作为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涉嫌严重职务犯罪，包括贪污、受贿等行为。
该案件不仅对个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审判，也反映了对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力度。
案件的审理结果为国家公务员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增强了公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四、山东聊城“刘某”环境污染案山东聊城的环境污染案件涉及到大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违反环保法规，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公众健康问题。
案件的审理不仅对污染行为进行了法律制裁，还对环保法规的执行情况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当事人涉嫌危险驾驶罪的案例分析案例：危险驾驶罪审讯事件2010年4月15日，李某驾驶一辆奔驰轿车在某市区重要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多人受伤和一人死亡。
根据事故现场勘察和目击证人的证言，李某在加塞插队的过程中高速行驶，在迅速切入左侧道时与行驶中的出租车发生碰撞，导致出租车失控撞上了人行道，造成多人受伤。
一名行人不幸被撞倒，并在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
案发后，警方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并通过对李某的血液化验发现其体内含有大量的酒精含量，超过了国家法定的醉酒驾驶标准。
警方将李某移交给法院，以危险驾驶罪立案起诉。
2010年6月18日，该案在某市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方指控李某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严重威胁了公共安全。
他们通过现场勘察、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证明李某在酒后驾驶的情况下违反交通规则，超速行驶、加塞插队，并最终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法庭上，目击证人们逐一作证，证明了李某的危险驾驶行为。
一位行人表示，当时他看见李某的轿车加速并试图插队，结果导致与出租车发生碰撞。
出租车司机证实了当时他行驶正常且没有超速，而李某突然冒然插队，使他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最终导致了事故。
而李某的辩护律师则试图辩解称，事故很可能是由于出租车司机的操作引起的，因为他在驾驶时不停变道。
但通过目击证人的证言与事故现场勘查，法庭认定李某的驾驶行为明显不当，并且其醉酒驾驶的行为更加加重了他对交通安全的威胁。
最终，法院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并判决他有期徒刑五年，并吊销其驾驶证五年。
此外，李某还需向事故受害者及家属共赔偿损失100万元。
律师点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危险驾驶罪案例，涉及到醉酒驾驶、超速行驶以及违规插队等多项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当事人，在公共道路上具有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李某在酒后驾驶情况下违反交通规则，行驶速度过快并插队导致交通事故，其行为明显危险且造成了一人死亡，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浅析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摘要]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入刑”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依法起诉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通过以刑罚手段严厉打击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举措，切实发挥了法律的教育惩戒作用，公民的守法意识明显增强，治理成效已初步显现，有效遏制醉酒等危险行为驾车多发、高发态势。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良性的社会价值观。
然而，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
文章结合所在的辖区办理危险驾驶罪案件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谈谈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建议，比如醉驾入刑的定罪标准、强制措施的适用，醉驾入刑的量刑、自首情节认定等。
[关键词]危险驾驶；特征；自首；建议一、危险驾驶罪的解析及危险驾驶案件的特征（一）、危险驾驶罪的解析《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危险驾驶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本罪为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本罪，将“飙车”“醉酒”两种行为定为犯罪。
（二）危险驾驶罪案件的特征自设立危险驾驶罪以来，笔者所在院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危险驾驶罪案件169件173人，其中有1件2人涉嫌危险驾驶罪，有3件3人是与肇事方涉嫌交通肇事罪并案起诉。
其特征表现为：1.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性别上：有172人是男性，有1人是女性；年龄上：18以下的有5件5人，19至30岁的有77件79人，31至40岁的有53件53人，41至50岁的有28件29人，50岁以上的有6件7人；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149件153人，高中以上的有20件20人，身份上：农民占绝对多数有152人，无业人员和个体工商者18人，教师2人。
2.犯罪行为特征。
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探讨【摘要】近年来，多起恶性危险驾驶类案件的涌现，激发了公众对”危险驾驶罪热烈讨论。
司法机关科学地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是推进准确司法适用的基本思路。
本文尝试将”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罪名进行区别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关于”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方面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法条竞合；司法适用自我国于2011年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以来，学界对该罪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学者们纷纷对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相关立法规定的涵义等进行了细致的法理分析与解读，大大深化了危险驾驶罪的理论研究。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众多醉酒驾驶人员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起诉和审判，刑法条文规定的粗疏简单、司法机关缺乏经验以及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法律应用标准等问题立即凸现出来，而机械地适用刑法规定将使司法面临困境。
虽然一些刑法学者及司法工作人员以积极的态度对此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探讨，对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问题阐发意见和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仍有不合理乃至片面之处，需要在理论上继续深入论证和分析。
一、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别与联系（一）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属于危险犯，即只要实施了符合相应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即可构成犯罪，这是二者的相同点。
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诸多的不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的情形是放火、投毒等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恶劣行为，此类行为一旦实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群的生命健康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危险驾驶罪虽然也会给社会公共安全和国家交通管理秩序造成现实的危险或威胁，但是其社会危害性较之放火、投毒、爆炸等危险行为而言，相对轻微，主观恶性小。
同时，危险驾驶行为中危害后果的发生并非必然事件，而是例外，危害后果的实际发生是特定危险驾驶行为发生时的外部环境和驾驶者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危险驾驶罪中的立法问题研究摘要：2011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标志危险驾驶行为入刑。
客观地讲，危险驾驶罪设立后，醉驾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有力有效维护了道路交通安全和道路交通秩序。
然而，危险驾驶行为入刑问题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的争议和讨论就始终未曾停歇，社会公众对此也是高度关注。
近几年，《刑法修正案（九）》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先后出台，对危险驾驶罪认定有关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但是关于危险驾驶行为入刑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争议仍然没有终结，司法实践中的关于该罪的认定难点也比比皆是。
对危险驾驶罪立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是透过个罪研究反思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有益尝试。
据此，本文立足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问题进行初步的系统研究，客观分析危险驾驶罪立法的历史、立法的不足，最后对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危险驾驶行为；醉酒驾驶；追逐竞驶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历史《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将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行为两种情形规定为危险驾驶罪，至此，我国刑法正式设立了危险驾驶罪。
从犯罪构成上看，我国刑法设定的危险驾驶罪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刑法修正案（八）》将本罪主体限定为驾驶人员。
二是《刑法修正案（八）》将本罪的犯罪情形限定为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两种。
三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条文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公共安全即为危险驾驶罪的同类客体。
而日本刑法典中，危险驾驶罪被置于伤害罪一章。
四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仅处罚具有抽象危险的醉驾和追逐竞驶，对于因危险驾驶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并没有单独另设罪名，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是我国刑法为危险驾驶罪设置了主刑仅为拘役刑的法定刑，附加刑为并处罚金，相比而言，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处罚较轻缓。
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对有关司法认定问题予以明确。
鉴于危险驾驶罪特别是醉酒驾车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2013 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如何认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醉驾的从重处罚情节、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罚金刑适用、公安机关办理醉驾调查取证、办案程序以及从宽处罚等问题予以明确。
论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以孙伟铭案为例摘要：妥善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实务界关注的问题。
孙伟铭醉驾案显示出了当前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坚守罪刑法定与满足民众法感情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的突出体现，即判决结果引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激烈冲突。
关键词：危险驾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冲突孙伟铭案①位列2009年十大标志性刑事案件，在中国法制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案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关注热点，在笔者看来不单在于该案涉及到的当事人行为，在认定此罪与彼罪、无期与死刑等问题上存在质疑，并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思考。
还在于本案最终作出的显然是在综合考量了刑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后做出的折衷判决，这是尤其不能忽视的。
本文藉由此法律模本出发，试图全面描述和展现凸显在本类案件中，刑法实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从西方经典的法学理论中汲取智慧的研究和思考方式，以期建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一、本案面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对撞在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时，司法机关在权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时会承受巨大的双重压力，往往不得不面对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与满足民众法感情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致陷入司法困境。
我们在研究孙伟铭案的法律效果上会发现，首先，司法机关在审判逻辑上就遭到评论人士质疑：“如果按此逻辑，一个人如果长期无证驾驶，一旦出现危害后果，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该案的矛盾之处可借由一位最高院的法官②的观点给予概括：“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刑罚轻重之悬殊，客观上埋下了一个司法危险，即以后果选择罪名，从而导致轻罪重罪化。
”③显然，当这种客观上的司法危险与主观上的附和舆论相结合时，司法危险很容易演化为个案不公。
与本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生于前的杭州胡斌飙车案④，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危险驾驶罪的研究与反思作者：关怀覃海燕来源：《理论观察》2018年第03期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及《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包括醉酒型、追逐竞驶型及超员超速型、危险化學品型4种类型。
两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施行标志着醉酒驾驶、追逐竞驶、超员超速、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4种行为纳入了刑法规制范围。
危险驾驶罪的扩大顺应了民意，在短期内起到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法条对危险驾驶罪的入罪及量刑标准规定模糊，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并且掩盖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过度刑法化；风险刑法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3 — 0115 — 04一、危险驾驶罪设立的背景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每年公路运输量增长30%左右。
同时，在道路交通运输上我国政府层出台大力发展小型汽车的政策，在此引导下，我国汽车业迅猛发展，201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达8千万辆，2013年中国汽车拥有量占全世界的2%左右，截止2015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79亿辆，2016年6月，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2.85亿辆，我国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
但是与之相配套的汽车维修及道路设施建设等没有跟上发展速度，以80年代为例，国家公路运输量增长19%，而公路建设仅增长3%，政府财政对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少，同时，我国交通设施规划主要针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公路及城市主干道，不发达城镇及农村交通安全缺乏保障，道路承载量差。
据公安部数据显示，仅2010年上半年全国一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99282起，造成27270人死亡，116982人受伤，其中酒后驾驶发生的交通事故3262起，造成重大的人身与财产损失。
一时间产生重大社会问题，为迅速解决问题，安抚民众，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管理成本，当前最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处理方法是刑法干预。
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近年来，交通事故频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
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危险驾驶罪。
然而，在我国的危险驾驶罪立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
在此，我想与冯军教授进行商榷，希望能够对危险驾驶罪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冯军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危险驾驶罪存在过于宽泛的定义。
他指出，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但该条款对危险驾驶的概念界定并不够明确。
事实上，危险驾驶指的是那些明显违反交通规则、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行为。
然而，《刑法》对于何种行为属于危险驾驶并没有具体细化，导致了该罪名的适用范围模糊不清。
在这方面，我持有与冯军教授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界定应该更为宽泛，以便更好地保护交通安全。
事实上，许多危害较小的交通违法行为并不适合适用危险驾驶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危险。
举个例子，一个驾驶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因为酒后驾车剐蹭了几辆车辆并逃逸，这种行为也应该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因此，我认为危险驾驶罪的定义并不需要过于具体，关键是要保持其宽泛性，以确保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
其次，冯军教授认为现行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不够严厉。
他指出，由于对初犯和违法程度不同的司机，往往只处以罚款和吊销驾驶证的处分，导致了对交通安全不负责的司机得以逃脱惩罚。
他认为，对于危险驾驶者，应该增加刑事处罚，以更好地威慑危险驾驶行为。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完全认同。
虽然我承认危险驾驶罪的刑事处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但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司机都归为不负责任的人。
事实上，大多数司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重视交通安全的。
因此，在对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调整时，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公正和平衡。
对于初犯和违法程度较轻的危险驾驶者，可以适当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如吊销驾驶证、罚款等；而对于违法程度较重、屡次违法的司机，可以考虑增加刑事处罚，以更好地惩罚其犯罪行为。
危险驾驶罪研析与思考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汽车普及率的逐年提高，危险驾驶行为已成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问题。
本文旨在深入研析危险驾驶罪的内涵、特点及其社会危害，并对当前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处罚及预防对策进行思考。
文章首先将对危险驾驶罪的定义、构成要件及法律适用进行概述，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
随后，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揭示危险驾驶罪的常见类型及其社会危害，进而探讨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提出完善危险驾驶罪认定、量刑及预防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构建更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危险驾驶罪，作为近年来我国刑法体系中新增设的罪名，其设立旨在打击和遏制日益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这里的“明知”不仅仅是对行为本身的认知，还包括对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有预见性。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故意通常通过驾驶人员的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现场监控等证据来认定。
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
这些行为都是对公共安全造成了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因此被法律所禁止。
危险驾驶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因为在危险驾驶罪的四种情形中，都是针对个人驾驶行为的，与单位的行为无关。
危险驾驶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由于危险驾驶行为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19年5月，某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小型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因驾驶员酒后驾驶导致失控，最终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造成车内4人死亡，2人受伤，车辆严重损毁。
事故发生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确认驾驶员刘某在事发前饮酒，且酒精含量远超法定标准。
二、案件事实1. 驾驶员刘某的基本情况：刘某，男，35岁，个体经营者。
事发当天，刘某与朋友聚餐后，饮酒量约2瓶啤酒。
餐后，刘某独自驾车回家，在行驶至高速公路时发生事故。
2. 事故经过：刘某酒后驾驶小型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因酒精作用导致车辆失控，最终撞上中央隔离带。
事故发生后，刘某立即报警，并配合警方调查。
3. 鉴定结论：经司法鉴定，刘某事发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06mg/100ml，远超我国法定醉酒驾驶标准（80mg/100ml）。
三、法律分析1. 危险驾驶罪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是指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2. 刘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本案中，刘某酒后驾驶机动车，且酒精含量远超法定标准，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3. 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本案中，刘某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4. 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刘某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死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判决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应予严惩。
同时，刘某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据此，法院依法判处刘某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同时，刘某还应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万元。
浅谈危险驾驶罪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作者：廖哲来源：《法制博览》2017年第10期摘要：《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对构成危险驾驶罪情形作出了明文规定，这对司法机关打击酒驾和超载超速行为有着深远意义，但在具体司法实践处理此类案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拟从笔者所在基层检察院为例，探讨如何规避这些问题，促进立法的完善。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酒驾；超载超速驾驶；问题；完善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7）29-0101-02作者简介：廖哲（1986-），女，土家族，中南民族大学，法律专业在职研究生，湖北省来凤县人民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助理。
2015年12月，《刑法修正案（九）》将校车超载和旅客运输超载或超速行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情形之一写入刑法。
届时，刑法规定四种情形可构成危险驾驶罪：（1）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2）醉酒驾驶机动车的；（3）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4）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其中第2、3种情形是基层司法实践较为常见的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在处理这两类案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找到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的对策。
一、司法实践中两类危险驾驶犯罪存在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醉酒驾驶和超速（超员）驾驶是两类比较常见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处理这两类危险驾驶犯罪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量刑方面存在量刑偏轻，量刑不均，情节考量不周全的问题1.醉酒驾驶行为构成的危险驾驶罪判决结果以缓刑为主，量刑偏轻。
以笔者所在基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为例，2015年（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受理的危险驾驶罪（其中17件为醉酒驾驶，2件为超载驾驶）为18件，约占2015年审查起诉受理案件总数的10%，笔者对该16件醉酒驾驶案例列表分析如下：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醉酒驾驶的量刑以缓刑为主，量刑普遍较轻。
危险驾驶撤案监督典型案例基本案情：20xx年x月xx日10时许，华某某（青海省果洛州某县某乡正科级干部）酒后驾驶小型轿车前往果洛州甘德县民族小学，车辆逆向行驶至国家电网公司交叉路口时，与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致两车受损。
公安机关认定华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经鉴定，华某某血液酒精含量为232.3毫克。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华某某认罪认罚，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华某某以其行为系紧急避险为由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提出抗诉后，二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依法改判华某某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因华某某系国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将华某某涉嫌犯罪的情况移送纪委监委，20xx年xx月，华某某被开除公职。
检察履职情况：果洛州甘德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后，华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
华某某反悔，提出上诉，检察机关经调查查明其所提供证据虚假，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鉴于华某某无正当理由上诉，是对原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否认和撤销，一审判决基于其认罪认罚作出的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基础已经丧失，适用认罪认罚的从轻判罚明显不当，遂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依法作出改判。
典型意义：危险驾驶罪系轻微犯罪，检察机关通常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被告人在认罪认罚后，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其他正当理由提出上诉，使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必将造成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正确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功能，引导被告人自觉尊重认罪认罚的具结和承诺，从根本上减少诉累，促进社会和谐，助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运行。
因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受到法律惩处的同时，还应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第1篇一、案件背景被告人张某，男，30岁，个体司机。
2019年5月，张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
张某驾驶一辆重型货车，在夜间行驶过程中，因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撞上路边护栏，造成车辆严重损坏，所幸无人员伤亡。
根据现场勘查和证人证言，公安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法律援助申请张某的家属在得知其被逮捕后，感到十分无助，遂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审查，张某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援助机构指派了一名专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在初审阶段，辩护律师首先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全面了解，收集了张某的驾驶资格证明、行车记录、现场勘查报告等相关证据。
随后，律师对张某进行了心理辅导，帮助其稳定情绪，配合调查。
2. 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积极与侦查机关沟通，要求侦查机关对张某进行心理鉴定，以评估其是否存在精神障碍。
同时，律师还向侦查机关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1）张某在事故发生时，由于疲劳驾驶导致注意力不集中，不属于故意为之。
（2）张某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停车并报警，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
（3）张某在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3. 审判阶段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针对张某的行为提出了以下几点辩护意见：（1）张某在事故发生时，由于疲劳驾驶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属于过失犯罪，不属于故意犯罪。
（2）张某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停车并报警，积极配合调查，具有悔罪表现。
（3）张某的犯罪情节较轻，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机关对辩护律师的意见提出了反驳，认为张某在事故发生前，已经连续驾驶数小时，存在明显的疲劳驾驶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
最终，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且具有悔罪表现，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四、法律援助效果通过法律援助，张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
对抽象危险须司法认定的思考——以“醉驾出罪”为例摘要：危险驾驶罪经十余年逐步成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办案数量最多的罪名，其中醉驾型案件数量更是每年居高不下，给法院审理增加巨大压力。
学界和实务界对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及醉驾入刑的争议持续不断，“醉驾出罪”的主张高呼不下，产生这一重大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危险驾驶罪抽象危险的认定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例，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刑事政策对于轻微型犯罪的附随后果的态度进行综合论证，提出对抽象危险需要进行司法认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思考。
关键词：抽象危险；司法认定；醉驾；附随后果1.“醉驾入刑”的现实状态关于“醉驾”的认定和判断在实务中似乎出现了意识的偏差，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陆续发布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相关的指导意见等，要求对被告人犯罪情节作出认定需要结合多方因素以及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对于醉酒的程度判断，例如已规定了要综合考虑机动车行驶速度、被告人的醉酒程度，结合路面实时状况等作出认定。
即使存在有以上类型规定，在具体办理危险驾驶罪案件时，仍有众多司法案件中仅依靠血液检测酒精含量浓度认定被告人的危险程度，即便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但是也是作出了有罪认定，由此带来的附随后果涉及面较广，在审理的案件中广泛存在着将例如短暂挪车等行为归入犯罪，要求行为人承担较重的刑罚的现象，这样一来将造成社会治理和刑法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相背离的状况。
1.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1.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是指行为本身就包括法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而被限制的情形，其具有发生的可能性，作为认定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根据。
传统刑法理论上的危险犯严格按照该罪行规范是否明确将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划分为具体的危险和抽象的危险，虽然二者都是因含有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而受到处罚的犯罪，但具体危险犯的危险要求达到具体现实化的程度，同时也将其危险结果状态明文规定成为构成要件；而抽象危险犯意在保护原有的安全条件和状态，也是在立法过程中基于对一般生活经验的思考提出的假设，在立法时以法律的形式预先设定了某种行为具有危险。
危险驾驶案件司法实践问题研究作者：张忠明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0年第07期摘要：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四种类型之一，自入罪以来呈多发、高发态势，在刑事案件占比中长期位列第一。
入刑初期，醉驾案件案发率确有大幅下降，交通事故有效减少，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明显好转。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对醉驾行为的一般预防功能已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危险驾驶罪入罪门槛低、打击范围大的问题日益凸显，不分情形一律严厉打击醉驾已不符合当前社会实际情况。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的背景下，结合危险驾驶罪特点充分行使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关键词：醉酒驾驶认罪认罚不起诉裁量权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首次出现，随后《刑法修正案（九）》根据形势变化扩充该罪行为，包括追逐竞驶、醉酒驾驶、严重超载或超速、运输危险化学品等四种类型，司法实践中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最为多发。
醉驾入刑是在当时恶性醉驾事故频发、公众反映强烈的背景下立法对社会管理需要的回应，但在当前醉驾行为减少、社会观念转变的情况下，结合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案件呈现的特点，是否应重构醉酒驾驶行为的入罪要件，适当提高入罪門槛需要深入探讨。
一、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案件呈现的特点（一）绝对数量大，居刑事案件之首以呼和浩特市检察机关为例，2015年至2019年共受理危险驾驶案件3512件，全部为醉酒驾驶类案件。
其中，2015年、2017年和2018年3年的案件数量较为稳定，每年的案件受理量在500件至530件之间，但2016年案件受理量突破800件，2019案件数量达1066件，分别占当年案件受理总数的25%和36%，居各类刑事案件之首。
而传统刑事案件如盗窃、抢劫、交通肇事等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均不足15%，且整体呈下降趋势。
危险驾驶案件并未呈现下降趋势，有的年份案件数量畸高，这是由于危险驾驶类案件的发案具有隐蔽性，通常需要通过侦查机关的查处或发生了交通事故才能被发现，这就导致案件量与查处力度之间关系密切，在查处较严格的年份发案多，查处不严的年份发案相对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