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生长
- 格式:doc
- 大小:93.00 KB
- 文档页数:5
明清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生长
[摘要]本文以明清东莞县城为例,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东莞县城的城外街区出现于明中后期,清中叶以后发展较快,至清末,城西、城北的城外街区已连成一体,占地规模比例之大堪称同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之典型;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是明清时期东莞县城城镇经济得以繁荣的自然基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促成了东莞县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东莞县城各个城门外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的差异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莞县城城外街区扩展的方向及其分布特征。
[关键词]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东莞县城;城外街区;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与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城镇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县域市镇大量崛起,促成了区域城镇体系和经济地理网络的嬗变;二是随着府城、县城城镇规模的扩大,其城镇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
城镇规模的扩大是城镇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城镇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也存在互动关系,但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规模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城垣范围的扩大和城内人口的增加,还表现在城外街区的扩展方面,在清中叶以后尤为明显,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仅广东省城(即广州城)的西关、东山等城外街区发展较快,而且如肇庆、东莞、顺德、新安、香山等一般府、县城的城外街区也有较为明显的扩展。
作为一个普通的县城,明清时期东莞县的城外街区扩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本文拟以明清东莞县城为例,尝试从历史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以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明清东莞县城城外街区的生长
明代初年,在宋元东莞县城的基础上增筑新城,规模有所扩大,为明清时期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修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的新城,在旧城的基础上主要在南、西两个方向上有较大的拓展,“包钵盂、道家二山于内……城周一千二百九十九丈”,城墙所围面积明显扩大。
明初新城的修筑,为明代前中期东莞城内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东莞县城内外先后出现了市桥市、西门市、东门市、北门市、北门墟、教场墟等多处商业墟市。
明代中期前后,东莞县城的西门外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居民区,北门附近的北门市及北门外的教场墟也开始出现居民区,东门外及东门市附近也存在着一些居民区。
进入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东莞县城外街区进一步扩大,尤以西门外最为明显,迎恩厢的出现即为明证。
据《东莞县志》(崇祯)记载,明末时东莞县城居民区被划分为三坊一厢,“一厢”即为迎恩厢。
明代后期东莞县城街巷共有43条,其中位于城内者34条,其余9条位于城外。
清初由于统一战争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曾一度受到严重破坏。
这一时期东莞城外街区的发展趋于停滞,直到康熙年间,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至明末水平。
据《东莞县志》(康熙)所载东莞县城街巷共有41条,其中城内街巷32条,城外街巷9条。
《东莞县志》(雍正)所载东莞县城街巷情况与《东莞县志》(康熙)相同。
清代前期东莞县城街巷分布与明代后期相比无太大变化,城外街巷数目占全城街巷的比例超过1/5,分布情况与明代后期大致一样。
经历康乾盛世近百年的发展,到清代中期的乾隆、嘉庆年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的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口的膨胀、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导致了作为县域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莞县城的迅猛发展,城外街区开始大量出现。
《东莞县志》(嘉庆)所载东莞县城街巷已达77条之多,其中已明确列出城内街巷43条,城外街巷34条。
经历了清代前期到清代中期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东莞城外街区街巷数目增加了近3倍。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殖,晚清时期东莞县城城外街巷增长迅速,城外街区的生长异常迅猛。
《东莞县志》(民国)所载东莞县城街巷达到了226条,其中城外街巷的数量更是达到了空前的129条。
这表明,至迟到清末宣统年间,东莞县城城外街区的规模已经明显超过城内(参见下图)。
经历了清中前期到清末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东莞城外街区街巷数目增加了2.79倍,其具体分布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发展重心由北门外转移至西门外更广阔的区域,且两片区域已经完全连成一片。
2 城外街区形成与扩展的影响因素
明清以来东莞县城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使东莞县城的城镇规模逐渐扩大,城镇外部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与此同时,东莞县城的内部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
随着城镇手工业、对外贸易、水运交通的发展,其经济、商业、交通等城市职能显著加强。
2.1 经济因素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
明中叶之后珠江三角洲农业趋向商品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专业区的形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到明代中期以后,东莞地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墟等商品交换的场所大量出现。
明代末期的崇祯年间,东莞县境内共有市10处,墟32处,其中东莞县城内外也先后出现了市桥市、教场墟等多处墟市。
清代初年的康熙年间,就有“牙香、片糖、白糖、莞席”等数十种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在东莞生产和贸易。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国外资本主义因素的进入,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
这一时期东莞的纺织业、制糖业、草织业、
烟花爆竹制造业及土特产贸易等诸多产业均比较发达,制糖业尤为发达。
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而商业贸易的繁荣造成了交通运输特别是水运的兴盛,东莞城外西北临江临河地区出现了多个客运、货运码头。
到清末宣统年间,已基本形成了以东莞为中心,以石龙、太平为副中心的东莞地区水运交通网络。
城外墟市、手工业区、仓储货运区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东莞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
2.2 人口因素
城外街区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城镇人口增加的直接表现,城镇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导致了大量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及其周边聚集。
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城镇人口的聚集和增长,人口的大量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以来,东莞县域人口的变化有所起伏,但整体呈现增长的趋势。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颁布“嗣后续生,永不加赋”的诏令后,人口急剧增加。
经历了清代中后期人口的大幅增长,到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东莞县域总人口已达一百余万。
人口的增长为城镇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据说晚清时期东莞烟花爆竹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在“邑中工作凡万余人”,这里的“邑中”不仅包括城内,而且包括城外。
由于城内土地有限,势必造成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出现。
明代中期以来东莞人口增长尤其是城外手工业人口和商业人口的聚集,正是城外街区形成与扩展的直接推动因素之一。
2.3 自然环境与交通因素
东莞县城位于东江、黄岭(今黄旗山)之间,背水面山,东江南支流经其西北,护城河环绕其东、南、西三面。
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既省去了沟防之劳役,又保证了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
东莞县城四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交通条件有一定的差异,这对城外街区的形成与分布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东莞县城城西门外和北门外是一片相对平整且直抵江边的开阔地带,河网密布,有天然河道南通城内、北通东江南支流,水陆交通均较为便利,交通区位优势最为突出,使该地区城外街区的生长在明清时期始终有着充裕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条件。
总之,东莞县城的城外街区出现于明代中后期,清中叶以后发展较快,直至清末,城西、城北的城外街区已连成一体,占地规模比例之大堪称同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之典型。
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是明清时期东莞县城城镇经济得以繁荣的自然基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促成了东莞县城外街区的形成与扩展,东莞县城各个城门外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的差异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莞县城城外街区扩展的方向及其分布特征。
参考文献:
[1](明)卢祥.(成化)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M].明天顺八年(1464)刻,清代印本.
[2](明)张二果,曾起萃,等.(崇祯)东莞县志[M].明崇祯十二年(1639)修,抄本.
[3](清)郭文炳,等.(康熙)东莞县志[M].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