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阴滋病”:历数公共卫生事件里的政府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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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摘要】1984年卫生部爆发传染病,2003年非典病毒引发的卫生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蔓延,这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深远。
1984年的传染病使人们警惕起病原体传播的方式,2003年非典病毒更是带来了全球的卫生危机,2020年新冠病毒更是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导致全球各国采取封锁措施。
这些事件都提醒着人们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加强预防和应对措施的必要性。
回顾这三起事件,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公共卫生系统的应急能力,保障人民的健康安全。
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回顾,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公共卫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重要性,也呼吁我们共同努力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卫生挑战。
【关键词】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1984年卫生部传染病爆发、2003年非典病毒、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公共卫生、危机、传染病、突发事件、回顾。
1. 引言1.1 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是指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发生的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警惕。
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回顾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在本文中,将重点回顾1984年卫生部爆发传染病、2003年非典病毒引发的卫生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蔓延这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深入剖析,可以揭示其中的原因和处理方式,为今后类似事件的预防和应对提供宝贵经验。
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是一次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公共卫生工作者和决策者的提醒,让他们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不断完善应对机制,保障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
2. 正文2.1 1984年卫生部爆发传染病1984年卫生部爆发传染病,是中国发生的一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当时,一种新型传染病在我国多个地区迅速蔓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恐慌。
从SARS到H7N9应对看我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进步与缺失作者:徐志奋来源:《科学与财富》2018年第15期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普遍关注公共卫生领域。
由于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潜伏性和破坏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做好准备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
2003年,我国爆发了SARS事件,对我国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十年之后的H7N9事件是继SARS 时间后在公共卫生领域爆发的又一突发情况,同时也为我国相关部门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带来了又一次的严峻挑战。
本文旨在对SARS实践和H7N9实践进行分析,并从中发现我国政府在十年间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上的进步与缺失,进而对我国在未来的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字:SARS;H7N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概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指的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共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失误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事件[1]”。
因此,在突发性事件法师的时候通常会显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事件的突发性。
突发性事件一般都是随机发生的,发生前没有任何的预兆,而且预测起来也较为困难。
第二,事件的全民性。
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危机的并不仅仅只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群体,甚至有可能波及到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三,时间的破坏性。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后,会迅速的波及到周边地区,并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最后,事件的国际性。
由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人员之间的流动越来越普遍,而一旦发生公共性卫生事件将会极有可能波及到全球。
我国2003年,广东省发现了第一例SARS病例,当时,SARS就立马被确定为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的严重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疫情。
2002年至2003年,SARS病例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2003年后持续蔓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久便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重要的损害,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SARS镜子里的中国公共卫生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里程碑。
SARS 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
十年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进步,但问题仍在曾光的办公室里至今仍摆放着一张十年前的照片。
照片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许多,挺拔的腰板,浓密的头发,正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央与人握手,显得意气风发。
在簇拥的人群中有卫生部时任常务副部长高强、科技部时任部长徐冠华,而与他握手的则是当时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
这是2003年SARS期间,我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拍摄的。
曾光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4月28日,那是SARS最猖獗的时候。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
SAPS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他提出的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十年后,再次谈起那场疫情,67岁的曾光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是一个里程碑。
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大的教训,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
小米加**的胜利在疫情爆发之初,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
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曾光回忆说,等到他们的声音真正被倾听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
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K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有一次,他为北京市的部分官员作了一个报告,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说后,专门又请他单独给自己讲了遍。
听完后,刘淇握着他的手说,曾教授,你要早给我讲十天,也许我们要少100个SARS 病人。
在报告中,曾光反复强调防治SARS并不难,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可以控制疫情。
SARS危机与治道变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
在这一治道变革背景条件下,自2002年秋冬之交开始开始,中国高层政治权力首次实现制度化交替,2003年春新一届政府正式执政,恰逢中国加入世贸一年之后的发展效应逐步放大,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到处充满了活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新一届政府踌躇满志,先制定各项工作的制度安排,然后开始针对性地逐项展开具体的工作。
但不曾想,就在这一过程中,突如其来的灾变出现了,在已经享受了20多年持续增长、刚刚开始过上比较富裕体面生活的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SARS)。
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致死率在3%-15%之间,50岁以上的死亡率达到50%。
此病最早在2002年11月在广东发生,然后在广东全省蔓延,并迅速传播到香港、台湾、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在内地则也很快传播。
北京2003年3月1日出现第一个病例,3月27日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4月7日北京市内部动员,4月11日北京正式总动员,4月12日国务院各个部委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做好防治SARS工作,4月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工作不力以及瞒报疫情而免职,而与此同时北京的疫情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全世界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4月23日,全国各地除了个别省份,都报告发现病例。
局部性的传染病终于成为全国性的传染病。
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摘要】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给全球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引发国际关注和恐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改变世界格局。
这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对全球健康卫生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疫情爆发暴露了全球卫生体系的脆弱性,也促使各国政府加强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三起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让人们对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提醒人们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突发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完善。
全球健康卫生系统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改革,以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全球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关键词】关键词: 非典疫情, 埃博拉疫情, 新冠肺炎, 公共卫生事件, 全球卫生系统, 影响1. 引言1.1 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引言:中外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顾是对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回顾和总结的过程。
这三起事件分别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爆发、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这些事件对全球健康卫生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各国加强疫情防控、强化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抵御疫情的蔓延。
非典疫情爆发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慌和关注,对中国以及其他受影响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埃博拉疫情暴发则暴露了一些国家在应对传染病疫情方面的薄弱之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惕。
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和人类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
通过回顾这三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加强预防意识和卫生教育,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
2. 正文2.1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是全球范围内一次严重的卫生事件。
这次疫情最初在中国广东省发现,随后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非典病毒属于冠状病毒家族,与SARS病毒有着相似的传播途径和症状。
浅析应如何政府做好危机公关——以2003年SARS事件中政府的应对表现为例一、事件回顾:2002年11月和12月广东河源、佛山、中山等地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其英文简称为SARS)病人。
2003年3月17日,来自10个国家的17个实验室依靠卫星通讯与互联网开始跨实验室和跨国界的合作,寻找新的病原体。
2003年3月香港、新加坡机场要求乘坐飞机的旅客登机前必须接受相关调查,并回答如下问题:你是否有以下症状--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难?是否曾经接触过染上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人?最近是否到过受非典型性肺炎影响的地区?2003年4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把"非典"定性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号召"全国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打好同'非典'作斗争的这场硬仗。
"2003年4月20日,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承,卫生部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此时,北京已确诊的"非典"患者达到339例,疑似病例402例。
2003年5月12日,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截至到5月19日,全国内地共有SARS病人5236例,共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SARS病例。
从疾病突发到万众一心抗击"非典",中国政府和人民正从多个领域、多个层次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努力和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举全国之力抗击"非典"。
国家的最高管理机构充分认识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
4月14日在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原则: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反应;完善监测体系,提高预警能力;改善基础条件,保障持续运行。
中国应对非典与汶川地震时的公关表现法学0901 施宇峰30909030 异:非典期间,政府遭遇了两个阶段的公关。
起初阶段,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是由个别媒体首先披露的,人们从政府的信息渠道却没能获取相关的信息。
因此,各种流言、谣言迅速传播,很快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恐慌与抢购风潮,并波及临近各省。
一些不法商贩乘机散布恐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政府面对疫情反应迟钝受到公众质疑,人们开始怀疑政府对待疫情的负责态度以及控制疫情的能力,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受到挑战,其维持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受到质疑。
一时间政府声誉受损,信任度下降,遭遇了第一阶段的政府公关危机。
各地各级政府迅速反应,利用媒体优势,通过卫生部门、医疗专家的权威声明安抚公众,声称疫情完全能够被控制,以此平息社会恐慌;在向各地调配物资的同时,通过工商、司法部门严厉打击不法商贩。
这一系列行动很快取得成效,人们相信政府对疫情的控制能力,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社会恐慌平息,市场秩序恢复稳定,SARS一时间销声匿迹了。
然而由于政府有关部门没有深入调查危机产生的根源,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以为可以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
因此,这一阶段危机公关偏重于采用公关策略与技巧来控制由疫情引发的社会恐慌与抢购风潮。
但犯下了一个原则性错误:隐瞒和缩小了SARS疫情。
这违背了信息应真实公开的公关原则。
现代公共关系要求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包括各级政府机构)在处理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公开全部事实,即“公众必须被告知”。
第一阶段的危机公关虽然暂时平息了社会恐慌、遏制了抢购风潮,维持了社会稳定,但未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疫情的蔓延。
所以当疫情在北京爆发时,政府形象随之受损,一些国家更是借机大抛中国阴谋论,提出要隔离中国。
第一阶段的失误成为更为严重的第二阶段公关危机的爆发根源。
究其根源,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进,忽略了社会公共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SARS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始于2002年底而于2003年春节后在广东等地区大规模爆发的SARS疫情,对我国政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战胜SARS 的过程中,“政府买单”这一决策,即由政府提供资金保障,在危机中起到了安定人心、快速救治的作用,对疫情的有效控制起到不可抹煞的作用。
那么,从财政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为这次“政府买单” 的成本和效益算一笔帐,分析SARS 危机带给我国财政支出领域的思考。
应对SARS危机的财政支出(危机的总成本)——中央与地方财政已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应急支出虽然经过多方努力,此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财政也为此支付了巨额成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应对此次事件中的突发性事件支出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灾害所需费用。
从4月初中央财政根据国务院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要求,拨付专项资金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的第一笔经费起,截至5月14日,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防治SARS的经费共计126亿元,超过了1999年到2001年三年救灾支出的总和。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在SARS危机中的突发性事件支出数额是巨大的。
在我国的财政预算安排中,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预算支出科目有两项: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预备费,二是列在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项目下的救灾支出。
我国2003年中央预算中安排了100亿的总预备费,本次动用了20亿(不包括此间中央对地方用于SARS 防治的转移支出),属于有史以来一次性支出最多的一次。
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约为80多亿元,各地因经济情况和疫情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税收减免与各项财政性收费减免形成的财政支出自5月9日起,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免税费的政策措施,这也构成了一大笔税式支出和财政性收费式支出,成为今年现实财政收入的减少数,根据去年财政性收费和税收收入估计,此项支出也有十几或几十亿元的数额。
具体情况如下:5月9日,国务院决定自2003年5月1日起至2003年9月30日,对受SARS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15项政府性基金。
从SARS到甲流看中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非典”危机事件,到2004年春季的“禽流感”疫情,2008年南方遭遇风雨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等,对政府和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了全方位考验,政府在这些突发事件中的反应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因此,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对于国家成功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和危机,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每一次公共危机的发生和处理都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完善和创新的不断推动。
为了减轻公共危机对国家发展、社会安定的不利影响,做到处变不惊、审慎应对,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方位地加强公共危机管理。
如何提升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水平:1、信息的公开透明非常重要,经过SARS以后,中国的信息透明化已经做的越来越好了,但还进一步提高。
社会在变化,传媒也在变化,只有让国民得到更完整的信息,才能使他们更成熟,才能做出更好更正确的选择。
2、加强各国协作,关注国际形势,做好防御工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注意做好收集国际信息,做好国内检测。
各国的协作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要求各国,把住出境的关,强调各国要注重国际责任,只有各国的行动协调一致,才能有利于整个疫情的防控。
3、强化危机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
政府在危机预防管理中一方面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同时不忘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
政府应大力开展对医务人员以及老百姓的宣传、教育与培训活动。
让老百姓注意自身防御,同时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
努力获取公众的支持,使人们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接受检测与隔离。
2009年4月间,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始发于墨西哥和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截至北京时间六月二日二十三时三十分,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全球六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其中包括死亡病例一百一十五例。
中国政府面对SARS危机公关战略分析从去年年底从我国广东悄悄开始传播的SARS(非典型肺炎),本来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了今年3月以后非典型肺炎来势汹汹并猖狂蔓延,迅速地扩大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不仅使我们的人民经受了考验,也使我们的政府经受了考验。
在紧要关头,党和政府扭转了前一时期的被动局面,积极应对,采取各项有力的的措施,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
从目前看,SARS疫情已被控制,社会的恐慌心理已基本解除,工作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了正常。
人们在危机过后的惊悸之中,痛定思痛,深刻地思考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
本文力求从政府公关的角度去总结和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
一、SARS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新闻事实看到,初期政府由于缺乏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在处理危机时,显得措手不及,一些政府官员不愿面对危机,采取了信息封锁的态度,使危机不断扩大,应对危机的办法还是运用了传统的做法,只在内部“消化处理”,对外秘而不宣,致使流言盛行,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了社会恐慌心理。
为了稳定人心,卫生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信誓旦旦,不惜瞒报,掩盖真相。
甚至对前来北京的世卫组织人员也进行隐瞒,骗取其取消SARS 疫区。
但不久真相被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在国外媒体所披露,国际舆论哗然,损坏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良好形象。
一度造成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及时果断调整了策略,从4月8日中央政府开始以一个公开负责的政府形象出现,公开信息,如实发布疫情,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及时公布危机的真实情况,化解流言。
随后处理了一批工作不力的政府官员,督促各级政府积极开展工作。
动员各种力量,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恢复民众信心。
积极拯救受害者,采取防护与救援措施。
控制SARS 病人的管理,分别接诊SARS病人,安全转移SARS病人,分类进行隔离,集中医疗治理,保护医护工作人员,尽可能地降低死亡率。
开展SARS的防治和健康教育,在各种公共场合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从SARS事件再谈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问题兰迎春,王 敏,王德国(济宁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山东 济宁 272013)〔中图分类号〕R-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565(2003)04-0024-02 回顾与S ARS斗争的过程,积累的经验和给我们的启示,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
本文仅就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问题谈点看法。
1 维护卫生服务公平是传统医德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享受健康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美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提出了“健康,毫无疑问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的命题。
其实,古往今来,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们都为全体公民获得均等的健康权利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以致于维护卫生服务公平成为传统医德的重要内容之一。
卫生服务公平思想作为传统医德的重要内容,首先反映为公平或“普同一等”成为医疗活动的基本伦理规范。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无论在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妇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的名言,充分体现了卫生服务公平的思想;我国唐代医圣孙思邈也有“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之说,要求行医者维持公平;国际卫生组织日内瓦公约也规定:“在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不允许把宗教、国籍、种族、政党和上党派的考虑掺杂进去。
”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人们一直把“普同一等”作为医德的基本规范。
卫生服务公平思想作为传统医德的重要内容,还具体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实践活动中。
在我国古代,人们把医学视为慈善事业,有“医乃仁术”之说。
我国古代的医学家要求行医者应该“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施药一例。
起死回生,恩同天地。
如此旺医,芳垂万世。
”在西方,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了“劫富济贫”的观点,劝告同行尽可能多地收富人的钱,以接济贫民,实现卫生公平。
2 我国卫生服务领域公平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曾把我国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列为成员国的倒数第4位,这主要是指我国卫生服务中存在的巨大的城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