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尚书》“尚”即“上”，《尚书》即是上古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
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其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
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
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
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即《今文尚书》。
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丘住屋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
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又伪造《古文尚书》。
后来《十三经》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书》与梅氏伪书的合编，宋人开始怀疑梅氏伪书，至清渐成定论。
今文各篇内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盘庚》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的情况、《禹贡》记述战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理等。
《尚书》的目录如下●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夏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泰誓上周书·牧誓·武成·洪范·旅獒周书·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周书·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2、《逸周书》班固认为是周代的史书，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
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間。
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
《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3、《春秋》是周末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0）间242年的历史。
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
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
《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
后世如荀悦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通鉴外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十多种史书等皆仿此体例。
它与后来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著作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4、《左传》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春秋》纪事相当简质，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叙述，很难对书中记录的人物或时间有个具体的了解。
于是后人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和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其中影响最大、文学和史学成就最高的是《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
左丘明是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因目盲，后人称为盲左。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
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
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成为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
中国史学的一些优良传统，如“直书”笔法；注重研究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为现实提供借鉴；重视人的行为的评价和社会效果，要求史家“博闻强识、疏通知远”；讲求文字表述的艺术性等都与《左传》的影响有关。
梁启超认为《左传》的出现为“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
《左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它是我国历史散文的源头之一，它在纪事中注重叙事的形象生动和人物描写刻画，形成了后来的史传文学，对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优秀历史著作产生巨大影响，也成为韩柳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师法的范本之一。
中国古代散文的政治色彩和讲究情致韵昧的传统，都与《左传》有关。
正如刘知己所云：“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以降，景慕者多”（《史通》）。
另外由《左传》形成的史传文学在作品内容、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对魏晋志人、志怪，唐宋传奇、话本，明清文言、白话小说亦皆产生重大影响。
5、《国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周、鲁、齐等各国史料，共21卷。
其中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
时间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
但是晋朝以后，学者一般都否认是左丘明，因为《左传》和《国语》不像出自一人之手。
当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
成书时间应比《左传》略早一些。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其内容上与《左传》互为表里，所以古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
所记内容，大都是编者认为值得肯定的言论和行为。
全书强调和推重的基本观点是“重民”、“忠恕”、强调“天命”，重视占卜等。
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国语》特别可贵之处。
后世对国语评价不一，柳宗元曾作《非国语》，专门批判其中错误观点。
但宋人刘章、元人戴仔等又作《非<非国语>》，为《国语》辩护。
《国语》在体例上不同于《左传》的编年方式，而是按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它虽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但全书所记述的240多个大小故事，很少是单纯的议论。
有些故事在叙述技巧和情节构思上比前人有不少创新。
有的人物描写形象较为突出，性格颇为鲜明，为后代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文学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6、《战国策》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是一部记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的资料集，其中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作者历代学者多有推测，皆未得到多数学者的信从。
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成书时间应在《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之前，个别篇章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
由西汉末年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所涉史事，上自三家分智氏，下到秦灭六国，凡240年历史。
但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多数年代模糊，人物事迹往往前后抵牾，少数篇章残缺不全，属于资料汇编性质。
从思想体系看，《战国策》基本上属于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多取自道家。
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相合少而相悖多，因而为后世儒者所诟病。
其实，《战国策》中许多观点俱富有进步意义，如反映了民众反对战乱、渴望和平的愿望，对不畏强暴英雄的讴歌，揭露残民以逞的暴君，对民众的重视和“贵士”的倾向等。
《战国策》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
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7、《周礼》原名《周官》是部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
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
其书作者分歧较大，褒之者说为周公所作，贬之者斥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
南宋洪迈清初学者毛奇龄认为是战国时人所撰，时间当在《吕氏春秋》之前，较近事实。
《周礼》原书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
由于“冬官”篇已亡佚，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
《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天文历象、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乃至沟洫道路，草木虫，。
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周礼》它和《仪礼》、《礼记》，通称“三礼”，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
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对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8、《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是记载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关于冠、婚、丧、祭、朝、聘、射、乡诸种典礼仪节的书，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
《仪礼》中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
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第十七），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
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
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
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
今只有此本传下。
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