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倒置能遏制刑讯逼供吗

孙谦（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刑讯逼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一种基本的破案办法。

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彻底地废止刑讯逼供，到现代几乎所有的国家有关宪法和法律都明文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和侦查总是相伴而生。

怎样根治这个顽疾，也是我们职务犯罪侦查中应当讨论的问题。

许肇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为什么这种顽症在我们现实的司法工作当中还有顽固的表现，我觉得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认识上存在误区。

认为实行刑讯逼供可以不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达到破案的目的，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这种侥幸的心理也是受一种急功近利的动机所支配。

二是在实践当中确实是尝到了“甜头”。

有些人认为“不打不出货，一打案就破”。

三是刑法虽然设定了刑讯逼供罪，但治罪的很少。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教授概括的是理论上的原因，我愿意讲点通俗的道理。

其实警察打人不只中国有，世界各国的警察都有打人的。

虽然现在西方国家警察队伍素质是比较高的、约束力也比较严，但仍有警察打人，这说明警察打人是个普遍的现象。

据我了解，很多警察没当警察以前从来不打人，而且除了执行职务的时候在外面也不打人。

从心理学上分析，打人是人的一种本能。

但在平常是能够自我约束的。

打人不是打架，打架是我打你，你也打我。

但打人是我打你，你不能还手，所以说打人的背后是权力在作祟。

孙谦：认定刑讯逼供的困难在于，在刑讯逼供的场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一种弱势。

有时被打一顿不知道谁打的，这怎么申诉呢？再一个原因，就是机制设置和观念原因，存在着“我们不能内部自己整自己”等等这些观念。

总的来说，司法人员缺乏对刑讯逼供危害性的认识，他们的司法观念需要转变。

何家弘：刑讯逼供案件查证难，还有一个是对刑讯逼供案件要查的时候往往时过境迁，许多证据已经不存在了；另外在刑讯逼供过程中，被打的人很难有举证和取证的能力。

而在场的人往往都是警察，大家都是同事。

很难要求同事去告同事，去为同事的刑讯逼供行为作证。

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简析刑事错案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铸成刑事错案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而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于取证与推理方面，即由不当地获取和使用证据所致。

这是酿成错案的关键性因素。

结合本学期所学课程，我试图从几个经典错案中找出一些规律，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概言之，造成错案的原因总与确证偏见密切相关。

确证偏见主要是指对待证明观点存在轻信或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论点只满足于确认，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证据，对论证缺乏批评性的表现。

案件中的确证偏见会由许多原因造成。

其中包括侦查过程中的偏见、邀功心切、成见难消、破案层级压力大等。

像这样的情况下，若是机缘巧合造成犯罪嫌疑人身上具有的“疑似”点，很可能引起侦查人员逻辑上的确证偏见，因而相信犯罪嫌疑人就是真正的罪犯。

以近年来的几起错案在为例：在佘祥林案件中：佘祥林与某女青年关系暧昧，其妻张在玉精神不正常，夫妻关系不好。

此时，恰好张在玉下落不明，河边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

由于佘祥林平时与妻子关系不好，使得张在玉娘家人合理推测：张在玉一定是遇害了。

加之，河边出现的女尸无法辨认，这些因素的巧合进一步强化了张在玉娘家人的心理：女尸一定是张在玉。

张家人咬定无名女尸是张在玉，确证偏见直接误导警方对侦查方向的确定，这也是酿成冤案关键的一步。

在湖南的滕兴善冤案中，滕兴善身为屠夫，具有较高的解剖技巧，此点巧合了无名尸块解剖上的特点。

加之，石小荣下落不明，滕兴善与其有暧昧关系，女尸年龄又与石小荣相符。

这些诸多“疑似”集中在滕兴善身上，使得警方对滕兴善产生“合理”怀疑。

特别是在警方面临巨大破案压力之下，确证偏见心理愈发增长，不会放过对任何可疑人或事得“假象”。

在杜培武案件中，杜培武身上有枪弹遗留的痕迹，没有通过测谎测试，其妻王晓湘“红杏出墙”。

这一系列疑点都集中在杜培武身上，一些顶级刑侦专家也认为杜培武杀人至少有90%的可能性。

工作研究：关于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刑讯逼供是指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变相使用肉刑或对其进行精神折磨以逼取口供的非人道行为。

但无论是前几年发生的杜培武案件、佘祥林案件，还是新近暴露的赵作海案，几乎每一起冤假错案背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造成刑讯逼供难以禁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刑讯逼供是受传统的有罪推定思想和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地推定为有罪。

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禁止，但是，我国法律至今未明确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疑罪从有”的思维长期存留，且以巨大的惯性左右着办案观念。

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

2、人权保护观念淡薄从人权和人权保护的角度看，整个社会人权观念淡薄,体现在公众身上，公众只关注对犯罪分子的严惩，而很少去关注犯罪分子的人身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以及惩罚犯罪的过程是否合法等；体现在司法工作人员身上，则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司法实践中把重点放在惩罚犯罪上，忽视甚至是舍弃对人权的保障。

3、口供至上观念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技术条件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侦查人员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常常是得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后，再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为线索，去寻找证据，发现新的证据后，再进一步的审讯犯罪嫌疑人，久而久之，案件的侦破过程就变成了“口供——证据——口供”，“口供是证据之王”这个观点在刑事司法工作人员中占有巨大的市场。

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愿供述或拒不供述的时候，刑侦人员就会想方设法从中掏口供，如果经几次询问还不供述或者供述内容不是刑侦人员想要的口供，就采用刑讯的方法逼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

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只有原则性阐述,但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也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虽然只对非法言辞证据作了规定,但至少已经有所突破,但实践效果有待检验。

刑讯逼供中的举证责任——刘涌案的启示摘要:为了迫使罪犯交代罪行，为了对付陷入矛盾中的罪犯，为了使罪犯揭发同伙，为了洗涤耻辱，刑讯逼供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成为了一种合法的暴行。

随着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广泛采用，刑讯逼供渐渐掩盖了其嚣张气焰。

在“警察司法一体化”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力量何等渺小，得到一份刑讯逼供的证据要比登天还难。

那么怎样使被告人不受到因为刑讯逼供所提供口供的影响，这是当今学者应该考虑和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举证责任；刑讯逼供；责任分配；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证明责任倒置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法官或陪审团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定某种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的时，对当事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它由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

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年代，法官采用了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即原告应负举证义务，否认者不负举证义务。

随着法学体系的发展，举证责任的系统化，使得权利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也使举证责任合理的分配给当事人。

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刑讯逼供的折磨，我国逐渐引进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发源于英美普通法，在美国的实践过程中又包含直接证据，也要排除间接证据，即所谓的“毒树之果”1。

由非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其衍生出来的证据也不可以作为间接证据，其仍是有毒的树所结出的果子，所以也要依法进行排除。

由于我国证据制度对控方的证明责任未给予明确规定，实践中，出现一系列不符合法理，也导致证据排除规则无法适用的案例。

在刘涌案中，涉及到刑讯逼供所需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争议双方提供证据有利于己的案件事实责任，以及因证明不能或事实真伪不能而承担的不利风险。

2证明责任在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不利后果的承担，证明责任在谁，谁将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责任。

刘涌的辩护人在一审二审都提出了刑讯逼供的辩解，两级法院也做了一些调查，一审法院以证据不充分而不采纳意见，而辽高院则认为刑讯逼供没有得到排除使得由死刑改为缓刑。

摘要：刑讯逼供严重损坏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

在我国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刑讯逼供的案例仍然时有发生，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极大降低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执法机关的威信。

刑讯逼供是因为传统证据制度下口供至上所致；侦查人员技术低下，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对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不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权。

针对这些原因，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完善诉讼程序，加强对政法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素质教育，提高国家日常监控水平。

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现象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关键词：刑讯逼供证据素质沉默权刑讯逼供现象是个古老又新颖的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中国或者国外，刑讯逼供都曾是重要的刑侦审讯手段和工具。

在进入到近现代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加强，刑讯逼供被要求退出司法舞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刑法》第247条都明确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刑讯逼供现象禁而不绝，像一个幽灵飘荡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近年来，随着政务公开的深入，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加强，这类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批露。

刑讯逼供既对犯罪嫌疑人和其家属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也对社会公众和司法公正、司法权威进行践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在我国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刑讯逼供的案例仍然时有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刘斌教授一直在注意收集和研究中国的冤假错案，他主编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冤假错案》一书中的众多案例，以及近年来爆光的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河南胥敬祥“抢劫、盗窃”案、河南郝金安“抢劫杀人”案、河北徐计彬“强奸”案、浙江张辉、张高平“强奸致死案”、甘肃李天荣“诈骗”案、山东陈世江“故意杀人”1等等，都可见刑讯逼供的影子，致使众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给法制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极大降低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执法机关的威信，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分析刑讯逼供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可行性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侦查中，警方使用暴力、威胁、恐吓、酷刑等手段逼迫犯罪嫌疑人作伪证供或者供述自己不实的罪行，以达到追究犯罪嫌疑人责任的目的。

刑讯逼供所产生的证据常常存在强制性、不可靠性等问题，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刑讯逼供依然存在。

而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时，被告需举证证明自己的无罪。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刑讯逼供中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可行性。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条件。

举证责任倒置需要满足被害人有法定权利，且依据一定的证明规则、方法和程序，由受害人提供证据，并由被告提出下述抗辩：该证据未经认可或者未能被证实。

那么，在刑讯逼供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迫作伪证供或者供述虚假罪行，因此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条件，即可作为一种证据使用。

其次，举证责任倒置的使用也应该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规定。

在刑讯逼供中，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受到公正公平的审判，以便证明其无罪。

同时，大力打击刑讯逼供的现象，确保依据证据能够公正而客观地裁判。

此外，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护被告的权利，避免不公正的判决。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用举证责任倒置是否对打击刑讯逼供的问题有益。

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强制证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从而避免对其进行审判，保障被告的权利。

同时，这也可以对刑讯逼供者进行约束和打击，降低刑讯逼供的风险。

综上所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刑讯逼供产生的证据问题，从而确保审判的公正公平。

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举证责任倒置也需要严谨地执行，否则也可能带来不公正的审判结果。

因此，在打击刑讯逼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护被告的权利，并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刑讯逼供是一种不当手段，容易导致错误判决和冤案，对被告权利造成侵害。

而举证责任倒置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刑讯逼供带来的问题。

但是，要让举证责任倒置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克服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第一，被指控人的无罪应该成为确认无罪的基础。

法硕刑法学辅导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应倒置
在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处过程中，举证责任是由控告者即被刑讯逼供者承担的。

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的刑讯逼供之苦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和证据。

笔者认为，这种举证责任的设置是不合理的。

理由如下：
 一、由被刑讯者负举证责任不利于对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处。

 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逼供行为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大量伤痕甚至导致死亡，并且得到及时的调查和处理，否则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的刑讯逼供之苦时，往往已经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后了。

其时，早已是时过境迁，他们身上因刑讯逼供留下的伤痕也已因时间的推移而愈合，因而丧失了调查的条件，使案件的处理不了了之。

 二、由被刑讯者负举证责任不能体现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特殊群体的保护。

由于刑讯逼供的主体是拥有强大国家执法权的侦查人员，刑讯的对象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百姓，刑讯的地点是在侦查机关控制下的办案地，被刑讯者在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遭受刑讯逼供，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的固定是无法时时进行的，让他们证实刑讯逼供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

摘要：随着证据供需的失衡以及控制犯罪价值取向的发展，使得刑讯逼供的存在成为必然。

然而，随着人权保障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刑讯逼供的取证行为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聚焦点，被称作司法实践中的“顽疾”。

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取证的行为。

关键词：证据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一、证据供需的失衡成为刑讯逼供存在的重要条件从辽宁工人李化伟１４年冤狱到陕西处女麻旦旦“嫖娼”案，从中原第一大律师李奎生“伪证”案到震惊全国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刑讯逼供如同一个幽灵，挥之不去。

为何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如下将从证据供需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证据的高需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我国立法已经把定罪需要的证据明文规定，侦查人员只需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侦察即可，这种脱离实践的立法，使得我国侦查机关的取证负担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

1.高度的证明责任（1）犯罪构成理论缺乏推定机制。

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它们犯罪构成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推定关系。

譬如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要素由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部分组成。

当一个行为只有在具备符合性，才能推定具备违法性，进而推定具备有责性。

从诉讼法的角度可得知，控诉方只需要证明犯罪构成符合性即可。

而违法性、有责性则由法官自己推定，这无疑减轻了控方的举证责任。

而我国采用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缺乏违法性的“四要件说”。

其中违法性的缺失使得四要件之间缺乏可推定性，也很关难形成一种逻辑关系。

所以，在我国，控诉方还需要增加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能力、主观故意与过失、期待的可能性等方面的举证责任。

（2）个罪设置不科学。

在我国，不仅犯罪构成理论增加了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个罪设置也不够科学，使得控诉方的责任在某些方面也较重。

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个罪中存在定量的因素。

据学者统计，我国刑法条款中2/3的个罪犯罪构成中含有定量的因素。

如果量介于定罪与否的关键点附近，这无疑增加了侦查机关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