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与现代诗派

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与演变戴望舒诗歌创作历程表明：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是汉诗传统与欧洲现代主义诗艺不断融合的过程，是建构东方民族现代诗的过程。

它向现实主义的演变，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新诗的新发展。

标签：化古化欧；东方民族现代诗；现实主义的演变一、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中国新诗的成熟所谓现代诗派，大体上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

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派诗歌即现代诗派的诗作。

《现代》杂志构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群体，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

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刊发现代派诗歌的杂志还有(1934)卞之琳主编的《水星》，(1935)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到了1936年，由卞之琳、戴望舒、梁宗岱、冯至主编的《新诗》杂志把这股现代派的诗潮推向高峰。

伴随之的是大量新诗杂志的问世，如上海的《新诗》、《诗屋》，广东的《诗叶》、《诗之页》，北平的《小雅》，南京的《诗帆》等，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1936～1937年这一时期为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的黄金时代。

”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二、化古化欧，建构东方民族现代诗中国新诗早期代表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潮，或重在大面积的抒情。

或重于情感的直白，均缺少比较含蓄隽永的诗味，更缺乏对诗艺本质的探求，以致造成诗作的泛滥，使人们对新诗丧失了信任；而李金发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诗，则大多晦涩难懂，其诗作往往跟不上理论的思考，也没能显示其诗派的优点。

这两种诗潮的弊病，引起了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诗人的深刻反思。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一、现代诗派的定义及基本特征30年代初，出现了对新诗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30年代初出现的诗歌流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

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等人。

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象征派的诗歌主张，提倡写作"纯然的现代的诗"，作品大多不讲究诗形的整齐和韵脚，而以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表现情绪的节奏，追求诗歌的散文美，以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著称，形成朦胧而晦涩的诗风。

诗作多表现诗人瞬间的情绪和遐想，被称为"意象抒情诗"。

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成的。

戴望舒被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的首领"，他1927年所写的《雨巷》已经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1929年创作的《我的记忆》这首诗，就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

1932年，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创刊(1935年5月终刊)，成了刊载现代派诗歌并使之独立和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派诗也因其而得名，1934年，卞之琳在北平编辑《水星》，1935年、1936年，戴望舒等主编的《现代诗风》和《新诗》月刊先后出版，把这股现代派的诗潮推向了高峰，伴随着这一高峰的，是1936年到1937年大量新诗杂志的问世，以至于作为现代派诗人一员的路易士认为"这两年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达到了其创作的极盛期。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也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了衰退，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被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现代》主编施蛰存发表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几乎可以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

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里连用，七个"现代"来概括现代诗派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归结起来，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追求"纯诗"的艺术观。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第一篇：戴望舒与现代诗派戴望舒与现代诗派一、现代诗派的定义及基本特征30年代初，出现了对新诗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30年代初出现的诗歌流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

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等人。

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象征派的诗歌主张，提倡写作“纯然的现代的诗”，作品大多不讲究诗形的整齐和韵脚，而以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表现情绪的节奏，追求诗歌的散文美，以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著称，形成朦胧而晦涩的诗风。

诗作多表现诗人瞬间的情绪和遐想，被称为“意象抒情诗”。

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成的。

戴望舒被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的首领”，他1927年所写的《雨巷》已经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1929年创作的《我的记忆》这首诗，就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

1932年，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创刊(1935年5月终刊)，成了刊载现代派诗歌并使之独立和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派诗也因其而得名，1934年，卞之琳在北平编辑《水星》，1935年、1936年，戴望舒等主编的《现代诗风》和《新诗》月刊先后出版，把这股现代派的诗潮推向了高峰，伴随着这一高峰的，是1936年到1937年大量新诗杂志的问世，以至于作为现代派诗人一员的路易士认为“这两年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达到了其创作的极盛期。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也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了衰退，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被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现代》主编施蛰存发表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几乎可以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

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里连用，七个“现代”来概括现代诗派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归结起来，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追求“纯诗”的艺术观。

彷徨生哀怨惆怅也浪漫——从古典文化中走出来的现代雨巷诗人文学院07级对外汉语10班姓名：陈利君学号：1002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派的代表诗人，又称“雨巷诗人”。

他曾留学法国，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

他的诗歌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特别是法国象征诗派的一些艺术方法，为中国新诗注入了现代性品格。

但另一方面戴望舒无疑是被传统思想文化浸染得很深的文人, 在其诗作中透射出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深深的扎根于中国的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的土壤，体现为对传统的纵向继承。

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的:在成熟的诗人身上,过去的诗歌是他的个性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也受到现在的修改。

[1]置身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戴望舒，不得不有意无意的与中国传统人文资源发生关系。

张亚权认为,戴望舒的诗歌“无论是意境的创造、情感的抒发,还是表现的技巧、选择的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2]。

本文试从他诗歌的意象运用、表现技巧、思想内涵来分析他诗歌的传统人文资源。

但是在探讨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传统人文资源？在我看来，传统人文资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形的可视的物质存在实体，一个是无形的可感知的精神存在。

物质层方面主要表现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传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如刺绣、油纸伞、旗袍、陶瓷、红灯笼、古镇、雨巷、西湖、断桥等等；精神层面的则多体现在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中，如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丁香般的忧愁，牡丹般的华贵，梅、兰、竹、菊般的高洁等等。

现当代作家戴望舒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巧妙地把这些传统的人文资源运用到作品中，达到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而使作品生动形象起来，也使传统人文资源的内涵价值得到提升。

一、民族化的传统意象中国是抒情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厚的抒情传统。

因为是“抒情”的,所以也是浪漫主义的,按照蓝棣之先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古典浪漫主义”传统。

分析戴望舒与卞之琳的现代诗分析戴望舒与卞之琳的现代诗摘要：戴望舒与卞之琳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在诗歌创作上，他们都浸染着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意蕴；都通过意象表现了现代人的情绪；但主情的戴望舒和主知的卞之琳又有所不同，前者偏重表达感性的主观情绪，后者则注重表达知性的哲理思辨。

关键词：意象营造；回环艺术；主情；主知一、意象营造1.意象营造上，戴望舒和卞之琳都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

前者通过意象象征与暗示营造一种幽远飘渺的诗境；而后者往往用现代观念来观照，运用意象的意义比戴诗稍显晦涩。

戴望舒善于化用古典诗词，“弦柱间思忆华年”（《秋叶思》），“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渴的时候也饮露，饥的时候也饮露”（《乐园鸟》）等等，这些意象都饱含着诗人忧郁、迷惘的情绪，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幽远飘渺的诗境。

戴诗中，“丁香”、“木叶”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象。

不同于古典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境，戴望舒在《雨巷》中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使具有古典韵味的意象具有现代韵味。

卞之琳诗中也有古典韵味的意象，“古镜”（《秋窗》），“孤泪”（《落》）等。

《断章》里的“水”、“桥”、“明月”、“窗”、“梦”等明显有古典韵味，但他往往融入现代意境，用这些意象构成一幅现代图式风景，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相独立又相对照的辩证关系，表达了内在的哲理思考。

2. 戴望舒卞之琳都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赋予意象别致的情趣。

戴望舒大都是在承袭传统诗词意象上，赋予这些意象以现代意义，表达现代情绪。

而卞之琳还往往直接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象融入诗中。

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诗绪的时候”。

[1]这一诗歌理论在戴望舒的'创作中得到了实践。

戴望舒将西方象征主义手法来融合中国古典意象，既有中国传统诗词艺术的幽婉朦胧之美，又把古典意象作为传达具有现代特征的载体，表达现代人的情绪。

现代派诗、戴望舒学习重点：1、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总体特点；2、戴望舒诗学观的发展及其诗歌的现代特征；3、30年代新智慧诗及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特征；4、何其芳诗歌风格的变化。

一、现代派诗歌概述30年代，围绕《现代》、《水星》、《新诗》等杂志，出现了一股新的诗歌创作潮流，主要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金克木、施蛰存、林庚、路易士、徐迟、陈江帆、禾金、李白凤、李心若、李广田、孙毓棠等。

他们的诗歌具有现代主义特征，加之他们的大本营是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所以时人称之为“现代派”。

现代派在艺术上与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和新月诗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关系，均反对感情的直白宣泄，追求“纯诗”境界。

施蛰存曾指出：“《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

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是施蛰存心中的现代“纯诗”，它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所谓“现代生活”，指现代各式各样独特的生活形态，它“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 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

”这种“现代生活”，使诗人们深感迷惘，不知所措，在苦闷、忧郁、不安中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现代情绪，正是这种情绪，驱使他们进行诗歌创作，以诗表现这些莫名的现代情绪成为创作上的共同特点。

路易士的诗句“都市的舞厅/我眩晕于惨绿的太阳/与涂血之魔柱/音乐之无休止的嚎哭/亦使我头儿昏沉。

”（《初到舞场》），表现的是诗人对于都市文明的不适感。

废名置身街头，感到“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街头》），寂寞笼罩着自我与世界，这就现代人的生存景况。

卞之琳以“倦行人”喻指现代都市知识者，表现现代理性对人的挤压，向读者说明现代生活到处是不归之路（《道旁》）。

戴望舒通过“我”与“记忆”间忠实关系的书写，表现了“我”作为“寻梦者”在现代生活中的愁苦、哀怨与迷惘情绪（《我底记忆》）。

戴望舒是什么派诗人
戴望舒属于现代诗派。

戴望舒能在文学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创作的优秀的诗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为其风格独特的诗作被人称为现代诗派“诗坛领袖”。

扩展资料
作品
诗歌合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后人辑）；《戴望舒诗集》（戴望舒生前版本已轶）；《戴望舒诗存》
理论合集：《小说戏曲论集》；《读李娃传》
翻译作品：《少女之誓》法国沙多勃易盎著、《鹅妈妈的故事》法国沙.贝洛尔著、《意大利的恋爱故事》、《两次战争间法国短篇小说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小城》等作品。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得名于1932年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主将，其他代表诗人有施蛰存、金克木、林庚、路易士、何其芳、卞之琳、废名等，他们创作的很多诗都包含着先锋意识，植根于30年代的社会人生，受益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纯粹诗歌观念的辐照，与李金发为首的初期象征主义倡导的“纯粹诗歌”一脉相承。

（1）从诗歌内在审美机制的衍化角度来看，象征与情感的传达。

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歌创作，体现了30年代中国新诗对于20年代后期新月派和象征诗派的继承与超越。

他们善于借助感性对应物，用暗示象征的方式，在主客融会、双向同化的过程中超越客体的表象世界，传达内心各种幽微难明的个人化情意。

如戴望舒的《单恋者》中用找不到单恋对象来象征展现了一个可怜的单恋者塞满柔情的忧郁心灵，在现实的撞击下脆弱灵魂的迷茫痛苦。

（2）从主题内容上看，彷徨与失落的展现。

戴望舒的现代诗创作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内转的创作风格，力图充分展现诗人的内在情感而不是表现现实世界，更注重诗的内在特质，对于人的心理情感更为深入，诗歌的主题多为彷徨和失落。

在日常事物和平淡生活中捕捉诗意情思，这个主题在戴望舒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如《雨巷》通过遇到丁香一样的姑娘只是梦来表达了美丽忧伤的情绪，传达了个人的孤独情绪和可望而不可及的失落感。

（3）在诗歌技巧上，现代与古典的融合。

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对于民族艺术传统的向心力，它在中外诗歌的融汇点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诗歌美学，其共同的审美原则是追求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之巧妙结念的朦胧美；在表现手法上反对即兴创作和直接抒情，运用隐喻、象征、通感等手法实现情绪的意象化，把心中隐约的、难以描述的情绪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在诗体形式上，创造了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诗，字句的节奏完全被情绪的节奏所代替，自然流动的口语准确地传达了诗人对复杂、精微的现代生活的感受。

戴望舒诗歌赏析一、戴望舒：现代诗派的旗手戴望舒，本名戴朝寀，1905年生于浙江杭州，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曾与同学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译诗；1932年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至1935年游学法国，进一步领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精髓；回国后与卞之琳、冯至等创办《新诗》月刊，提倡“纯诗”创作，是20世纪30年代与新格律派、革命诗派鼎足而立的另一重要诗歌流派——现代诗派的领袖人物。

以他为中心的现代诗派的崛起，标志着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彻底本土化和成熟，以对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精华的有效承继和对西方象征派诗歌观念和技艺的有效化用，及两者的完美融汇，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派诗艺的发展。

出版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等诗集。

同样深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同样致力于更具现代意味的象征诗的创作，与初期象征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李金发相比，二人所受教育的不同、进入诗歌领域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前者的创作只是一次对西方象征派诗艺生涩的、失败的移植和试验，而后者则显然具备了更多博采新旧、融汇中西的能力，使象征派诗歌这一现代诗歌艺术不仅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国土，而且迅速地茁壮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戴望舒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开始诗歌创作之时，正是新月派极大影响诗坛创作之风时，其成名之作《雨巷》于1928年8月发表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以其流畅的用韵和古典的音乐美，被盛赞为“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并为戴望舒赢得“雨巷诗人”的美誉时，我们很轻易就能看到新月派“三美”主张对诗人的影响。

虽然后来诗人很快就“开始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杜衡：《望舒草序》），但植根于本土的诗创作起程显然使戴望舒在选择更适合表现“现代人的现代情绪”的西方象征诗派的精神和技艺之时有了清晰的指向性，与李金发式盲目的模仿和无选择的移植有了质的区别。

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导言：戴望舒（1905年-1950年），中国现代诗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派开山之祖”。

他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受当时文坛和读者的赞誉。

本文将从戴望舒的生平经历、诗歌创作与中国现代诗派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戴望舒的生平经历戴望舒1905年出生于中国江西乐平。

早年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了对文学和诗歌的热爱。

20世纪20年代，他随家人迁居上海，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

他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一起探讨艺术与文化的命运。

随后，他加入了“勾连会”，积极参与文艺思潮的交流与讨论。

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与中国现代诗派的关系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与中国现代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中国的现代诗派逐渐形成，其中以新月派、白话派和宫廷派较为著名。

戴望舒对这些派别的诗歌创作都有较深的研究和接触。

在新月派的影响下，戴望舒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自省意识。

例如，《长亭》一诗中表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思念和对生活的疑问。

他的诗歌还受到白话派的影响，倾向于用白话表达思想和情感，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

例如，《相思》一诗中直接而质朴地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他还受到了宫廷派的熏陶，注重对诗歌的韵律和音韵的追求。

例如，《古诗会议首》中的作品既古拙又流畅，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

三、戴望舒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和突破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他创作的诗歌风格开创了新的可能性，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式与内容。

他独特的诗意表达方式，将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呈现形式，使许多读者对现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批评，启发了一大批后来的诗人。

他的创作主张注重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创新，这对当时的文学青年具有重要启示。

彷徨生哀怨惆怅也浪漫——从古典文化中走出来的现代雨巷诗人文学院07级对外汉语10班姓名：陈利君学号：200702441002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派的代表诗人，又称“雨巷诗人”。

他曾留学法国，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

他的诗歌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特别是法国象征诗派的一些艺术方法，为中国新诗注入了现代性品格。

但另一方面戴望舒无疑是被传统思想文化浸染得很深的文人, 在其诗作中透射出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深深的扎根于中国的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的土壤，体现为对传统的纵向继承。

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的:在成熟的诗人身上,过去的诗歌是他的个性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也受到现在的修改。

[1]置身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戴望舒，不得不有意无意的与中国传统人文资源发生关系。

张亚权认为,戴望舒的诗歌“无论是意境的创造、情感的抒发,还是表现的技巧、选择的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2]。

本文试从他诗歌的意象运用、表现技巧、思想内涵来分析他诗歌的传统人文资源。

但是在探讨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传统人文资源？在我看来，传统人文资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形的可视的物质存在实体，一个是无形的可感知的精神存在。

物质层方面主要表现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传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如刺绣、油纸伞、旗袍、陶瓷、红灯笼、古镇、雨巷、西湖、断桥等等；精神层面的则多体现在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中，如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丁香般的忧愁，牡丹般的华贵，梅、兰、竹、菊般的高洁等等。

现当代作家戴望舒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巧妙地把这些传统的人文资源运用到作品中，达到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而使作品生动形象起来，也使传统人文资源的内涵价值得到提升。

一、民族化的传统意象中国是抒情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厚的抒情传统。

因为是“抒情”的,所以也是浪漫主义的,按照蓝棣之先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古典浪漫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