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作品的经典性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茅盾作品的经典性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作者：张丽军妥东
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03期
编者按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人生命情感与精神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与思考者。

对经典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在保持敬畏的同时，也要警惕把经典神圣化、固定化、不可变更化的神化、僵化思维方式。

经典的神化与僵化，不仅造成一谈经典就是一种老、旧的陈腐历史气息，让年轻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情绪，阻隔了年青一代与经典的亲近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阻断了经典的持续性发展、变动性流变，把经典与现代、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创造阻隔起来，带来的是经典老化、经典已死的审美与教育恶果。

每一部经典都是活的、流动的经典，是对那个时代以及当今时代的精神生活发挥影响和作用的经典。

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只有被阅读，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作品，而没有被人阅读的作品，只是一部“沉睡的”文本。

经典不仅是活的，而且应该是生长的，是与当代人的生命、生活、情感，与当代人精神文化创造相衔接的。

当代文学经典化，就是要“阅尽天下好文章”、“摆渡经典入瀚史”，即在不断的选择、淘洗中，把最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呈现出来，进入当代中国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视野之中，接续人类文明经典，从而实现同时代人的文学鉴赏与批判之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百年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已经铸就了新文化、新文学经典。

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概念中，把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等文化一起凝铸为新的包容性的、整体性的新国学文化。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不可阻隔的新文化传统。

而在这一新文化传统的大厦之中，现当代文学经典就是其中的一块块无比坚实、坚固、厚重的被历史猝火过的文化之砖。

所以，我们今天去重读现当代文学经典，不仅有着进行当代经典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有着建构新国学、接续中华现代新文化的“旧邦新命”。

基于此，《关东学刊》从本期肇始开设“经典对谈”栏目，就是以与最年轻最富有活力最接地气的博士、硕士们的对谈方式，来对经典致以最自由奔放的敬意，是“经典”重新被阅读、被阐释、被激活的最佳方式，是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化的最鲜活实践路径。

事实上，人类诸多文化经典就是在对话中诞生的;而经典及经典教育就是在“对谈”中实现的。

“经典对谈”就是站在“文化巨匠”的肩膀上，用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心火”锤炼百年文学经典，给历史和未来一份来自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心灵图景。

一
今天我们来讨论经典作家茅盾。

鲁郭茅巴老曹是现代文学对这些作家的定位，今天的现当代文学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作家小报小刊，都被发掘了出来。

所以，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们今天还有没有研究的余地？好像自己能想到的话题都被研究过了。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

别人研究过并不等于没有研究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

时代会给我们提出无穷无尽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心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人。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研究。

前几年钱理群老师有一篇文章，他提出现代文学研究要重新回到大作家去。

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立足点依然要对大作家进行研究。

他说我们对小作家研究是可以的，具有一些史料的价值，具有许多补充材料的价值，挖掘出很多信息，让文学史进一步完整。

大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他所触及的问题，遇到的困境，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小作家们无法达到的。

所以他提出，要很好的很深入的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我们依然要从大作家着手。

因为小作家所遇到的问题，他在作品中所处理的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而大作家却时时刻刻在面临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中心经验。

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所处理的问题扭结着这个时代的最核心的经验，很多问题都汇聚在他这里。

这就是大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讲得特别好。

我们的文学研究依然要迎难而上，去触及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而这个问题却恰恰在大作家那里才能触碰到。

就像鲁迅一样，他走得比常人更远，更能够触及那个时代的核心命题，他的伟大也在这里呈现了出来。

他的痛苦、迷茫、困境都是超越别人的，所以具有代表性。

我觉得钱老师的问题是非常具有探讨意义的。

这也是我们要探讨文学巨匠的意义所指。

就具体而言，从这些年的茅盾研究来看，并不是很理想，甚至有点停滞不前。

这几年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沈从文、张爱玲、萧红等作家的身上，每年都有一批学术文章和学位论文出现，倒是茅盾等作家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一种两极化的评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清华大学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认为，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焦虑、局促、空间的逼仄，导致了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和不足。

就像一个生命一样，由于气候、阳光、水分等问题，引发了很多不良的状态。

就像我们看鲁迅一样，鲁迅也有遗憾。

鲁迅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他没有写出来。

他的创作后期，基本上都是以杂文为主。

现在看来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有很多多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蓝棣之要进行一种症候式的分析。

其实这种研究恰恰是我们今天所匮乏的。

我们总是沿着一个向度在进行研究，总是从正面予以肯定。

他则反其道而行之。

别人肯定的我要去找到它的不足，看到它的弊端。

我就分析它们的不足、局限，看看我们的困境到底在哪里。

而这种困境和局限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呈现的问题核心所在。

在蓝棣之的这部著作中，他对茅盾的作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茅盾的作品，是高级政治文件，不具有艺术性或艺术性含量很少。

显然，这个评价是很低的。

这个评价准不准确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个人认为，倒是这种评价的方式给我带来了启发，让我思考为什么茅盾的作品会有这么一种被贬低化的评价，原因何在？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茅盾作品所呈现出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或者它今天对中国当代文学启发在哪？那么，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认为茅盾对当代文学具有启示性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茅盾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书写。

茅盾笔下塑造了很多光彩夺目的新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在每一个小说故事中都是中心人物，都是光彩熠熠、灿烂无比的。

她们一出场就是中心，而且这些女性形象与以往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

有一次我跟作家刘玉栋交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写女性形象，茅盾写得依然是很精彩的，依然无比耀眼。

茅盾的《蚀》三部曲，包括
三个中篇，分别是《幻灭》《动摇》《追求》。

在《动摇》里，他没有写这个女性具体如何，只是写在街上两个人看到一个美男子挎着一个像银子般耀眼的女性从他们面前走过。

这就是他对女主人公孙舞阳的侧面描写。

其二，是茅盾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独特眼力。

事实上，茅盾不仅是一个作家、编辑，更是一个出色的评论家。

他的文学评论眼光是非常尖锐的，他对很多作品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比如他对鲁迅的评价。

在创造社与鲁迅论争的时候，李初梨等创造社小将对鲁迅指责，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

他们提出，鲁迅的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阿Q了。

这个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是农民开始觉醒的社会，大家都是觉醒的人。

而茅盾认为，鲁迅依然有他的价值，鲁迅写的是老中国儿女，木偶般的，没有希望的老中国儿女。

同时他也承认社会在变化，是有新的人物在出现，但是，老中国儿女依然存在。

茅盾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其三，是茅盾对长篇小说的贡献。

以他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对社会发展以及长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他也因此被诟病。

评论家说他的作品与社会太近，是“主题先行”。

还没有写小说，就已经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观念、思想，称之为主题先行。

但是不是真正的小说就没有了主题的观念了呢？这个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

我个人认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观念。

汪曾祺的小说写作可能就是一团意绪，一种感觉。

对于茅盾来说，他所要呈现的是一个问题，一条道路。

我认为，主题如何前行才是问题。

如何避免观念的写作，成为艺术的写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观念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如何不让观念成为空洞的说教。

这是目前茅盾的研究现状和评价，我们先做一点梳理。

我们回到茅盾的新女性形象书写中来。

文学与我们的肉身密切相关，我们首先是一个肉身的存在、具体的存在、感性的存在。

文学从来都是以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为中心。

儒家文化强调对人的身体的重视，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另一个方面，又追求杀身成仁的道义。

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悖论。

佛教文化则认为身体是一种需要舍弃的存在，而道家文化则强调养生。

中国古代的身体叙述，止于头部。

比如《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只描写她的面部表情，接着就是写她穿什么衣服。

古代的言情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人物的面部，身躯则是用棉布包裹的躯体。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以及海派文学笔下的身体是与北方的描写有很大区别的。

《海上花列传》也是如《红楼梦》一样，以服饰描写为主。

而到了新文学时期，像郁达夫的《沉沦》里面的女性身体描写就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出现了裸体的书写。

《沉沦》里面有一个场景，“我”作为一个忧郁症患者，“我”在房东家里看到房东女儿洗浴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场景的身体和以往的身体描写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到了后来20世纪2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学，像穆时英的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写一个医生，他对以往的身体感觉只是生理上的医学上的理解，但是有一天，一个女性坐在他面前，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女性是一个异性的存在。

他提议这个身患肺病的女性需要裸体的灯光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他的性意识突然萌生了。

这种身体的性意识的萌生，是海派文学的一个路数。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然是这个路数来的，虽然茅盾非常喜欢传统文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甚至可以背诵，但是他的写作并不是沿着传统的路子在走。

有人分析茅盾的女性形象来源于北欧女神。

事实上，茅盾的写作要比新感觉派早。

新感觉派文学在1928年才开始，而
且像刘呐鸥等人也并不是写作那些都市题材，而是进行乡土小说的写作。

他们最早写的是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而在这之前，茅盾已经开始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了。

在茅盾笔下，《幻灭》里的静女士，如名字一样，是安静的、静美的传统的女性。

在学校里读书时静女士受到了一个男人的欺骗，跟他发生了关系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特务并选择了离开。

小说中的慧女士，展现的是动态的美。

她从海外归来，身边有很多男人，走在哪里，都是中心。

小说写这两个女性同时离开了上海来到武汉，静女士她不希望热闹，希望安静的热情的生活，希望为革命工作。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是指向了身体的叙述，另一个是指向了革命，而革命与肉身在某一个时刻达到了和谐共振，那就是青春。

她们是一个个热血的身体，热血一方面来自于体内，另一方面则是时代的革命的热潮。

她们希望融入，但是却找不到路子。

静女士来到武汉，革命如火如茶。

一场一场的运动，但是她找不到方向。

她来到工作单位，人人都要为她介绍对象，她很烦。

最后她找到了一个在伤病医院给病人洗衣服的工作，她突然变得安静下来了。

她说，我在做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革命随时都在流血牺牲，为他们洗浸泡着鲜血的衣服。

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个军官——强连长。

强连长这个人从来都没有性意识，从来都是没有什么男女性别观念，只有战斗。

但是这样一个男性，第一次在静女士柔弱的个体面前软化了。

他们恋爱了。

本来，静女士受到欺骗之后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强连长面前，她重新找回了情感。

小说描写强连长跟静女士度过了一段蜜月生活，他们去庐山、去很多美丽的景点去玩。

里面有很多描写很有意思，描写了一些性隐喻的东西。

光洁美丽肉身的呈现用一种比喻的手法描写了出来。

慧女士也同样苦恼，她的状态是周围的男人尽管很多，但是都不是真心的，都是负心汉。

小说写静女士的甜蜜美好的时光突然一下子就停止了，因为前方發来了电报，战争爆发了，强连长要归队。

那是回还是不回呢？最后还是去了。

静女士重新进入了新的幻灭。

在《动摇》里，孙舞阳女士是上级派来的革命指导者，是一个美女。

她一站在那里，总有目光关注她。

方罗兰也是一个革命者，但是她处于革命的摇摆状态之中。

孙舞阳却是一个动态的热情的人，方罗兰每天都在动摇。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叙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性词汇，就是对“乳房”的多次书写。

香港学者陈建华在文章中谈到了茅盾小说关于乳房的关注。

他认为在以往的小说描写中，这样的词汇是很少的，关于乳房的描写也是很少见的。

而茅盾的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是很多的。

小说描写孙女士当着方罗兰的面换内衣，多次直接或间接涉及了这方面的描写。

小说还写到女性革命者的联盟。

联盟倡导所有女性都要解放，连地方尼姑庵的尼姑都要找到一个男人生活。

这引起了地方的一些地主的恐慌。

这些地主组成了反革命势力，由于方罗兰等在革命中的摇摆不定，使得反革命势力迅速反扑。

小说描写反革命势力在掌握主动权的时候，对那些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将她们的乳房穿起来，在大街上游行，场面极其残忍。

这些女性身体的描写很多，也都和革命有关。

如果说《幻灭》《动摇》还很隐晦的话，《追求》里就更为明显了。

《追求》里的章秋柳女士，爱上了一个革命者。

当他们在一起拥抱，寻找恋爱的感觉的时候，第二天那个革命者就消失了。

章女士很受伤，过了几年，这个人又回来了，她接受不了。

章女士表达自己对革命的热爱时说，我要用我的身体去拯救一个人，最后她遇到一个叫史循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颓废症
患者。

怎么办呢？章女士说，我要去用我青春的身体去拯救这个人。

小说写，章女士和史循在一所房间里裸体相看的时候，史循看到一个无比优美的光洁的身体呈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心灵被撬动了，他感受到了力量。

但是当他的身体出现在镜子面前的时候，突然他就橡皮球被戳破了一样，软了下来。

他的身体是那么苍老，那么赢弱。

他突然就颓唐了下去，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章女士尽管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拯救这个人，但是她最终失败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革命加恋爱小说。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里面有一个叫王曼英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她和许多同志一样，在革命中遇到了失败，她遇到了自己以前的恋人，他成了反动派的头目。

后来她发现自己得了性病，她非常绝望，后来又遇到一位仰慕的革命者，虽然她仰慕他，但是却和他保持着距离。

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希望她用身体去报复那个反革命头目——她昔日的恋人。

用身体作为一个炸弹，来毁灭他们。

这是她的选择。

后来她遇到了让自己走出困境的革命者，并发现自己的病只是一个小病，并不是性病，最后她和这个革命者相爱了。

这就是《冲出云围的月亮》。

这里我们看出一种“肉身成道”的方式——用自己的肉身成就一种革命之道。

事实上，茅盾笔下的肉身是一个光洁的美丽的肉体，它追求的是崇高的目的。

但是，她们都遭遇到了挫折。

在茅盾的另一部小说《虹》中，梅女士也是一个饱受苦难的女性形象，她的婚姻是被包办的。

重庆到上海的旅途中，看到三峡美妙的景色，让她终于摆脱了旧时的那种沧桑。

三峡壮丽的景色展现在梅女士面前时，她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被激起来了。

在这里，对梅女士身体的描写已经减少了，转而增加了对梅女士欲望的描写。

梅女士来到上海，她决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每当雨夜的时候，她女性意识或母性意识依然会萌生出来，她说，我依然是一个女性。

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耻辱，她依然没有成为一个钢铁一般的革命者。

后来她遇到了她情感的转移者——梁钢夫，她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了这个人身上——尽管她认为这是不对的。

小说结尾是另一种呈现，梅女士认识到，我爱的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男性，我爱的是主义，是刚性的、雄性的、至高无上的革命主义。

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梅女士已经完成了从个体的、肉身的到一个共性的、刚性的、神性的革命者的转变。

梅女士爱的是主义：在这里，她与革命合二为一，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神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看茅盾的女性形象书写有一个动态转变的过程。

在早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肉身、性、身体，而在《虹》所呈现的革命中我们看不到身体，只看到欲望和近乎神性的革命的表达。

在茅盾后来的作品中，肉身的书写已经微乎其微。

比如在《子夜》中，虽然也有很多女性形象，但是早期的那种身体的描写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部小说开头依然写得很有意思，这里面有很浓的新感觉派的味道。

吴老太爷带的那些金童玉女的视角描写上海的霓虹灯，尤其是吴老太爷的视角，呈现出了旧式视角下的上海。

在这里，他把女性形象的书写和革命的道义连接在了一起，这恰恰是和时代的精神共振，虽然这些女性形象非常光彩照人，但是到后面这种描写就变得很淡了。

所以，梅行素说她在上海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语汇联系在一起，已经脱胎换骨了。

新的革命者梁钢夫革命化的气势依然在是她陷入情欲的苦痛，既然梁钢夫把自己纳人有意义的生活，那么梅行素的自我救赎道路就是循着梁钢夫的道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

所以，小说描写革命者共同走上街头的一个壮美的场景，这让我们联想到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女神带领人们走向胜利的场景。

实际上，女性形象的身体意义在其他的作家的眼里同
样呈现了出来，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提出，萧红、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和民族国家的隐喻联系在一起的。

身体叙事在延安文学中又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袁静、孔厥合写的《新儿女英雄传》里面的牛大水和杨小梅。

杨小梅在革命的叙述中已然是一个异性形象，但是这个异性形象所呈现的美是和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截然不同的，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种肉身的美，但是在孔厥笔下，杨小梅身体很强壮，皮肤透着红润的颜色，很强壮、很能干。

她的身上透着坚强能干的劳动美，她的身体指向了劳动。

这是这个时期的劳动的革命之美。

牛大水看重的杨小梅的美是符合劳动人民审美的。

这一时期的女性叙述是一种革命的女性叙事。

到了新时期，女性叙事重新回归身体和肉身的写作。

像林白、陈染的作品。

当然，这里的肉身写作就显得无比沉重了。

贾平凹的《废都》里，那些女性的身体是被围观的，是被消费的。

在这里已经回到了精神隐喻的层面，贾平凹讲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沦落，人们在这里逃离自我，在这里颓废，做一种无望的抗争。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田小娥作为一个抗争者，她和礼教抗争的奋斗，就把一个个虚伪的人全部拉下来，回到最原始的肉身和欲望上去。

这在白嘉轩看来无疑是一个妖魔鬼怪，是这一时期所有怪事的来源，他想要一座雷峰塔，将田小娥压在雷峰塔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文化的冲突在里面。

这就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

新世纪张炜的《独药师》里性的描写很多，但是他写得让人感觉不出它的存在，它是以寻找爱情为名，是一个男性的爱情寻找史;如同金庸里的描写一样，每一段描写都是一种真情的存在。

文学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而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总是和欲望联系在一起，和身体联系在一起，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肉身。

但是肉身仅仅是抵达的此岸，绝不是彼岸。

它的彼岸是对道的追寻，其以生命为轴的对道和爱的追寻。

我们下面开始讨论。

二
隋雅倩：我覺得茅盾对于女性肉体的描写，在我看来是对当时的时代审美的反叛。

因为按照当时的传统来说，那种静态、安静、闲适的美在大家心中是比较认同的，但是茅盾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他对孙舞阳的描写，突出她的肉体之美，并且追求一种身体上的刺激。

孙舞阳大胆地展现自己的美，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我觉得这是茅盾所传达的一种对女性形象的一种重新建构的理解。

就像您刚才所说，这也能反映出茅盾对于时代女性解放的思考。

张丽军：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

女性倡导自由恋爱，突破自己的婚姻束缚，和自己心爱的人同居。

在20年代，同居是一个革命性的词汇。

就像涓生和子君，就像萧军和萧红，鲁迅在给萧红和萧军的书信上说，“我祝贺你们同居五年了”，肯定的就是他们这种追求个人独立和解放的行为。

李文慧：茅盾的作品我读的不是很多，我只读过他的《蚀》和《虹》。

您前面通过梳理茅盾作品中对女性书写的变化，来展现茅盾对于革命态度的演变。

但是，我想说的是，有的人可能会把茅盾的小说归结为成长小说，也就是说他会通过几部作品描写女性对于革命态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