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收稿日期:2007-07-04作者简介:潘畅和(1955—),女,朝鲜族,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2007年8月第40卷第4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Aug.2007Vol.40　No.4对韩国实学的哲学诠释潘畅和1,[韩]张闰洙2(1.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133002;2.韩国大邱教育大学,韩国大邱702-701)[摘要]产生发展于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韩国实学思想,生长在主流文化———朱子学体系的边缘,不断解构传统体系,颠覆中心意义,开拓边缘空间,为后来开化思想的产生和社会驶向近代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韩国实学;哲学基础;哲学诠释[中图分类号]B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7)04-0015-05 中国对实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日本始于60年代,韩国则早于中国和日本,始于30年代。

据韩国学者研究,韩国的实学概念最早是由崔南善先生在《朝鲜历史》(1931年)中提出的。

由于实学产生于朱子学理论体系的边缘,尽管它形成很早,发展很久,但由于旧的意识形态体系特别顽固,实学终究未能从边缘走入中心体系,因此尽管实学确实起到了解构传统文化体系的历史作用,但不仅在产生和发展的当时没有得到公正的价值评价,甚至到上世纪的50年代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

上世纪30年代初,韩国学术界试图界定实学概念,但至八九十年代,实学才逐渐被学术界明确地看做是产生于李氏朝鲜后期,明显与朱子学相异,甚至是反朱子学而动的新的思想体系。

实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特别是实学这一概念特别指称产生于李氏朝鲜朝后期的新的思想体系,经过了艰苦的过程。

因为,在以儒学为主流文化的韩国,实学既是一以贯之于儒学发展历史的一般概念,又是在反思与批判儒学文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称谓。

1　实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实学一词,在韩国儒学史中是作为一般概念来使用的。

《三国史记・强首传》中说,强首将儒学与佛教作了比较,认为佛教是世外教,愚弄人,因此不能学佛。

相比之下应该学儒。

因为儒学与佛教相比更是实际性的学问。

像强首这样,将儒学与佛教相比较而把儒学当做实学的观点,只存在于个别学者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作这样的区别和比较。

统一新罗时期,佛教界出现了元晓(617—689年)、圆测(613—694年)、义湘(625—702年)等高僧大德,儒学界也出现了大汉学家崔致远。

高丽时期,在世俗的信仰行为上佛教具有更重要的位置,在文化上儒学则得到极高的重视。

到了高丽末期,由于朱子学的传入和佛教僧侣渐趋堕落、游手好闲而越来越受到儒学者的批判。

最初的批判焦点是佛教的非现实性。

“东方理学之祖”郑梦周(1337—1392年)说:“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也拂外此。

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

彼佛氏之教,则不然。

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岂是平常之道”。

①就是说真理在于男女日用起居中,而不在高远之处,读书人应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做学问,实践人生,而不应像佛教那样离开现实人伦徒然妄做。

也就是说,像儒学那样为日常所用的学问才是真实的学问,即实学。

至郑道传(1337—1398年),佛教受到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郑道传的批判锋芒指向佛教的虚妄、非现实及非人伦性,特别指出佛教违背“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道,因而是“异端”。

如果纵任这种异端,就将直接危及以家长制伦理为基础的君主专・51・制,因此要不惜政治弹压。

如果说郑道传在极力批判佛教的同时,强调了朱子学的实学性,那么继郑道传之后的权近(1352—1409年)、李彦迪(1491—1553年)等人则进一步试图从理论上论证朱子学的实学性:“夫道原于天理,而著于人伦”,②“儒主乎理,而治心气,本其一而养其二。

老主乎气,以养生为道,释主乎心,以不动为宗,各守其一而遗其二”。

③“道只是人事之理耳,离人事而求道,未有不蹈于空疏之境,而非吾儒之实学矣”。

④至此,朱子学取代佛教成为李氏朝鲜的实用之学———实学。

将朱子学理解为实学的态度到了李珥(1536—1584年)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也和别的朱子学者一样,把朱子学理解为实学,但他并没有将实学的内容只局限在伦理道德及其实践问题上,而是将其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更多领域。

特别是他反对只读书而不知运用于实践的学问,“彼读书者,格致中一事耳。

读书而无实践者,何异于鹦鹉之能言耶?如梁元帝,读书万卷,竟为魏之囚!此亦可为道学乎?”“学问非谓兀然端坐终日读书也,学问只是日用间事一一合理之谓也”。

⑤这说明李珥已经注意到朱子学者只空谈性、理的弊端并试图加以纠正。

在此,李珥虽然并没有怀疑视朱子学为实学的基本立场,但他的这些见解显然与正统朱子学者不同,其逻辑发展必然要偏离朱子学的中心而走向边缘空间,而特指的实学思想正是从此边缘空间中产生的。

从17世纪开始,思想家们对实学的理解与传统大不相同。

丁若镛(1762—1836年)认为真正的儒学本来是治理国家,让百姓安乐的,但后来的儒学者不懂圣人之意,哪怕说一句仁义理气之外的话也要被指责为杂学。

朴趾源(1737—1805年)也认为后世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起来从事实业,是因为儒学者不从事实业的缘故。

金正喜(1786—1856年)指出,格物之物的物是事,格是至,所谓事是家庭、国家、世界之事。

洪大容(1731—1783年)非常重视音乐、历法、数学、农业和军事等具体的学问。

以上就是这一时期实学家们的基本态度。

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批判和否定朱子学,但他们已经开始冷落朱子学的思想体系,把精力投注到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学问———实学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实学思想家们一致主张远离空虚的学问而回到“实际有用之学”中,即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社会改革的事情和地理学、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问题,乃至有关自己国家的历史、语言等的文化知识。

这样,实学思想家们积极投身到经世济民、利用厚生的实务中。

实学派的先驱者李日卒光(1565—1627年)三次去明朝接触到西洋文物,并根据这些所见所闻著《芝峰类说》,介绍世界地理、“天主实义”等有关世界知识。

这是朝鲜人第一次向本国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西洋的情况。

面对“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以后的一片混乱,道学家们依然站在朱子学的立场,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道德意识,恢复道德秩序。

对此,柳馨远在《石番溪随录》中大声疾呼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才是首要任务。

如果说先驱实学思想家还只是个别的,那么,18世纪由于出现众多的实学思想家和较为系统的实学思想而使实学思想步入全盛时期。

如以李氵翼(1681—1763年)为代表的星湖学派系统地提出了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方案,并自觉地接受西洋知识,表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倾向;以燕京使为代表的北学派,力挽不顾现实仍死守“尊明大义”主张北伐清朝的时代狂澜,穿梭于汉城与燕京之间,积极主张北学清朝,具体提出以技术论为基调的重商主义、开放贸易、利用厚生等的具体政策,其思想意识已指向近代。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实学思想迎来了成熟期。

丁若镛(1762—1836年)、金正喜(1786—1856年)及崔汉绮(1803—1879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丁若镛在发展星湖学派实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西学影响,又兼取考证学的知识,对经学进行新的诠释。

他批判当时的朱子学者只关心理气论、四七辩、太极说、“衣逢掖习拜揖”等高远无实的空洞理论和形式主义说教,提倡“攘夷狄、裕财用、能文能武”的真儒之学问,并基于新的学问观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的再检讨,成为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金正喜继承北学派的实学思想,吸收清朝的考证学成果,确立了朝鲜的金石学。

崔汉绮则将自己的学问建立在气学的基础之上,鄙视热衷于“无形之理”的性理学者,认为学问的对象应该是有形的、可经验的、对人的生活有用的东西,而不是“虚无怪诞”的“悬空底学”。

因此,学问的优劣只能在士农工商兵等事务的具体实施中见分晓。

可见,新生长的实学思想一反理论上只以追求形而上学为能事,实践上只以修身养性为首务的朱子学者的治学精神,针对国家的现实和民生的实际,开始了观念更新。

但由于西势东渐已到了武力相逼的危急关头,形势已经不允许实学按照自己的固有进程继续发展。

因此,实学作为一种“观念革命”由于其学问和学者本身性质的软弱,也由于世界形势・61・的急剧变化,终究未免被中断的命运而只作为“更新的观念”停留于观念形式中。

后来继实学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是19世纪后期的开化思想。

开化思想范畴中经常使用“实事求是”、“实学”等概念。

开化党领袖金玉均(1851—1894年)在《治道规则》中说,以我所见,实事求是最好。

因此,要紧的事要尽快办,不能以远大的方略为借口一味空言。

《汉城旬报》创刊词也说:我们不要陷于无用的是非,只管忠实于实事求是,白天努力于富国强兵之策略,夜晚专研利用厚生之学问。

开化派先锋朴泳孝(1861—1939年)在《独立协会月报》创刊序中突出了利用厚生和富国强兵的实事求是内容,等等。

总之,如上考察韩国实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可以说关于“实”、“实事求是”、“实学”的思想或概念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韩国思想文化方式的一贯线索。

2　实学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从广义上讲,实学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或主导因素。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以实用理性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智慧,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在先秦时期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追求解脱之途,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儒家也因此成为中国实用理性的代表。

韩国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以这种实用理性为其基本精神的。

因此,从广义上讲,实学即儒学,儒学即实学。

从狭义上讲,实学是传统文化的反思形式。

任何文化在与社会相结合时都要受到有效性的检验而不断得到反思。

实学正是儒家文化的反思方式。

与儒、佛、道比较,儒学显然更有用于现实生活而被提倡;与汉唐经学比较,朱子学的实学性又不容置疑;嗣后,朱子学理性形式及其独尊地位又使其逐渐把孔孟儒学中贴近生活的经验性说教淹没到形而上学的形式中,而越来越远离生活,走向空理空谈,最终遭到批判。

如此不断对前者的反思、批判是以“实学”的形式进行的。

因此,实学是在儒家文化中对现存思想体系和价值不满或发生动摇时,有些人站出来指责支持既存价值的学问为“虚学”或“伪学”,标榜自己的学问为“实学”而主张其正当性的一种思维方式。

纵观实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先前被标榜为实学的东西,到后来就要被人们批评为虚学或伪学而受到否定,新的实学重又被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