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然”“独立”到“新闻参战”——抗战初期范长江职业身份与新闻思想的转变

从“超然”“独立”到“新闻参战”———抗战初期范长江职业身份与新闻思想的转变樊亚平ａ　李向辉ｂ（兰州大学　ａ．新闻与传播学院；ｂ．学报编辑部，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提要：　范长江最初以“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名世。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其职业身份却迅速转变为“新闻参战者”。

与此相应，其新闻思想也由信奉“超然”“客观”“独立”的自由主义转变为强调新闻工作的宣传动员功能，强调报纸“政治性”“正确性”和“工具性”的“战时新闻学”思想。

这种思想中虽蕴含有中共新闻思想的成分，但很难确定其一定受到中共思想的影响，其这个时期的思想资源是多元的。

这个时期范长江职业身份与思想的转变主要源于其关心民族生死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热忱，建基于其对抗战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的认识，中共对其这个时期新闻思想转变的影响应是无形的。

但不可否认，范长江这个时期的新闻思想为其思想由自由主义最终转向党的思想提供了一个过渡。

关键词：　范长江；抗战；自由主义记者；战时新闻学；新闻参战者中图分类号：　Ｇ２１０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３６３７（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２６－０７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以“记者”名世的标杆式人物。

对他的研究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显学”。

然而，目前为止的范长江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作为“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在《大公报》工作时期的新闻活动和其成为我党的新闻宣传战士乃至党的新闻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后的新闻活动与思想的研究方面，对其从“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向党的宣传战士转变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抗战初期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的研究常常被忽略。

本文以抗战初期范长江新闻活动中显现出的职业身份与思想的转变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试图还原范长江从“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向党的宣传战士转变的完整历史；另一方面，希望以此管窥抗战时期热切关心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代新闻人共同的精神世界。

一、从“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到“新闻参战者”范长江的记者生涯始于其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赴西北考察时期。

此前，他一直是一个独自探寻个人出路和国家出路的“毫无凭藉的青年”［１］９３６。

“九一八”前，基于朴素的反帝爱国热情，他曾经历过为期数年的追逐革命浪潮的个人求索历程［２］４－１４。

“九一八”后，其目标虽变得十分明确了，即在抗日救亡的总目标下，探求与救亡图存有关的各种子问题，但这一切求索都是个人性的、自主的，没有隶属于任何团体和组织，也没有受到任何团体和组织的思想影响。

因此，在思想方面，这个时期的范长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这样的思想背景，加上其记者生涯以加入著名的以“四不方针”为办报宗旨的《大公报》为起点，因此就使得其在步入记者生涯之初自然而然地显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记者的身份特质。

在成为记者后的前两年里，无论是西北考察，还是塞上行；无论是西北考察中采写的众多通讯，还是塞上行中获得的诸多新闻名篇，显现出的都是其作为自由主义记者的理念与情怀。

即使在延安之行后，其对共产党已产生了极大好感甚或崇敬之情，其个人思想和作为记者的职业活动却仍是自由主义的，其新闻工作仍是在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的［３］。

这个时期的他，对自己职业身份的认定也是自由主义记者。

在《西北近影》中，他曾说：“我的职业是‘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

我们自由职业的人不反对人家有党派，但是自己不愿意有党派，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４］１５２自由主义记者的核心理念是“超然”“客观”“独６２１立”、无党无派，认为对记者来说，“只许坐而言，不许起而行；若欲起而行，则当辞去新闻记者之职务”［５］。

然而，以此身份及其理念从事记者工作两年后，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全面抗战爆发。

全面抗战的炮声激起了对抗日救亡一直望眼欲穿的范长江强烈的爱国热情，他迅速赶往抗战最前线，开始“以笔为枪”在各大战场激情飞扬地奔波、穿梭生活。

卢沟桥事变后，范长江最先赶赴卢沟桥、长辛店等前线。

在卢沟桥前线，他冒着随时会遭敌机扫射和炮击的危险，考察、采访２０多天，以亲闻亲历的第一手材料，向国人报道了卢沟桥事变实况。

７月底回上海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他被任命为通讯课主任，负责战地记者的组织协调工作。

８月中旬，他再次奔赴华北战场，先后在大同、张家口、怀来、逐鹿、太原等前线实地考察采访，１１月初回到上海。

回上海不久，上海开始大撤退，他随撤退人流经南京抵达武汉。

在武汉停留未久，１９３８年１月底２月初，他又从武汉出发，奔赴中原战场。

一直到５月中旬徐州突围为止，他一直盘桓奔走于豫南、皖西等战争最前线。

５月下旬回到武汉后，他利用一个多月时间组织力量编辑《徐州突围》一书。

成书后，又立即离开武汉赴阳新、瑞昌、南昌、长沙等地考察，直到８月中下旬才回到武汉。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范长江就像一只雄鹰，一刻不停地翱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６］。

在此期间，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战地报道７０多篇，字数将近２０万。

这些报道，或满怀激情地对相关战事进行报道，或以饱满的热情对前线将士英勇抗敌的精神进行颂赞，或对抗战带来的全国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新气象进行描绘，或对政治、军事、民众动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呈现，或对相关战役中敌我双方战术与战略意图进行分析。

这些报道，无论是颂赞、批评，还是理性分析，都显现出希望以自己的报道促进抗战的强烈目的，和渴望“以笔为枪”参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迫切愿望与诉求。

这种满怀激情的“以笔为枪”力促抗战的职业实践正是这个时期众多新闻人共同追求和强调的“新闻参战”。

在实践中“以笔为枪”，打击敌人，鼓舞军心民心的同时，这个时期的范长江在对自身职业身份认知方面也开始以一位“新闻战士”的角色要求自己。

基于对抗战之于民族解放和中国政治革新之意义的认识，他迅速完成了从强调“超然”“独立”的“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向“一手提笔，一手提枪”、戮力于战时动员的“宣传鼓动者”和“新闻参战者”转变。

作为“宣传鼓动者”和“新闻参战者”，一方面，他不辞辛苦，奔走于各抗日战场，以快速、详实、深刻的报道，报告最新战况，分析战局发展，颂赞战争中涌现的英雄行为，揭示战争中存在的问题，用切实有力的新闻报道，发挥动员民众、鼓舞民心、配合军事、促进抗日之功效；另一方面，针对抗战动员的实际需要，开始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思考新闻工作和新闻从业者在抗战时期的特殊使命与责任，强调新闻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应发挥的战斗性和应具有的工具性。

为了切实行动履行“新闻参战者”应承担的职责和使命，这个时期的范长江在报道中尤其注意研究和反映与抗战有关的各种实际问题。

如抗日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军队与民众的协同配合问题，军队内部的政治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能力与效力问题，民众的团结组织问题，军事战略战术的合理使用问题等。

用曹聚仁评价其这个时期战时通讯的话说就是，“许多人都在那儿写碰巧式的战事小品”，他却“努力于有系统的综合报道”［７］。

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能更有效地借助新闻报道来“参战”。

二、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到“战时新闻学”思想步入记者生涯并非范长江夙愿，而是其考察抗战大后方情况的问题意识催逼和引领的结果。

因此，在成为记者前，对新闻工作他并无任何认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成为记者后其新闻活动就无任何思想指导。

在决定步入记者职业之初，通过向新闻前辈主动“求教”，他迅速具备了用于指导其最初两年新闻实践的思想与理念，即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理念。

这种思想、理念主要源于胡政之。

在决定以记者身份赴西北考察后，由于“觉得这个职业关系社会太大，不是普通一个吃饭的事情”“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对得起”这个“职务”，范长江专门找同意自己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西北考察的胡政之请教。

面对他的虚心求教，胡政之将自己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书面发言内容给范长江详细讲了一遍。

胡政之所讲内容，既包括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和应承担的责任，又包括新闻工作的理念、原则，既强调了记者的使命与社会担当，又强调了业此者应具有的理念、精神、品格、修养，基本涵盖了记者职业的各方面内容。

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自由主义报人对新闻工作的认知和理念追求。

这些思想与理念，成为范长江步入记者职业最初两年里对其职业的基本认知和从７２１事记者工作的基本理念［８］。

在自由主义思想、理念指导下，范长江迅速由一名苦苦求索个人出路和国家民族出路的不闻一名的青年变成了闻名全国的自由主义记者。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职业身份由“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转向“新闻参战者”的同时，其新闻思想与理念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自由主义思想迅速完成了向“战时新闻学”思想的转变。

“战时新闻学”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新闻界兴起的普遍性的新闻思潮。

其核心理念是，“强调新闻的工具理性”，认为，在全民同仇敌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一切学理，包括新闻学在内，都要发挥其本身具有的战斗性，成为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新闻工作者必须义无反顾地放弃所崇奉的“超然”“客观”与“独立”，与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新闻如同前线战士手中的钢枪一样就是新闻工作者手中的武器，新闻传播者应该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冲锋陷阵’”［９］１，３。

范长江的“战时新闻学”思想正是这一时期兴起的“战时新闻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范长江新闻思想由自由主义向“战时新闻学”转变的最突出表现是，开始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认识和强调新闻工作对抗战的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战时新闻事业责任与使命、战时新闻工作性质与任务、战时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与要求、战时新闻自由的控制与限度等的认识、观点与看法。

在对新闻事业与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方面，范长江最主要的认识是，新闻事业是一种宣传事业，新闻工作是一种宣传工作［１］８５１－８５２，这种宣传事业是抗战大业绝对不可或缺的［１］７１７－７１８。

过去的报纸是关心时局的国人了解时局的锦上添花的工具，现在的报纸则是民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过去报纸是副食，现在报纸是主食和主粮，“必须使参加抗战的军民能有充分的文化食粮”；没有这样的“食粮”，要想应对包含极其“复杂的政治内容”和“引起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问题”的反日战争，是不可能的［１］７８４－７８６。

新闻事业如此重要，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范长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思考。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战时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修养、能力等的认识和强调。

基于对抗战时期新闻工作者面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高速度的变化”而产生的力不从心情况的认识，他对记者的思想教育、业务能力培训和记者人格修养的健全与“正确作风”的建立十分重视。

他认为，“记者不能作普通文化工作者看待，其影响于人心者太大，故新闻记者本身应有之训练，远比一般文化人要加强”［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