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当代中国政治认同

政治与社会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当代中国政治认同李清聚(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23)摘要：“四个全面”作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战略布局，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紧密关联。

当下我 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呈现积极的良性发展态势，但也面临着利益认同、制度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等方面的现实挑 战。

基于利益、制度、理念是政治认同达成的基础，必须注重以“四个全面”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认 同；以“四个全面”强化制度公正与创新，实现制度认同；以“四个全面”引领价值共识，实现价值认同，以此来不 断强化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根基。

关键词：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 -7408(2017)08 -0024 -04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单位、团体的情感和心理归属的反映。

作为联系政治体系和认同主体的纽带，政治认同与执政基础密切相关，是政治体系执政的重要支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紧密相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提升又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撑。

“四个全面”对于凝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提升政治权威、强化政治整合，提升政治认同具有重要价值。

一、现实透视：我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政治认同具有时代性，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的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1.我国公民政治认同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能得到加强和完善，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越来越丰富和规范，政治体制运作的程序性也在不断加强，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人 民群众普遍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较高的认同度。

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呈现良性和健康发展的态势。

与 此同时，政治认同也更趋于自觉与理性。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和领袖个人魅力合法性是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

但是随着时间的更替和代际的转换，年轻一代由于不是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情感的共鸣难以达成，人们逐渐放弃了这种建立在个人魅力和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上的政治认同。

改革 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认同主体的主体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积极提高自我的政治知识，自觉、理性地分析政治现象，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也日趋客观、理性。

人民整体的政治认同的能力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

2.当下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

虽然整体上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呈现积极的良性发展态势，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拥有的共同意识呈现弱化趋势，政治权威不断弱化，政治认同遭遇多方面挑战。

其一，在利益认同方面。

人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具有利益追求性，是从自我的利益出发，对政治体系做出评价、产生情感与体验的。

利益是社会一切活动的现实动因。

社会成员的利益满足程度以及政治体系处理、平衡现实利益关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不断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需要，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也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度。

首先，公民的政治功效感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强，反而不公正感存在于各个阶层中。

这是因为人们对公正的判断是以自己所做的贡献与自我得到的收益是否对等来确定的。

如果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在政治活动中的业绩没有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当代中国道德失范问题研究”（14YJC71002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G012)；河南科技大学2016年度人文社科高层次科研项目培育基金项目（2016 -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清聚（178-)，男，河南镇平人，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

政治与社会产生认同感，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之间就不能保持良性有效的互动。

结果是虽然整体社会财富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财富都有大幅度增加，但社会成员内心的不平衡感、相对剥夺感却没有减少，与此对应的是对政治体系的抱怨、不满也在增多，整体认同度不高。

其次，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断进行比较，对有价资源占有的不均衡的主观感受日益强烈，即不同利益群体普遍感受到了一种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十分强烈。

相对 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人们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也更易产生相对剥夺的主观感受。

最后，在利益认同无法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事件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事件往往以政治体系为目标，破坏政治体系的形象，削弱其执政的合法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事件从利益分化、主体权利意识强化的侧面反映了当下利益认同遭遇的挑战。

其二，在制度认同方面。

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基于政治系统正常的运作在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之间确立的规则与约束，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

故政治制度与政治认同有着天然的联系。

政治制度认同体现了社会成员对既定政治根本制度和具体政治体制的情感倾向性及行为依从性。

制度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种制度的同时，也注重制度的科学性、公正与创新。

但是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人们的制度认同。

如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人们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且制度化程度较低，致使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政治参与度较低。

诚然，当民众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其合法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实现时，就会弱化对制度权威的信赖，进而对制度制定的政治体系不信任。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变革产生了日益提高的期望，而变革的必然有限的结果却不能使这些期望得到满足。

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情可以变化，他们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轻易地把他们现实条件的基本状况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了。

”1]因而，当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感受权利、机会、结果的不公正难以克服，自我利益诉求难以实现时，作为约束与规范的政治制度的功能与权威性不断弱化，来自制度认同方面的挑战也就难以避免。

其三，在意识形态认同方面。

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具有天然的联系。

虽然人们对意识形态做了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意识形态作为政治体系深层的理念基础，能够‘‘唤起并维持个体或团体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以此为政治体系的统治寻求合法性根据。

当前，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的急剧变革，利益、价值观的多元化使思想领域的融合与冲撞不断强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呈现虚假认同或反向认同的倾向，理论认同与实践认同脱节，实用主义思想严重。

其结果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断弱化，不 能有效地引导人们的行为，不能有效地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在观念上进行合理的论证和阐释。

各种西方思潮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阵地、争夺 话语权。

主流意识形态弱化既与客观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人们的主观认知有关。

首先，立足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实践来看，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虽然这些不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不同国家客观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是人们要么认识不到，要么不了解反差出现的客观原因，从而疏远甚至否定社会主义。

其次，在以往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忽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马克思主义过多地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圈子里，与群众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且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理想境界，忽视其现实性，从而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良认识。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遭遇多元挑战。

二、生成要件：政治认同的达成基础政治认同的生成是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的产物。

其生成要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政治体系治理的有效性获得的政绩基础；二是 保证政治体系运作与社会成员遵守的制度基础；三是 个体的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主导的价值规范一致基础上达成的意识形态基础。

1.利益基础：政绩的有效性。

利益作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需求的满足，其实质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矛盾关系的反映。

政治认同作为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情感或意识上归属的反映，其实质是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反射。

主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也是以政治体系是否满足了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现实 生活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等利益问题都会影响原有认同的维系，改变原已确定的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政治体系的统治绩效即其在治国理政中的绩效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个体利益的满足度，是政治认同实现的绩效基础。

这是基于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物质利益需要从而获取认同的，是一种事实性认同资源。

虽然提高统治绩效、满 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能获得认同，但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还受其他非物质因素的制约。

单纯 的把政治认同建立在政绩的基础上会出现政绩困局。

显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物质绩效不是政绩的唯一因素，还包括为社会成员提供安全与秩序的稳定绩效和社会政治与社会成员在拥有公民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有效性的公民资格绩效。

2.制度基础：制度的公正性。

制度是政治体系制定的旨在约束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的各种规则、规范。

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问题与现代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在社会转型期，契约认同逐步代替了传统简单的认同，也使由契约而形成的制度在政治认同的养成中的地位曰益显著。

政治认同的获得总是离不开相关制度的保障。

一方面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需要遵循制度，需要制度保障其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认同主体需求的满足、利益的维护也依赖于制度的有效性。

李普塞特指出：“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3]公正有效的制度是维护认同主体利益与需求的保障，认同主体只有认可政治制度，并自愿遵守和维护政治制度时，才会产生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政治认同也才会实现。

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为认同主体提供广阔与良好的认同空间，为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提供合法性认可与支持。

制度也是良好政治秩序的维护者。

制度公正与否直接影响着制度作用的发挥。

不管是制度在制定时的本身的公正，还是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公正，都有助于克服和规范现实中道德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行为。

当然，制度公正的维护也离不开认同主体对制度的自觉创建和更新的过程。

3.理念基础：意识形态的渗透性。

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中最早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