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张京华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
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
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
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
”[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
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
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
……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
”[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
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
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
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
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
《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
’”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
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
《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
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
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
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
”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
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
其余则皆即用旧史。
”[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
”[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
……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
”[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
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
”[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
”[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后二年，孔子卒。
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
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
刘知幾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
”[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
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
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
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
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
”[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
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
”[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幾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
”[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
”《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
”刘知幾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
”[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
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
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
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
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
《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
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
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
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幾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
战国之世，其事罕闻。
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
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
……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
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
……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
”[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
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
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
’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
《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
……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
’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
’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
’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
’”[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
……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
”“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