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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飞蛾扑火终涅槃，一生荣辱毁举间本文导读：丁玲太复杂，不是一张面孔可以说清楚的。
但不可否认，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
丁玲晚年的知音、诗人牛汉说：“老太太是一个大的历史现象，她一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五四’以来历史的残酷性、复杂性都可以在她的经历中得到印证。
”瞿秋白早年对丁玲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在黑暗中”的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的未来的追逐。
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
原名蒋伟，字冰之。
父亲曾留学日本，为人豪侠仗义，常在乡间行医散药，扶贫济困。
人说其“挥金如土”。
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幸亏丁玲有一个刚毅的母亲，丁母佘曼贞虽然是个小脚太太，但他仰慕新学，自立自强，在丈夫病逝后，不顾族人反对，带着四岁的丁玲和一个遗腹子，千辛万苦辗转求学，最后取得了教师资格，和结拜姐妹向警予办学教书，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丁玲的弟弟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姨妈说：“要是冰之(丁玲的原名为蒋冰之，她改名以示与旧家庭的决裂)死了也好一点……要她女儿家又有何用呢!”这给丁玲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创伤。
她总想替代母亲心中留给弟弟的位置，怕辜负母亲的期望。
丁玲对异性的认知过程很复杂，其中既有对像父亲、舅舅那样男性的排斥心理，又有对死去弟弟的补偿心理。
外婆把丁玲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但是丁玲长大后却不愿意给表哥做媳妇，反抗无果后，丁玲写了一篇讨伐舅舅的文章，发表在《常德晚报》上，让舅舅颜面尽失。
1922年，18岁的丁玲顺利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和女友王剑虹逃婚来到上海，入读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闺蜜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她40年代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她也遭受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皆源于1933年4月她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了三年多的时间。
正是这段“可以说得清但又说不清”的历史，在此后的岁月里，让丁玲承受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不公正对待。
在1979年至1984年拨乱反正期间，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却姗姗来迟，其个中原委不外乎没有人能够证明那段历史。
其实以家父张国栋的身份和当年经历，是完全可以证明丁玲的清白的，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对家父进行询访查证。
尽管他也非常关注丁玲的情况，但以其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家父张国栋，1905年生，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1932年由调查科秘密扩编而成）情报科副科长（负实际责任），此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一步步上升为中统局（由特工总部扩编而成）的第四、五号人物。
在丁玲被囚禁的1933年至1936年间，父亲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与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科长顾建中、队长季源溥、南京区长王思诚等人不论于公于私都始终有着较深的交情。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家父记忆力惊人，1975年特赦时，对于50多年前的100多个大学同学，包括姓名、籍贯、职务以及分配去向等，仍能清晰回忆并写出。
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家父常常将丁玲在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以及自己对丁玲的仰慕及感慨，不厌其烦地向我娓娓道来。
丁玲被捕前后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
早年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个性人生，为逃“娃娃亲”，17岁的丁玲与另一女伴奔赴上海，20岁时在北平结识了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青年编辑胡也频，双双堕入爱河，后经潘汉年的指引，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丁玲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许多令读者难以忘怀的著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说出了那个时代女青年迫切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心声，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也给家父留下深刻印象。
論丁玲＜阿毛姑娘＞死亡悲劇王儷樺目次一、前言二、故事情節介紹三、環境改變的探求（一）荒涼山谷的原生環境（二）城市近郊的婚後環境（三）繁華世界的致命吸引四、周遭人物的影響（一）傳統老實的丈夫（二）引導物慾的三姐（三）有錢都市的夫妻五、心理變化的轉折（一）年輕純樸的阿毛（二）倔強苦悶的阿毛（三）不滿現狀的阿毛六、結論論丁玲＜阿毛姑娘＞死亡悲劇王儷樺*摘要＜阿毛姑娘＞原收錄在短篇小說集《黑暗中》的作品，是丁玲早年的代表作。
藉由阿毛因環境改變探求鋪陳死亡悲劇，接著以周遭人物的影響去分析阿毛承受觀念的轉折，最後回歸阿毛自身的心理變化所造成死亡悲劇的真正原因。
關鍵詞：丁玲阿毛姑娘死亡悲劇*王儷樺國立臺南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國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一、前言＜阿毛姑娘＞原收錄在短篇小說集《黑暗中》的作品，是丁玲早年的代表作。
丁玲在書寫上作者從對阿毛的心理邏輯的把握出發，結合其具體生活情狀，把她那曲折隱秘的心理活動活生生地捕捉到紙上。
簡單說來，不外乎兩點：一是丁玲自身存在著某些保守因素。
如,她在作品中總是有意無意地將精神與物質對立起來,似乎追求物質的享受就一定會使人精神墮落。
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歧視商人、輕視經濟與物質的思想有著無法割斷的淵源關係。
二是丁玲是一位「情緒型」作家，她那滾動著的激情，一旦有了突破口，便很難得到控制。
加之，她原先對都市生活期望過高，因而失望也就更大。
在這種情形下，做出片面的結論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1在台灣較少人談論到＜阿毛姑娘＞，而在大陸許多的期刊論文把＜阿毛姑娘＞當成農村女性自覺的作品。
筆者僅擬丁玲藉由阿毛因環境改變探求鋪陳死亡悲劇，接著以周遭人物的影響去分析阿毛承受觀念的轉折，最後回歸阿毛自身的心理變化所造成死亡悲劇的真正原因。
二、故事情節介紹＜阿毛姑娘＞寫的是在深山谷的十六歲少女阿毛，原本一個與父親相依為命，過著窮苦的生活，被嫁到離上海城市不遠的西湖船家，雖得到夫家的疼愛，但生活仍是清苦，也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可以接觸繁華世界的人、事、物。
浅析“梦珂”悲剧命运的成因摘要当中国新文学迈入第二个十年时，丁玲以处女作《梦珂》登上文坛。
这之后，中国文坛迎来了一位几经沉浮却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的女作家。
在《梦珂》中，丁玲通过自身的生活实践和对黑暗社会的深刻体察，塑造出一个敏感于社会黑暗现实，有追求、有理想，却又只能孤军奋斗而找不到出路的新女性形象。
本文结合丁玲的生活背景，通过对梦珂的分析来探讨“梦珂”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
关键词：丁玲《梦珂》悲剧命运五四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
1927年12月，丁玲发表了《梦珂》。
1928年，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了整个文坛，同年10月，丁玲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
1929年冬，她又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大家都知道，受到“五四”大潮影响，中国文坛上一度出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群，包括庐隐、冰心、凌叔华等人，她们的作品红极一时。
但在“五四”大潮落下之后，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高峰也显然过去了，她们有的停笔，有的出嫁，有的去世。
丁玲恰恰在这个时候闯入文坛，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血液。
很快，丁玲便取代了凌叔华、庐隐等人，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主流女作家，之后，无论她的人生经历了多少大起大落，她在文坛的地位却始终未改变。
一美好理想的破灭《梦珂》是丁玲的处女作，小说的背景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描写的是知识女性梦珂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走出家门来到上海，追寻理想却最终向现实妥协的一段生活经历。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各界的高度关注。
冯雪峰曾经评价说：“它闪耀着作者的不平凡的文艺才分，也透明地反射着那个时代新的知识少女的苦闷及其向前追求的力量。
”梦珂生活在一个旧式家庭里，父亲是退职太守，虽然母亲过世早，父亲却十分疼爱她。
这个家庭虽不是大富大贵，却也能温饱无忧。
梦珂原本在乡下家中过着安逸、温馨的生活，由于受到了“五四”精神的影响，她怀着美好的梦想走向了大城市，来到了当时年轻人无不神往的文明都市上海，希望在这里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寻到自己的理想。
首位从白区到延安的女作家
作者：
来源：《时代邮刊·上半月》2022年第03期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位侧身微笑的女战士。
她就是第一个从白区到达延安的女作家——丁玲。
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呼吁抗日救国，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特务绑架。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丁玲不曾动摇，甚至不惜以死抗爭，最终还是顽强活了下来。
1936年5月，她设法通过鲁迅联系到党组织。
同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她辗转多地，最终抵达陕北。
中央特意为丁玲举办了欢迎宴会，丁玲被安排在首席，宴会期间周恩来还为她倒水。
宴会结束后，丁玲提出想上前线。
毛泽东点头赞许：“好啊，壮志凌云，不让须眉。
”随后，丁玲怀着满腔热情投身战地生活：行军、训练、采访、写作，夜以继日。
毛泽东还亲自为丁玲写了一首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旧地名，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
瞿秋白评价丁玲：“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1922年，丁玲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入党。
“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
三三年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
”丁玲曾这样评价自己。
（摘自《延安日报》，文/白慧）。
丁玲与周扬1955年丁玲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
1970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又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镇漳头村改造，1979年才复出。
复出后在平反中遇到不少波折。
周扬等人极力阻挠丁玲的平反。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
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
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据黎辛回忆，在延安时期，丁玲对周扬印象就不好。
1942年春的一天，黎辛去丁玲处送稿、取稿，遇到欧阳山在那里聊天。
那时，周扬在窑洞外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了，丁玲答曰：“会演戏的。
”这种看法较早见诸文字的，则是在丁玲的日记和书信中。
1948年7月5日，为了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辗转来到山东胶东地区，在那里，“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有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了些他的长处。
每当这种时候，就使我为难，我得违心的说话”。
在出发以前，周扬曾挽留她“搞文艺工作委员会，意思是诚恳的，他说我走了就没有人搞，无人可搞”。
10月，辗转来到哈尔滨的丁玲却致函陈明，希望他来东北，原因之一是，“我实在不愿回去和那个人（指周扬——引者）在一起”。
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可考的资料来看，其原因当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暴露”与“歌颂”之争。
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对生活不要求全责备。
“文抗”的舒群、萧军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
据说，丁玲也参加了与这五人的讨论，最后文章发表时才划去了名字。
二是后来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
这篇小说的出版颇有波折。
丁玲首先将稿子送给周扬审查，周扬看了稿子后，认为小说有原则问题而不同意出版。
丁玲的悲剧人生丁玲晚年言行偏左。
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
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
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
”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
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
”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
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
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
”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
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
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
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
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
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
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
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
……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
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
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
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
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
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
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
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
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
请你们斟酌一下。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
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
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
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
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其他文章没有重载。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
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
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
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
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
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
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
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
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
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
’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
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
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
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
《‘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
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
……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
……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
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
两个故事如下：(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
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
反正是开玩笑嘛。
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
’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