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

家有女初长成———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金屋妆成娇侍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王琦瑶”———“上海小姐”———“李主任”———“爱丽丝公寓”———“爱丽丝公寓的告别”)线索暂且到此,杨贵妃与王琦瑶的前程开始分道扬镳,前者死了,有死后的佳话;后者活着,还得有活下去的谋求(虽然最终也不免一死)。

这都是作者赋予给她们的。

赋予之中,王安忆完全地改写了线索,开始出现整块整块的断裂层,标志着王琦瑶的不同人生,最后相关的写象也不出现在小标题里,而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只是前后顺序却乱了:揽衣推枕起徘徊———玉容寂寞泪阑干———唯将旧物表深情———临别殷勤重寄词———上穷碧落下黄泉———不见玉颜空死处———花钿委地无人收———回看血泪相和流———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循着这条线索,王安忆解构典故的用心尽收眼底,一旦我们带着它进入小说《长恨歌》,更有意想不到的结局和过程,它们是线索之外、一言难尽的东西。

在杨贵妃受宠唐玄宗,王琦瑶受宠李主任前后,王琦瑶遭遇了一连串杨贵妃遭遇不到的男人: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萨沙、老克腊。

这些精神或肉体上的遭遇,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王琦瑶作为一个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⑧的艰难和委屈。

它们是城市性的反美人陈说,确切地讲,是城市性上海的反美人陈说,恰如王安忆在《王琦瑶》一书里所表述的反英雄史诗一样的思想:“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

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

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

它是不够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

”(《长恨歌》第22～23页)这样的人间常态,杨贵妃身上也不是没有,只是白居易不懂罢了。

张爱玲就能看出来:“杨贵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岁的时候,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

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

有了钱,就有热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帝王家的富贵,天宝年间的灯节,火树银花,唐明皇与妃嫔坐在楼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楼下参拜;皇亲国戚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人向里窥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惝恍的戏台上的辉煌里,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

所以唐明皇喜欢杨贵妃,因为她于他是一个妻面不是`臣妾'。

我们看杨妃梅妃争宠的经过,杨妃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与历代宫闱的阴谋,诡秘森惨的,大不相同。

也就是这种地方,使他们亲近人生,使我们千载之下还能够亲近他们。

”⑨但是,可以走进“本埠新闻”里的杨贵妃,在《长恨歌》的诗里,依然是“爱情”和“永恒”的话语;而同样的“爱情”和“永恒”,在王琦瑶这个女人身上却消解了,它们变得不忠不诚,变成了人生,含着一些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些没有退路的尴尬,它们最后变成了一件街头传闻: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被一个不明来路的青年谋杀了。

王安忆用城市里的一件街头传闻作小说的来源,正如人们所说,“用心处其实不在故事,她更醉心于故事后面的情态。

吃着饭,说着传闻,这顿饭便吃得`有声有色'了。

触动王安忆的是这些`声'和`色',至于传闻说的是什么,她听过就忘了。

她以为,这城市实打实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声'和`色'作底子的。

于是,常常逸出故事的轨迹,径自去写这个城市,追摹着那些流淌在城市空气中,游荡在城市街道上的`声'和`色'”。

⑩这个城市首先应该是上海,因为上海的女人是最擅长制造“声”与“色”的热闹的,她们是无数个王琦瑶的名字。

如果说杨贵妃的热闹还有着一种富贵气,“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湿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和惆怅,” 11那么王琦瑶的热闹就完全是以冷清、素净、平淡中的真心,以繁华作垫底去含而不露地制造欲笑无痕、欲哭无泪的热闹的,相形之下,那短暂的繁华和风情反倒成了低调,那漫长的朴素日子才是真谛。

这样的“日子很仔细地过着。

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

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

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

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

这坚韧不是穿越急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

……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

(《长恨歌》第247页)在小人物、小日子、小目标的前提下,上海女人瓦解了史诗,重新建构了城市。

如果说在古代神话中,女人不是被男人消灭在城市之外的荒郊野岭,就是被男人埋在城市中的地基下,仅仅留下眼睛看着儿子,留下乳房哺育儿子,那么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女人已经可以凭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城市的代言人”。

12无怪乎王安忆会强调:“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

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 13上海是王安忆解构英雄美人的现代城市,“美人”在上海变成了女人,女人在上海变成了“英雄”。

仅以王琦瑶遭遇的那些男人来说,无论他们曾经怎样影响过王琦瑶的生活,日子还是靠王琦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

“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的呢。

”(《长恨歌》第195页)王琦瑶只有自己做自己的救世英雄,利用一些男人,也帮助一些男人,解脱一些男人。

李主任对王琦瑶好,可这好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走歪了路子,以致于王琦瑶一生都不得不和这条歪路作抗争。

康明逊和王琦瑶一样,都“不幸是生在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的”(《长恨歌》第191～192页),两人都是利益中人,都藏着有哀有乐的利益心,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

萨沙则完全是康明逊和王琦瑶怀的孩子的替罪羊,被王琦瑶拿来做挡箭牌。

程先生纵然再有情有意,却始终入不了王琦瑶的心,一生都有缘无分。

老克腊是王琦瑶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遭遇,但是年轻的老克腊与中年的王琦瑶就仿佛屏幕内外的人,对于老克腊来说,“那歌乐中人实是镜中月水中花,伸手便是一个空。

那似水的年月,他过桥,他渡舟,都也是个追不上。

”(《长恨歌》第379页)一切都错了位。

阿二可谓是王琦瑶遭遇中最精神化的一个,但他们的故事是属于邬桥的,不是属于上海的。

换句话说,是属于村镇的,不是属于城市的,城市的上海是以平凡写实作底子的。

只有在非城市的邬桥中,王安忆才通过阿二之口透露了一点王琦瑶佳人前世的信息。

阿二引用的那些诗句,恰是一重重的典故,又是王琦瑶的另一层比况。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的王昭君,“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所有不幸的美人图都聚集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上,王安忆借阿二点出:那桃花灿烂有一股不祥的灾祸之气。

它所引出的“大悲大恸”是王琦瑶“留给我们一丝不值的遗憾与怅惘”。

14然而这些佳人前世的信息并不是王琦瑶上海的真正实质,上海的王琦瑶是有声有色,有仇有怨有爱的,她爱的不是男人,而是上海,这一点她在邬桥的时候最明白:“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

”“上海真是叫人相思,怎么样的折腾和打击都灭不了,稍一和缓便又抬头。

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

”(《长恨歌》第144～145页)人们说王琦瑶是死于非命,为了钱财,而非爱情,一丝不值,其实是不懂王琦瑶的上海心,只有她自已在死的一刹那才明白:“鸽群就要起飞了。

鸽子从它们的巢里弹射上天空时,在她的窗帘上掠过矫健的身影。

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

”(《长恨歌》第384页)鸽子的起飞,花草的枯荣,象征着又一个上海的生命开始,她死在她深爱的上海怀里。

她死后决不会像诗歌中的杨贵妃一样去寻找她生前的男人,对于他们,她没有爱情和永恒。

男人在王琦瑶心里,只不过是和城市景观一样的性质,是“声”与“色”的一部分。

至此,我们才真正明白王安忆在小说开头写的四节内容的作用和实质。

整部小说,无论它的小标题是什么,其实都和“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有关,和上海这个城市有关,和平淡琐碎有关,和情调有关,和现代有关,和女人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和历史无关,和典故无关,和千年万代的恩情无关,和锦绣繁华无关,自然也是和唐玄宗、杨贵妃无关。

上海作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城市,王安忆已经把它视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

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趋向于上海或不趋向于上海的城市正培养着越来越多的女人,正如“城市的气息只有沉浸其中的人才能感知”、“城市的象征物就是城市景观本身一样” 15,城市中的女人也只有城市本身才懂得。

名为“长恨”,王琦瑶实际上是“无恨”的,若说“有恨”,也只能说这个城市的男人不懂得她,使她不能与这个城市生活得更加长久。

和过去的女人形象不属于城市的说法相反,王安忆用《长恨歌》说明:女人是和城市融为一体的。

并且她依靠小说《长恨歌》,让中国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的进程朝前飞行了很远。

王安忆在与王雪瑛的对话中谈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初衷:“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我已经不记得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它的。

写《长恨歌》时,开始我打算写城市的很多秘闻,采取散文化的、平均分配的写法,在最后一刻,我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那个故事,我决定就写这个人物,她就是王琦瑶。

”邬桥我认为整部小说中视角过渡得最好的就是“邬桥”一节,我这样说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叙述的声音比较一致,王安忆很好地把握了王琦瑶的视角。

“邬桥”的意义在王安忆眼里与在王琦瑶眼里是不同的;在王安忆内心,邬桥代表着怀旧、思乡,回归、沉静;但在王琦瑶内心,邬桥是一个“提醒”,带给王琦瑶的是心痛、反思、躁动、以及对上海的刻骨的思念。

正是在邬桥休养的这段日子里,王琦瑶发现了自己爱的不是男人,而是上海。

邬桥提醒了王琦瑶上海才是她的土壤,别说是做尼姑不甘心,就是生活在世外桃源嫁个好人家丰衣足食她也是不甘心的。

于是她又蠢蠢欲动,宁愿飞回上海这个伤心处。

“桥这东西是这地方最多见也最富涵义的,它有佛里面彼岸和引渡的意思”,它把王琦瑶引渡到了上海。

邬桥的阿二对王琦瑶来说是个转瞬即逝的梦想,预示这她在李主任之后再想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已不可能。

“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做着还乡的梦。

”[5]这是王安忆作为“疲惫的都市人”的感慨,但是她在“邬桥”一节里显然回避了自己“返朴”的心情,真正站在了王琦瑶的角度上,用她的心来思想。

她煞费苦心地安排了“邬桥”一节,作为王琦瑶盛极而衰的过渡,作为一颗疲惫受伤的心的歇脚处。